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不完的份子，請不完的客：一個晚清京官的社交賬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祝敬，各一兩八錢八分。

五月，陳霖生去世，奠分二十兩——這是這一年最大的一筆。

七月，吳藹人之年伯壽分一兩，郭雨三之年伯壽分二兩。

八月，呂王兩處壽分共二兩，各位老師門包節敬六兩二錢四分。

九月，錢侖仙祖母奠分二兩。

十月，廖師壽辰送銀二兩。

根據曾國藩的《過隙影》賬本統計，這一年人情往來花了90.17兩，請客吃飯花了38.71兩。

兩項相加128.88兩。他全年工資才129.96兩。

七成工資，隨了份子。

晚清的京官，活在一張巨大的網里。

同鄉、同年、同學、同僚、座師、門生——每個人都是一條線，每條線都得維護。怎么維護？送禮。

過年要送節禮，端午要送節禮，中秋要送節禮。上司過生日要送壽禮，上司的太太過生日要送壽禮，上司的老媽過生日也要送壽禮。

朋友搬家要送賀禮，朋友升官要送賀禮，朋友去世要送奠分。朋友的老婆去世、朋友的老媽去世、朋友的祖母去世，都得送。

最不能省的，是給座師的節禮。有翰林作詩自嘲：“先裁車馬后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裁減開支，先裁車馬，后裁仆人，但座師的二兩銀子，打死也不能裁。

為什么？因為座師是你的“后臺”。得罪了座師，你在官場上就沒人說話了。

除了送禮，還要請客。

正月各部院團拜，輪值承辦，大擺宴席，延請戲班。平日同事聚餐，今天東麟堂，明天便宜坊。京官們“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數”。你不參加飯局，就不算這個圈子里的人。

每頓飯都記在賬上，每頓飯都花得不甘心。他在日記里罵自己“宴飲非吾欣，十招九不起”，可該請的還得請，該去的還得去。

因為京官的生活就是一張飯桌。今天你請別人，明天別人請你。今天你不去，明天別人就不請你。后天你有事，就沒人幫忙。

到了李慈銘這兒，當然比曾國藩更狠。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他記了二十七起紅白喜事。幾乎每天都有應酬，幾乎每天都要送禮。一個月下來，工資花光，還得借錢。

一邊哭窮，一邊消費。這是李慈銘的風格。

更絕的是，這位“窮”翰林還有另一項固定開銷：聽戲捧角。

咸豐十年，他剛進京不久，就迷上了京城的花酒戲班。同年十一月，他和幾個同鄉去拜訪當時的名妓韋娘，回來后在日記里大書特書。

后來他發現，同去的朋友里居然有個他看不順眼的人——同鄉才子趙之謙。李慈銘在日記里挖苦他：“諸毛繞涿，語音不正”，胡子拉碴官話都說不利索，還對韋娘一見鐘情，“必欲定情”。

一邊哭窮，一邊消費，一邊罵人。這是李慈銘的風格。

他在京城二十年，光是聽戲、逛青樓、請客吃飯的花費，足夠養活好幾個仆人。光緒十一年到十五年，他每年飲宴娛樂應酬費用高達數百兩。而同一時期，他弟弟在老家餓死——對，就是那個案例，咱不說了。

晚清京官自己也吐槽這種風氣。

有人在筆記里寫道：“宴飲終日，耗財耗神，然不赴則不入流。”你不參加飯局，就不算圈子里的人。

劉光第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他在《都門偶學記》中寫道：“交友之道，酒食游戲征逐者無論矣。以勢利交者，勢去則乖；以聲華交者，聲銷則敗。”在他看來，那些天天酒食征逐的，不過是勢利之交、聲華之交，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

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里記過更夸張的事。他在陜西糧道任上，給西安將軍送“三節兩壽”禮，每次銀800兩，外加表禮、水禮八色，門包40兩；給陜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1300兩；給總督三節致送，每節銀1000兩。

他幾次赴新任，送出的“別敬”動輒一萬多兩——1845年任陜西糧道花1.7萬兩，1847年任四川按察使花1.5萬兩，1849年任貴州布政使花1.1萬兩，1850年調任河南布政使又花1.2-1.3萬兩。這些錢從哪來？只能從地方搜刮。羊毛出在羊身上。

馮桂芬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小京官，莫不仰給于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京官奢靡生活的背后，是地方官的血汗錢。

為什么沒人敢改革？因為飯局從來不是飯局，飯局是關系網。你坐在東麟堂的包間里，夾一筷子菜，喝一杯酒，不是為了吃飽，是為了讓人看見——我來了，我合群，我是圈子里的，我被人需要。

道光皇帝深知這種風氣的危害，但整頓幾次都以失敗告終。因為這套規矩已經根深蒂固，動不了。

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升任禮部右侍郎。

這一年，他終于可以少請點客了。不是不想請，是沒人敢讓他請。侍郎的飯局，一般人夠不上。

賬本里，請客那一欄，終于空了。

但他知道，這不是因為社交少了，是因為身份變了。侍郎的社交，不用自己掏錢。再說別人送的冰敬炭敬也多了，一年加起來幾百兩，足夠應付所有應酬。

李慈銘沒等到這一天。他五十二歲中進士，做京官二十年，其實早就過上了“奢靡”的日子。他光緒十三年收入2061兩，是工資的15倍，但依然年年虧空。因為他聽戲、捧角、請客、買歡，錢永遠不夠花。

可這位年年入不敷出的“窮京官”，嘴上一刻也不饒人。他一邊收著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一邊在日記里罵地方官“貪鄙無恥”；一邊天天上館子聽戲，一邊罵同僚“不學無行”。

趙之謙被他罵成“我邑妄人”，翁同龢被他暗諷“庸碌無能”，李鴻章這樣提攜過他的人，也逃不過他的冷嘲熱諷。仿佛全天下就他一個清官，就他一個人受了委屈，別人都不配做官。

同樣是京官，一個把賬本記成了日記，一個把日記記成了賬本。曾國藩的賬本上，請客那一欄空了；李慈銘的日記里，罵人那一頁滿了。

賬本空的時候，人上去了。日記滿的時候，人還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