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歷史廢墟上的文明守火人馮道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浩瀚的中國史冊中，如果論及評價最為分裂的人物，以我個人之見，馮道必定榜上有名。宋代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剝開他的“長樂老”面具，痛斥其為“廉恥節(jié)義盡喪”的喪家之犬；而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則視其為“亂世之奸雄”。但是，如果我們拂去史官的道德濾鏡，深入到那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血腥五代，馮道更像是一個在政治廢墟中閃轉騰挪的平衡大師，一個冷峻的現(xiàn)實主義者。

馮道的起點并非權力巔峰，而是一個在書堆里扎根的寒門學子。在那個武夫當?shù)馈⑺刮膾叩氐哪甏T道選擇了最難走的一條路：讀書。《宋史》一百二十七《馮道傳》對其早年的描述極其精煉：“道少好學，能屬文，不恥惡衣惡食，唯以書為事。”

這種“不恥惡衣惡食”的定力，在當時是一種極強的生存本領。他最初在燕王劉守光幕府任職。劉守光是個不僅殘暴且近乎瘋狂的割據(jù)者，當他執(zhí)意要發(fā)動一場必敗的戰(zhàn)爭時，年輕的馮道曾表現(xiàn)出儒生血性，苦口婆心地切諫。結果，他被劉守光投入大獄。

那是馮道第一次直面死亡。或許正是這段牢獄之災，讓他完成了某種性格的“基因突變”：他意識到在絕對的力量面前，剛直不阿只會加速肉體的毀滅。但他并沒有墮落為唯利是圖的小人，而是修煉出了一種極高明的“處世技術”——以私德的極簡對沖政壇的極繁。他在隨后的仕途中，始終保持著近乎清教徒的生活：分發(fā)俸祿給士卒，將搶來的女子安置后送還。這種“私德無瑕”成為了他在亂世中最好的防彈衣，讓歷任君主都覺得：這是一個可以信任的職業(yè)經理人。

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不忠”。他歷事后唐、后晉、契丹、后漢、后周，累事十君，始終穩(wěn)坐高位。在正統(tǒng)史家看來，這是“事仇”的奇恥大辱。但從馮道的視角看，政權如走馬燈，百姓卻始終是那一茬待收割的韭菜。

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時期，馮道曾有一段極富深意的論述。明宗感嘆四方豐收，馮道卻在這一片歌功頌德中潑了一盆冷水。《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馮道傳》敘述一個馮道井陘之險的道理：“臣常記昔年曾過井陘之險，云馬跼蹐，自思必墜，而不敢廢鞭策。及至平地，謂無復憂，遂至失墜。大抵居安思危，不可不戒。”

這不僅是一般對帝王的勸諫，更是他人生哲學的縮影：在動蕩的邊緣，人必須保持最高的警覺。當后晉被契丹鐵蹄踏碎，耶律德光進入汴京，準備對中原百姓展開血腥報復時，馮道表現(xiàn)出了他職業(yè)生涯中最具爭議也最慈悲的一幕。耶律德光問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低頭答道：“此時佛出世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此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六《后晉紀七》。

這句話被后世斥為諂媚至極，但這卻是典型的“馮氏救世術”。在那個屠刀高舉的瞬間，馮道通過一種心理暗示，將殺生大權從“魔鬼”引向“皇帝”的責任。這種以個人名節(jié)為祭品的交換，換取了中原漢人的一絲生機。他明白，在一個毫無契約的時代，只有讓統(tǒng)治者產生“我是主宰者”的自覺，暴力才能被約束。

馮道在政壇上的“茍活”，不僅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他有著更深層的文化自覺。在連年征戰(zhàn)中，儒家經典散落四方，文化面臨斷代的風險。馮道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政治資源，開啟了一項功在千秋的工程。

在后唐長興年間，他奏請朝廷，利用當時新興的印刷技術，對儒家經典進行大規(guī)模的規(guī)范化整理。《五代會要》卷八《經籍》中這樣記述：“（馮）道以書籍之訛謬，議刻板印九經……于是依石經文字，雕九經板。”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官方版印”工程。在那個武夫們只會擦拭橫刀的年代，馮道在權力縫隙中為書生留了一張課桌。如果說宋代文化后來能呈現(xiàn)出噴涌式的繁榮，馮道在五代廢墟中留下的這些“火種”居功至偉。他守住了文明的底線，雖然他自己的名聲已經在政壇的泥淖里滾得精光。

晚年的馮道，寫下了一篇奇文《長樂老自敘》。在這篇文章中，他像一個得勝的將軍清點戰(zhàn)利品一樣，列舉自己歷任的官職，從司徒到司空，從太傅到太師。歐陽修讀到此處，簡直出離憤怒，在《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中寫道：“（馮）道之言曰：‘為子、為弟、為臣、為師、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所謂廉恥者，不立于其身，而能從政；不立于其身，而能為人。”

歐陽修的憤怒源于對“絕對忠誠”的追求，而馮道的“自敘”其實是一種對亂世生存者的解嘲。他看透了那些所謂“明君”的底色——今天他在龍椅上，明天他可能就是死尸。與其陪這些暴力機器殉葬，不如把自己物化為一個“器物”，一個能讓行政系統(tǒng)在換主時不至于徹底崩潰的齒輪。

馮道這種“無恥”背后，藏著一種近乎冷酷的自保。他明白，只有他這個“長青樹”在，那些依托于文官體制的禮儀、法度、甚至最基礎的秩序，才不會被武將徹底踐踏。

馮道的結局充滿黑色幽默。這個圓滑了一輩子的“老狐貍”，最后竟因為一次“不識時務”的諫言而失去了圣寵。

當后周世宗柴榮——這位五代最杰出的君主，執(zhí)意要親征北漢時，已經年屆古稀的馮道站在了這位雄主的對立面。《資治通鑒》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紀》記載：柴榮意氣風發(fā)，自信滿滿地比擬唐太宗，馮道卻冷冰冰地回了一句：“陛下未可比太宗。”

這六個字，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顯露出的“固執(zhí)”。或許是因為他見過了太多的血流成河，不忍再見這個好不容易安定的局面再次卷入兵燹；或許是他覺得這位年輕人太像那些短命的武夫，試圖用最后的尊嚴去規(guī)勸某種對權力的敬畏。

結果，馮道被留在后方修葺陵墓，不久便在郁悶中去世。他死后，大宋的曙光在不遠處升起。趙匡胤建立的北宋，在某種程度上全盤接收了馮道維持了幾十年的官僚遺產。

評價馮道，不能用盛世的道德標準去丈量。在那個黑暗森林中，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卓越的才能。

馮道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官僚，一個能在污濁中保持私德清廉的偽君子（或真凡人），更是一個在暴力統(tǒng)治下默默縫補文明殘卷的工匠。他的一生，是五代這段荒誕歷史的鏡像：君主是虛妄的，領土是流動的，唯有他守護的那套文官規(guī)則和經書典籍，是支撐民族不至于淪為純粹野蠻的脊梁。

正如馮道自己所感嘆的，他不是在為某一個君主效力，他是在為“宰相”這個職位，為這個國家的延續(xù)而活著。后人可以嘲笑他膝蓋太軟，卻無法否認他在廢墟上留下的那抹名為“文明”的微光。（2026年3月19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