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謠言，照出中美AI巨頭安全協同的“溫差”

17日，一則所謂“七部門聯合發(fā)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三年行動計劃》”的消息被證實為虛假信息。

工業(yè)和信息化部等部門從未發(fā)布過該文件，官方辟謠平臺提醒公眾不信謠不傳謠。

不過，這條謠言能傳開，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AI技術狂飆突進，深度偽造、智能詐騙、數據泄露等風險接踵而至，公眾期待強有力的治理框架，更期待掌握核心技術的巨頭企業(yè)能夠聯手應對。

七部門聯動的傳聞之所以迅速傳播，恰恰因為這種跨部門、跨企業(yè)的協同機制，符合人們對系統(tǒng)性風險需要系統(tǒng)性解決方案的直覺。

無獨有偶，就在辟謠消息發(fā)布的前后，大洋彼岸的八家美國科技巨頭——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Meta、OpenAI等，在聯合國全球欺詐峰會上簽署了一份《反網絡詐騙服務協議》，承諾共享有關詐騙者濫用其服務的威脅情報，跨平臺協作打擊欺詐行為。

一邊是公眾期待“七部門聯手”的謠言得以廣泛傳播，一邊是硅谷巨頭們正在搭建跨企業(yè)的情報共享橋梁。

兩相對照，中美兩國科技巨頭在AI安全領域的協作姿態(tài)，形成耐人尋味的反差。

企業(yè)天生是要競爭的，這沒錯。

市場經濟的活力正源于企業(yè)之間的優(yōu)勝劣汰、此消彼長。

但在某些議題上，競爭的邏輯需要讓位于合作的必要。

網絡安全、反欺詐、AI治理，恰恰屬于這樣的領域。

一個騙子不會只盯著一家平臺，深度偽造視頻不會只在單一渠道傳播，一種新型詐騙手法很可能在不同App之間快速復制。

如果企業(yè)各自為戰(zhàn)，每個平臺都只能看到威脅的碎片，而攻擊者卻擁有全局視角。

如此信息不對稱，對防守方極為不利。

正因如此，早在多年前，全球科技行業(yè)就已經開始探索“競合”的邊界：在商業(yè)上寸土必爭，在安全上互通有無。

把中美兩國科技巨頭的合作實踐放在一起看，會發(fā)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這些年來，美國企業(yè)的協作往往呈現“企業(yè)主導、標準驅動”的特征。

以網絡威脅情報共享聯盟為例，Palo Alto Networks、Fortinet、Cisco等安全廠商及科技巨頭每月共享超過1000萬個威脅情報觀察指標，采用STIX 2.1國際標準格式共享惡意文件、域名、IP地址等數據，并建立價值算法獎勵高質量情報共享。

這種協作不依賴政府指令，而是基于共同的技術語言和互信機制。

2024年2月，亞馬遜、谷歌、IBM、TikTok等20家科技公司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聯合宣布打擊深度偽造信息，提出平臺或產品解決方案以檢測和防止欺騙性AI生成內容。

最新的反網絡詐騙服務協議更進一步，明確了簽署方如何跨平臺協作打擊詐騙者，推動行業(yè)與各國政府、執(zhí)法部門形成合力。

該機制的核心是Google的全球信號交換平臺，參與公司向該平臺輸入并從中提取數據，從而獲得任何單一平臺都無法獨自構建的威脅行為者視圖。

谷歌旗下公益基金為此提供了1500萬美元資助。

中國企業(yè)的協作則呈現出另一種面貌，可以概括為“政府指導、聯盟運作”。

2013年，在公安部指導下，阿里巴巴聯合騰訊、百度、新浪、盛大、網易、亞馬遜中國等21家互聯網企業(yè)成立互聯網反欺詐委員會，形成電子商務生態(tài)圈“聯防聯打”戰(zhàn)略合作框架，啟動統(tǒng)一用戶安全模型機制，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明確信息發(fā)布、溝通、交易、支付四大環(huán)節(jié)的聯防聯打權利義務。

同年末，騰訊聯合深圳警方發(fā)起天下無賊反信息詐騙聯盟，后續(xù)包括京東、VISA、銀聯、百度、阿里巴巴等120余家單位加入，建立行業(yè)統(tǒng)一標準的信息詐騙數據庫。

