周二,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成為首位兩度在著名的年度活動“梅斯講座”上發表演講的人。她在演講中勾勒了一項使命,即解決“我國中期的生產力表現,并為英國建立一個以投資為導向的增長模式”。似乎覺得這還不夠含糊,她還表示這將“實現既安全又有韌性的增長”。這便是這位財政大臣被廣泛引用的經濟哲學——“安全經濟學”的核心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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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與地緣政治不安全感的根源已然明朗。這個國家對廉價進口商品的依賴,完全是靠海外借款來支撐的。英國的產業焦點過于狹窄,過度集中于少數幾個領域,尤其是“知識經濟”,這使得英國在面對全球沖擊時顯得極為脆弱。那么,財政大臣將如何嘗試打造一個更具韌性的經濟體呢?里夫斯把賭注押在了“三大舉措”上:加強與歐洲聯盟的聯系以降低物價并吸引更多海外投資;寄望于人工智能來拉動增長;以及開展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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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方案純屬天方夜譚。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就一直處于過敏性休克狀態,而財政大臣的應對之策,卻只是遞給它一條士力架。盡管里夫斯可能在言辭上變本加厲,但她的梅斯講座卻暴露了政府經濟戰略核心的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該戰略聲稱國家之所以脆弱,是因為經濟模式的失敗;另一方面,它又聲稱讓英國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徑,就是繼續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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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來說:加強與歐盟的聯系。1973年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時,對歐洲的貿易逆差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6%。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時,這一比例為2.2%。到了2024年,貿易逆差已達940億英鎊,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果一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就意味著流出經濟體的資金多于流入的資金。如果再把歐盟對英國投資所產生的資金流出計算在內,有1320億英鎊離開了英國海岸,流向了巴黎、柏林和羅馬。繼續維持這種失衡狀態,又怎能幫助經濟增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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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上押注,則是另一個誤解技術變革本質的例子。技術變革是服務于貿易的工具,而非一種獨立的戰略。眼下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各大機構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資,卻收效甚微。如果只是提供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卻要向國外的AI公司支付技術使用費,這根本無法改變任何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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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對于各個地區而言,危險在于財政部試圖將每個城市都改造成一個微縮版的倫敦,主要依賴服務出口。近二十年來,首都的經濟實力一直在衰退,如今的勞動力人均產出甚至低于金融危機前。這絕不是一個值得效仿的模式。財政權力下放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相反,它只會將刺激增長的責任,在一個運轉不靈的體系中向下推諉。與單純的投資相比,權力下放的城市需要的是一項能夠分別提升經濟各組成部分的計劃——而不僅僅是像倫敦那樣的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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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財政大臣對這一切洞若觀火。她滿懷激情地談論以投資為導向的增長,以及市場任性帶來的失敗。她無法打個響指就改變現狀。更糟糕的是,她想把國家的力量傾注于當前這個破敗的模式上,而不是向一種替代模式過渡。在世界準備迎接伊朗戰爭引發的經濟沖擊之際,英國需要的不僅僅是“穩字當頭”。而里夫斯顯然沒有提供這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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