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賈尼遭襲,國內輿論相當分裂,
文/葉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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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空襲斬首哈梅內伊、轟炸拉里賈尼,這場震動全球的軍事行動,像一顆投入輿論場的巨石,激起的不是漣漪,而是兩股截然對立的巨浪。一派高呼“國際法不容踐踏”,痛斥這是對主權的侵略;另一派則揮舞“解放伊朗人民”的旗幟,將斬首行動視為新時代戰爭的“破局之刃”。兩派人馬在社交媒體上廝殺,在飯桌上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有人因此斷交——可若跳出立場,細看雙方論據,會發現這場爭論里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被情緒放大的認知差異。
一、國際法派:主權是底線,戰爭不能突破文明邊界
國際法派的憤怒,源于對現代國際秩序核心原則的捍衛。他們搬出《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美以直接刺殺一國最高領導人,本質是對國家主權的“降維打擊”——哈梅內伊不僅是伊朗的政治象征,更是國家決策體系的核心樞紐,他的死亡意味著伊朗政治結構的系統性震蕩。這種行為,與古代戰爭中“斬首敵國君主”無異,但現代國際法早已將此類行為定性為非法:1981年美國里根政府曾通過行政令禁止聯邦雇員參與刺殺,2020年美軍刺殺蘇萊曼尼時,國際法專家已普遍質疑其合法性,如今對哈梅內伊的行動,不過是將爭議推向了更極端的高峰。
更讓國際法派痛心的是,美以的行動直接沖擊了戰爭法中的“區分原則”與“比例原則”。據伊朗官方通報,空襲波及法爾斯省體育館、東阿塞拜疆省學校等民用設施,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其中20名女排球員的死亡畫面在社交媒體瘋傳,刺痛了全球輿論。國際法明確要求軍事行動需區分軍事目標與平民,且造成的附帶損害不得與預期軍事優勢“不成比例”,而美以的“無差別轟炸”顯然越過了這條紅線。中方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發言極具代表性:“武裝沖突中保護平民的紅線不能突破,無差別使用武力的行為不可接受。”這種立場,本質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堅守——若任由強國以“解放”為名隨意刺殺他國領導人、轟炸平民,國際秩序將退化為“叢林法則”,弱國將永無安寧。
二、斬首行動派:舊秩序已死,新時代需要“破局者”
斬首行動派的邏輯,則建立在對傳統戰爭模式的顛覆性認知上。他們認為,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兩軍對壘”的線性對抗,而是非對稱、去中心化的復合博弈。伊朗通過“抵抗軸心”(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等)構建的代理網絡,讓美以陷入“打不完、耗不起”的泥潭;其核計劃更是懸在中東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大規模地面戰爭或經濟制裁已失效,唯有通過精準斬首摧毀敵方決策中樞,才能打破僵局。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宣稱“追殺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正是這種思維的延續——他們試圖通過“擊殺關鍵節點”瓦解整個系統的運轉,將戰爭從“消耗戰”轉為“外科手術”。
更讓斬首行動派振奮的是,他們看到了“技術賦能戰爭”的可能性。美以此次行動依賴的,是“林肯”號與“福特”號雙航母打擊群、偵察衛星、無人機與電子監聽設備構成的“全域監控網”,配合摩薩德與CIA的深度情報合作,實現了對哈梅內伊行蹤的“實時追蹤”。這種技術優勢,讓“斬首”從高風險行動變為可復制的戰術模板——若能通過幾次成功案例震懾對手,或許能避免更大規模的戰爭。他們甚至將此與“歷史進步”掛鉤:就像核武器終結了大規模地面戰爭,斬首行動或許能成為終結“代理人戰爭”的新工具,用最小代價實現戰略目標。
三、對立背后:情緒放大認知,但真相需要共情
兩派的爭論,本質是“秩序維護者”與“變革推動者”的碰撞。國際法派守護的是二戰后建立的、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他們害怕任何突破底線的行為都會引發連鎖反應——若美以刺殺哈梅內伊被默許,未來是否會有國家刺殺特朗普?是否會有強國以“反恐”為名轟炸紐約?這種“滑坡謬誤”雖極端,卻反映了他們對秩序崩潰的深層恐懼。而斬首行動派看到的,是舊秩序在應對非傳統威脅時的無力感:伊朗通過宗教凝聚力與地緣滲透,讓美以的“遏制戰略”失效;其核計劃更是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公然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守舊”等于坐以待斃,唯有“破局”才能自保。
但兩派都忽略了:戰爭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劇場。哈梅內伊之死,對伊朗是“民族創傷”,卻也可能成為政權內部強硬派上位的契機——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的政策比其父更激進,伊朗的報復行動已波及霍爾木茲海峽(全球20%石油運輸通道),導致國際油價飆升,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因此上升。美以的“精準斬首”,最終可能讓全球為他們的行動買單。同樣,國際法派的“道德譴責”,雖能贏得輿論支持,卻無法阻止伊朗加速核研發——當生存受到威脅時,任何國家都會選擇“先擁有核武器,再談談判”。
四、放下立場,好好掙錢:戰爭是政客的游戲,生活是普通人的戰場
兩派爭論得越激烈,越暴露了一個殘酷真相:我們不過是這場大國博弈的“背景板”。美以的決策者坐在五角大樓的會議室里,用衛星圖像和情報分析制定戰略;伊朗的領導層躲在地堡中,通過加密通訊指揮反擊。他們的每一個選擇,都關乎國家命運,卻與普通人的生活無關——我們關心的,是油價會不會漲、工資夠不夠花、孩子能不能安心上學。
所以,何必為“國際法”或“斬首行動”爭得面紅耳赤?前者是政客維護秩序的工具,后者是他們突破困境的手段,本質都是權力游戲。我們該做的,是在這場博弈的縫隙中,守住自己的生活:油價漲了,就少開兩天車;工資不夠,就多學門技能;孩子上學擔心安全,就多關注社區動態。歷史早已證明,普通人的命運從不由戰爭決定,而由自己的選擇塑造——就像那些在戰火中堅持開店的德黑蘭小商販,就像在空襲警報中繼續授課的伊朗教師,他們沒有立場,只有生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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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的空襲會結束,伊朗的報復會平息,但生活永遠繼續。兩派的朋友,與其在鍵盤上廝殺,不如關掉手機,去陪家人吃頓飯——畢竟,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里,能把握的,只有眼前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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