2016年，北京網安與360公司聯合發(fā)起獵網聯盟，首批25家互聯網企業(yè)包括百度、京東、網易、新浪微博、搜狐、搜狗等，360將網民舉報的詐騙數據、識別的釣魚網站和欺詐電話數據實時同步分享給聯盟成員，聯盟企業(yè)發(fā)現的詐騙線索同步推送給獵網平臺，警方通過后臺系統(tǒng)實時跟蹤處置進度。

成立一年累計收集網絡詐騙舉報15萬起，協助偵破60余起詐騙案件。

“警企民”聯動的模式，執(zhí)行效率高、落地見效快，但往往依賴于公安機關的協調與監(jiān)督考核。

兩種模式各有各的道理，無可厚非。

但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正在到來的AI時代，一個隱憂開始浮現：在AI安全這個最需要跨企業(yè)深度合作的領域，中國巨頭之間似乎缺乏彼此開放、主動協作的意愿。

近年來，國內科技企業(yè)在AI研發(fā)上投入巨大，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義千問、騰訊混元、字節(jié)豆包等大模型相繼面世，技術能力快速逼近國際領先水平。

但在安全治理層面，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單點突破：阿里與清華大學啟動為期五年的智能體與多模態(tài)安全產學研合作，聚焦AI用戶在真實應用場景中面臨的核心安全挑戰(zhàn)；百度建立內容異常識別系統(tǒng)，對用戶提問觸發(fā)敏感語義自動降權處理；字節(jié)跳動旗下豆包實施三級審查機制，每日攔截可疑請求超過18萬條。

巨頭們的種種努力值得肯定，但它們都是“各自為戰(zhàn)”。

一家平臺發(fā)現的詐騙線索，另一家平臺可能渾然不覺；一種針對大模型的攻擊手法在A平臺被攔截，B平臺或許還在承受同樣的攻擊。

如此局面的形成，背后有客觀原因。

國內企業(yè)的安全協作長期以來依賴政府部門的組織協調，企業(yè)之間缺乏直接建立信任通道的傳統(tǒng)和機制。

在反欺詐聯盟、獵網聯盟等既有協作平臺中，數據流向往往是“企業(yè)-警方-企業(yè)”的間接模式，而非企業(yè)之間的直接共享。

其模式有其合規(guī)上的審慎考量，但也帶來了效率損耗：情報需要經過中轉、清洗、脫敏，難以實現實時同步。

而在AI安全領域，威脅的演化速度是以小時甚至分鐘計算的，遲滯一步，可能就是成千上萬用戶遭受損失。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長期所形成的競爭邏輯對合作空間的擠壓。

互聯網時代的流量爭奪、數據割據，塑造了巨頭之間戒備森嚴的護城河。

如果不是工信部的強力干預，BAT的互聯互通至今恐怕還是一個夢。

AI時代，數據重要性讓位于算力與算法，但路徑依賴仍在，今天的AI賽道，巨頭們都在爭分奪秒地跑馬圈地。

大模型被視為下一代操作系統(tǒng)的核心入口，誰掌握了模型能力，誰就有可能定義下一個時代的用戶交互方式。

在贏家通吃的預期下，企業(yè)對核心數據、核心技術、核心能力的開放共享天然持審慎態(tài)度。

安全情報共享，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暴露自己的短板、披露自己遭受的攻擊，這些信息如果被競爭對手掌握，會不會被另作他用？

上述顧慮并非杞人人天，但它恰恰說明，國內企業(yè)之間尚未建立起足夠成熟的互信機制和安全共享的游戲規(guī)則。

“墻”的存在，不光是產業(yè)層面的問題，更指向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差距。

李開復在談到中美AI發(fā)展路徑時指出，美國企業(yè)以豪賭式投入押注通用人工智能的終極勝利，中國企業(yè)則憑借開源模式和應用場景走出“協同進化”之路。

