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養老金需要提高嗎？兼與呂德文教授商榷

最近，有關提高農村養老金的討論又火了。

昨天看到公眾號新鄉土上的一篇有關農民養老金的討論，指出了所謂提高農民養老金的“八個誤區”。這篇文章具體內容我總結一下大概是幾點，首先是大家提到的“農村養老金”一詞，顯然不是很準確。其次，農村養老更多的是子女的問題，即使提高養老金，可能也解決不了農村養老的問題。最后，提高農村養老金的呼吁可能是有人打著財政和國企收益的主意，會給財政帶來很大的負擔。

對于呂德文教授的觀點，我持保留態度，在本文我同樣有八點想和呂德文教授商榷：

1.名字叫什么不重要，重點是農民養老金是一項福利

呂德文教授稱，“農民養老金”的提法具有誤導性，但在我看來，無論稱之為“農民養老金”還是“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本質都是國家為農村老年群體提供的社會福利，換句話說，我們關注的不是這個稱謂本身，這個東西不論是叫農民養老金、農民社保、農民社會福利，這些稱謂之爭都不重要。如今農村農民的養老金水平，在現在的消費水平看來確實是比較低的，這才是大家想聚焦的問題。

2.京郊農村的調研情況，能代表總體的農民狀況嗎？

呂德文教授在文中用團隊京郊農村調研的情況，來推斷全國農民的養老現狀“不是養老金的問題”。

我們得了解一點，北京市的農村養老金標準顯然是在全國前列的，根據北京人社局的標準，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998元，也就是近千元。顯然，全國絕大多數地方的農村養老金遠遠低于這個數字。

我雖然不了解呂德文教授在京郊農村的調研情況，但是我得指出一個邏輯上的問題：養老金近千元的京郊農村老人仍然存在著互助養老的問題，不等于全國廣大地方的農民不需要提高這個養老金，哪怕提高這個標準到北京農村老人的一半，即500元。

福利水平較高的地區仍然存在問題，不等于其他福利水平較低的地區不需要這個福利。生活上的匱乏，仍然是大部分地方農村老年人面臨的問題。

3.提高農民養老金的邊際效益很高

這里我要提到邊際效益概念，邊際效應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單位投入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對于農民養老金而言，其邊際效益之所以很高，是因為農村老人的養老金低，而農村的消費也低。提高農村農民的養老金水平，每個月多兩百、三百塊錢，顯然能夠讓他們多買一些米面油，甚至買一些電子產品和其他生活消費品，這對農村老人來說，卻是生活質量的質的飛躍，也能較大地促進我們社會的消費。

相比之下，我國機關工作人員養老金水平較高，甚至比現在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的工資要高，在社保的現收現付制度下，低工資的年輕人工作支付給機關工作人員的高額養老金， 年輕人垂頭喪氣、死氣沉沉，老年人活力滿滿，這真的合理嗎？七八千、八九千每月的養老金，又能花出去多少呢？

前幾年全國養老金總體水平每年提高2%到5%，機關工作人員每年能多拿到一兩千，而農村的養老金卻也基數較低的基礎上提高相應的比例，這一點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4.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同樣有財政補貼

呂德文教授提到，所謂的“農民養老金”雖然數額較低，但基本來自財政資金；而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雖相對較高，卻并非源于財政撥款。哪個群體“占了國家便宜”？基本事實是清楚的。

這個事實是“清楚”的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事實上，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同樣離不開財政補貼的支持，只是補貼的形式和渠道與農民養老金有所不同。根據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相關報告及公開數據測算，2024年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人均財政補貼約1.65萬元/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人均財政補貼約0.38萬元/年，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主要覆蓋農民）人均財政補貼約0.24萬元/年，結合2024年全國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每人每月提高20元的政策，中央財政下達相關轉移支付約1.1萬億元。

而且，國家每年都會對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進行上調，2024年全國上調比例是上一年度的3%，調整所需資金部分也來自財政補助。

