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戶籍與命運，時代背影下的酸甜苦辣

從1950年代起，中國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以統購統銷政策為起點，從經濟上把農民固定在農村。之后，又輔助以嚴格的戶籍管理，在制度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動。從此，中國逐步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吃“農村糧”與吃“商品糧”的人形成了兩個階層。

1950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他們臉上綻放出發自內心的笑意。他們想不到的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不得離開自己的土地。

禁錮并非一開始就有。最初幾年，城鄉之間沒有戶籍壁壘，人可以自由遷徙。1949 年城鎮人口5765 萬，到1953 年上升到7725 萬。“一五”計劃上馬后，又有一批農村人進城，成為新工人。

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戶籍制度，必須要進行人口統計。1953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為人口普查提供了契機。結果為，當時全國人口約為6.02 億，其中城鎮人口約7725 萬，農村人口約5.05 億。

第二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在城市中已經有生活基礎的人，都可以成為城市居民。

黑龍江交公糧的農民

城鎮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糧食供應出現緊張。更為重要的是，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實施重工業優先的蘇式工業化戰略。為了從農業提取積累，政府采取了統購統銷政策，驟然拉大工農業剪刀差，犧牲農民的利益來促進工業發展。農民交公糧“統購統銷”就是由政府統一分配收購上來的農產品，農民的糧食只能按照規定價格賣給國家，而不能賣給商人。從此，中國社會有了商品糧、農業糧之分。

到了1954 年，統購統銷已經不僅限于糧食，油料和棉花等也都被納入其中。

1958年，人們在南京六合縣供銷社憑布票買布。

計劃經濟體制一步步確立起來，中國進入票證時代，國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購買。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民報名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統銷”分配的依據就是戶口。政府一方面是在城市關住城門，用戶籍制度保證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一方面是在農村拴住農民的腿。通過農業集體化，把農民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

戶籍制度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具有了城鄉二元管理的特征和保證國家工業化積累的新的“納貢”功能。1958 年1 月，國家出臺了《戶口登記條例》，標志著中國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大躍進期間，工人們奮戰煉鋼。

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定型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大躍進”運動。《戶口登記條例》出臺后，并沒有發揮限制人口流動的作用。“大躍進”興起后，大量農民被招工進城。失敗后，大部分人又被壓縮回了農村，國家開始實施嚴格的戶籍制度。

此后，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費醫療、退休金，還是產假、喪葬撫恤，都成為城市居民的特權。這種因戶籍而產生的身份差別是“世襲”的，吃“農業糧”的農村人與吃“商品糧”的城市人成為兩個階層。

1969年，北京火車站，人們揮舞著毛主席語錄送知青奔赴陜北插隊落戶。

農村人口已很難在城市落戶，但城市已有人口還是太多。政府效仿蘇聯做法在1955年開始“上山下鄉”運動，讓城市里的中小學畢業生去參加農業生產。這個運動在1968年達到高潮。1973年，山東章丘縣七下鄉知青王金花和于愛菊學習《實踐錄》。她們的草帽上寫著“扎根農村干革命”字樣。

知青們奔赴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等地農墾，很多人都是背著父母毅然決然地放棄城鎮戶口，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重新落戶城鎮比登天還難。

到70年代后期，知青們通過請愿、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抗爭最為出名。

1977年11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首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要求把市鎮無戶口的人員基本動員回農村，之后又提出每年“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人口的1.5％。

戶口簿

改革開放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要在工商領域尋找新的出路。當時國家的政策思維還是在簡單的保護城市上面，對農民進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離土不離鄉”。

1984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成千上萬農村勞動力涌向沿海城市務工經商，盡管他們有機會在法律上進行登記，比如通過“自理糧戶口”和試點城鎮戶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社會福利較少的城鎮。

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前，更多的進城打工農民被稱為“盲流”。在全國的“盲流大軍”中，還夾雜著一支躲避計劃生育政策的“超生游擊隊”。

農民進城打工，必須三證齊全，即身份證、暫居證和用工證明，三者缺一不可，否則會被收容遣送。

在城市里，農民工的生活環境非常惡劣，他們常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不能按時拿到工資；他們為城市建設服務，卻被歸為“暫住人群”，沒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

除了農民工，為一紙戶口發愁的還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群。隨著高校擴招，畢業生越來越多，他們在大城市里就業、納稅，卻無法享受平等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待遇。

1994年，幾個農民工來到天安門

戶籍決定命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生過太多因戶口而命運迥異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樣的故事有關生和死。在改革開放后，因戶籍結不了婚、因為無法上戶口導致的悲慘事件時有發生。

（本文來源：時代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