但他同時強調，在基礎大模型領域，美國仍處于領先地位，中國保持三到六個月的差距。

這一差距不僅體現在模型參數和訓練效率上，更體現在生態(tài)協同能力上。

蘭德公司的分析更為明確地指出：美國的真正優(yōu)勢不在于模型更聰明，而在于制度的可持續(xù)性與生態(tài)的開放性。

美國依托基礎生態(tài)主導全球AI軟件標準，憑借長期積累的開源生態(tài)、企業(yè)級AI解決方案以及大模型技術的前沿探索，在AI基礎模型、API服務、SaaS集成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OpenAI構建完整API生態(tài)系統(tǒng)，Google Cloud AI Platform整合全棧AI服務，Microsoft將GPT能力深度集成到Azure云服務，形成從芯片到算法、從平臺到應用的完整技術生態(tài)，成為全球大模型開發(fā)的“基準模板”。

在AI安全治理的國際話語權博弈中，生態(tài)優(yōu)勢更為凸顯。

2025年，美國借助經合組織、七國集團與美歐科技理事會推動“可信AI”框架的全球簽署，該框架涵蓋算法可解釋性、數據透明度、模型可追溯性與責任分擔機制，截至2025年4月已有42個國家正式采納。

OpenAI與微軟、谷歌等公司參與制定的“國際模型透明度評估協議”，成為多個國家引入AI審查機制的模板基礎。

中國雖然在聯合國平臺上提出“全球AI發(fā)展倡議”，并與金磚國家啟動"AI倫理合作沙箱”，但其影響力仍相對集中在亞非國家。

在應對AI風險方面，美日歐三方已于2025年3月啟動“跨境紅隊協同計劃”，建立模型交叉攻擊共享庫用以測試系統(tǒng)脆弱性，而中國仍以國家內部管控為主，未建立跨國模型評估通用接口。

如此，可能會限制中國AI治理模式的國際吸引力。

AI安全能力正在成為全球市場準入的隱性門檻。

歐盟AI法案、美國AI行政令，均將安全治理水平作為監(jiān)管重點，缺乏國際互認的安全認證，意味著出海受阻。

美國巨頭通過協作構建的安全生態(tài)，逐步形成對外排斥的"護城河"，國內巨頭若繼續(xù)各自為戰(zhàn)，將在全球規(guī)則制定中喪失話語權。

打破這堵墻，需要意識上的覺醒，也需要機制上的創(chuàng)新。

國內企業(yè)在反欺詐、網絡安全等領域并非沒有協作經驗。

互聯網反欺詐委員會運行多年，天下無賊聯盟積累了大量數據共享的實踐，獵網聯盟證明過“企業(yè)-警方”聯動的有效性。

以上經驗完全可以為AI時代的深度合作提供基礎。

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將這些曾經成功的模式升級迭代，從“政府驅動”轉向“政企共治”，從“事后處置”轉向“實時共享”，由“有限參與”升級為“全面覆蓋”。

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一套企業(yè)之間可以直接互信的規(guī)則體系，讓安全情報的共享變得可預期、可控制、可持續(xù)。

拆掉"墻"，需要巨頭們動起來。

制度層面，可參考新加坡模式，由政府搭建對話平臺，但由企業(yè)自主協商技術標準與協作規(guī)則，避免行政過度介入導致的市場扭曲。

觀念層面，需重新定義競爭邊界：在應用層、商業(yè)層，競爭應充分甚至激烈；在安全層、倫理層，協作應成為默認選項。

八家美國巨頭的協議中，Match Group與Meta在社交領域激烈競爭，OpenAI與谷歌在AI模型領域針鋒相對，但在打擊詐騙議題上，彼此開放。

這種"競合"智慧，值得借鑒。

AI安全的協作，亦是中美產業(yè)競爭的縮影。

美國企業(yè)已通過協作機制，開始輸出安全標準、塑造全球規(guī)則。

國內巨頭若繼續(xù)困于"墻"內，失去的將不僅是技術領先性，更是產業(yè)主導權。

打破"墻"的時機，不在政策文件發(fā)布之日，而在企業(yè)主動伸出手的那一刻。

謠言已破，期待未減。

AI安全需要拆掉那堵"墻"，是時候了。

橋的那一頭，是一個更安全的AI未來，也是中國AI產業(yè)真正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那一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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