可見，城鎮退休職工養老金并非“不依賴財政撥款”，相反，其人均財政補貼遠高于農民，呂德文教授對這一基本事實的了解，顯然是有一點問題的。

5.社保基金和政府支出是兩本賬

呂德文教授提到，有些地方財政再緊張，即便延遲發放公務員工資，也不能拖欠養老金——這被視為底線問題。

這句話顯然把我們地方的一般支出的賬戶和社保基金支出的賬戶混淆了，似乎發不發養老金，是地方的決定，也是上級的恩賜。但是，發放公務員工資和養老金的發放這完全是兩碼事。

我國財政體系分為四大核心預算賬戶，一般公共預算賬戶、政府性基金預算賬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賬戶和社保基金賬戶。四大預算賬戶相互獨立、分別編制預算，公務員工資主要是來自一般公共預算賬戶，而社保基金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專款專用。

也就是說，即使公務員發不出工資，社保也同樣按時、準時發。挪用社保資金給公務員發工資，在流程和制度上就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省級財政牽頭管理，省級人社部門統籌，市縣一級只負責經辦。以前我們見到的挪用社保資金，還是當時管理較為不規范所致。

6.大家更關注的是“不公平”的問題

當前我國養老保障水平呈現明顯的差距，2024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約為6600元，企業職工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約為3400元，而城鄉居民（主要是農民）月均養老金僅約240元，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月均養老金是農民的27.5倍，企業職工也是農民的14.2倍。

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的養老金不僅有個人和單位繳費，還享受更高比例的財政補貼，甚至機關事業單位的“視同繳費”基數高達社平工資的2倍左右，而同期企業職工的視同繳費基數僅為社平工資的1倍。農民群體則長期處于保障洼地。相比于“農民道德奉獻論”，這樣的不公平感，才是公眾呼吁提高農民養老金的核心原因。

7.提高農民養老金真的會給財政帶來很大壓力嗎？

這也是我的這篇文章中最關鍵的一點，對社保的補貼資金大頭來自中央財政。讓我們簡單算一筆帳，提高70歲以上農民養老金會給財政帶來多大的負擔？

目前我國7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口約5400萬人，將70歲以上農民養老金從163元/月提高到500元/月，財政每年將增加約1577-1734億元的額外支出。新增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1.09%-1.20%，屬于可控范圍內的適度負擔。和中央財政整體的基本養老金轉移支付對比，這大概是1.25萬億元的12.6%-13.9%，新增的支出約為現有養老金轉移支付的1/8。

而目前我國的國家財政相比于美國、日本國家是要健康許多的，把7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提高養老金提高到500元，在財政上是完全可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呂德文教授在文中提到了一句話：

在經濟上行期，增加養老金確實有助于刺激消費；但在下行期，增加養老金不僅難以刺激消費，反而可能加大政府財政壓力，危及社保基金安全。

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么在經濟上行期，我們很少看到專家教授對一些地方大而無當、大上快干、大量浪費的項目高聲疾呼“財政問題”，對這些明顯浪費的財政開支進行社會監督；而在“經濟下行期”的現在，當有聲音呼吁要提高我國人民的福利水平時，“財政”這時候就出了很大的問題了呢？難道說，財政只有用在福利上的時候才會有問題嗎？

8.財政赤字是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常態，而社保基金早已入市

呂德文教授在文中稱，“如何算賬，是一個關鍵問題。有人打起了國企收益、財政赤字的主意，以此來提高養老金。權且不說是否可行，就是可行，是否到了必須要動用這些資源的時刻？”

呂德文教授的意思似乎是，用財政赤字和國企收益來提高養老金，得不償失，可能也不太可行。

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在絕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都是常態，合理的財政赤字并非“洪水猛獸”，反而能通過定向投入民生領域，補齊保障短板、拉動社會消費，進而推動經濟良性循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常通過適度財政赤字，加大對養老、醫療等民生事業的投入，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2026年我國財政政策明確為更加積極有為，這也就意味著要增加相應的赤字

至于“打國企收益的主意”這一點更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我國部分國央企的股權已經劃轉到社保基金，在2024年，還出臺了《劃轉充實社保基金國有股權及現金收益運作管理暫行辦法》規范了社保基金持有股權的管理。

多年來的國企的股票分紅，一直是社保基金的重要補充來源。這里的股票分紅，可以說完完全全是“打國企收益的主意”。這個做法既符合國企的公益屬性，也能為養老金提標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撐，不存在“是否必要”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