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巍：和平時期的兵法守望—評《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語錄導讀》

2025年5月，同濟大學中文系劉強教授所著《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語錄〉導讀》（以下簡稱《大儒兵法》）一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正式出版。筆者獲贈一冊，得以先睹為快。

《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語錄〉導讀》

該書以近代愛國名將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為核心，深度解析中國古代儒家與兵家的內(nèi)在關系，全面論析晚清名臣曾國藩、胡林翼二人的的軍事思想，尤其是治軍方略、領導智慧乃至戰(zhàn)爭倫理，鞭辟入里，令人擊節(jié)贊嘆。

此書不僅很好地凸顯了曾、胡二公治兵語錄的精華，更通過其導讀、注釋、今譯、附錄等幾大板塊，多維觀照，使這部著名的中國古代兵書重新煥發(fā)出和平時代的生機，允為一部兼具學術價值與文化普及意義的佳作。該書之特色，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結(jié)構(gòu)嚴謹，內(nèi)容豐富。

僅從目錄上就可以看出運思布局之匠心，先是自序、初版序、梁啟超序、蔡鍔序、增補語錄序凡五篇，接著是正文主題內(nèi)容，最后是附錄，即“曾國藩治兵語錄輯補”凡五類。可以說，此書基本上把與《曾胡治兵語錄》有關的最重要的資料都囊括其中了。

本書主體部分依《孫子兵法》例分十三章，每章均設有導讀部分，對該章主旨進行簡要解析，使讀者能夠迅速把握核心要點。如第一章《將才》導讀說，“曾國藩、胡林翼皆為儒將，飽讀經(jīng)籍兵書，其軍事思想與孫子一脈相承”，自是公允之論。

《孫子兵法》

第十三章《治心》導讀稱：“以‘治心’冠名，恰與‘治兵’遙相呼應，以彰顯蔣某‘治心即為治兵之本’，治兵先需治心之宗旨。”也是比較精辟的概述和總結(jié)。

可以說，該書的每一章最前面的導讀，都值得讀者仔細研讀，不可等閑觀之。導讀后的原文分段出現(xiàn)，注釋疑難詞匯，包括某些生僻字的注音都很細致的做了標注，例如弁、駑駘、阨、蠲、齟齬、忮等，都逐一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這種處理，對于我國的普通讀者來說，比較具有實用性，幫助廣大讀者掃除了古今語言的障礙。

此外，劉強教授還對原著的文言進行了準確、流暢的現(xiàn)代白話文翻譯，有助于讀者結(jié)合原文一起對讀，從加深對這部兵書的理解。

比如，第一章《將才》的導讀中明確指出了曾國藩、胡林翼對于將領選拔的標準，即：“好的將帥，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這不僅是對該兵書內(nèi)容的概括，也為和平年代軍官的選拔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曾國藩畫像

二是思想深邃，見解獨到。

《大儒兵法》不僅是一部對古代軍事著作的導讀書，更是一部新時代深刻闡釋儒家與兵家內(nèi)在關系的思想之作。

該書自序《法自儒家有》、初版序《世上再無曾國藩》二文，篇幅宏大，足有五十六頁之多，可以視為作者的兩篇學術論文。

在新版自序中，劉強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國兵家思想的源頭之一，“軍禮”“慎戰(zhàn)”“足兵”與“義戰(zhàn)”等大抵體現(xiàn)了儒家對戰(zhàn)爭秉持的一種相對理性的態(tài)度，清代進士出身的曾國藩、胡林翼的軍事思想與儒家經(jīng)典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此論雖和“新子學”的一些學者不完全一致，但也從側(cè)面揭示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與諸子的根源所在，為當代讀者理解曾國藩、胡林翼及蔡鍔等人的兵學思想提供了全新的視野。

曾國藩致胡林翼信札

作者還認為，道家老子、莊子、鹖冠子、龐煖等人，強調(diào)“兵者不詳”“以奇用兵”，認為戰(zhàn)爭和軍事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這和戰(zhàn)國末期的兵家觀點也存在內(nèi)在的相通之處。而在對《尚志》《誠實》《勇毅》《仁愛》等不同章節(jié)的深入解讀中，曾、胡二人對于軍人修養(yǎng)和素質(zhì)的高度重視也呼之欲出。

如第三章《尚志》就說：“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guī)，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趨矣。”強調(diào)了志向高遠與否，對于一個人成就事業(yè)的重要性，進而指出軍人更應立志高遠、淡泊名利，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這種思想，與當代對軍人信念堅定、忠誠擔當?shù)囊蟛恢\而合。

三是針對現(xiàn)實，指導性強。

《大儒兵法》不僅具有深厚的哲學思想底蘊，同時也具有很強的應用價值。作者結(jié)合新時代軍隊建設的實際，對曾、胡二人的治軍方略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揮。

《曾國藩全集》

在第二章《用人》中，通過分析曾國藩知人善任的實例，提出了現(xiàn)代軍隊在人才選拔和培養(yǎng)方面應遵循的原則和方法，贊同“先求將而后選兵”，并明確指出，自古“人才難得”，知人、察人、識人、用人，適成一個具體而微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系統(tǒng)，發(fā)揮著治國安邦、經(jīng)世致用的重大作用。

又如第六章《嚴明》中，作者寫到：“嚴明”是指賞罰嚴肅而公正，治理軍隊除了要有精兵強將，還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軍紀軍規(guī)，功賞罪罰，一絲不茍。

不僅如此，還要立法者能夠以身作則，這樣才能令行禁止，事半功倍。曾國藩說：“立法不難，行法為難。”

該書第九章《勤勞》的導讀亦頗有可觀，作者剖析了勤勞和治軍的關系，認為提高軍隊戰(zhàn)斗力的唯一法寶不是別的，而是勤苦訓練。曾國藩曰：“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

《曾國藩年譜長編》

故在這一章末尾，蔡鍔特加按語曰：“習勞忍苦，為治軍之第一要義。而馭兵之道，亦以使之勞苦為不二法門。”這些思想，從和平時代的軍事管理智慧來看，指導性似乎更為突出。

四是血性為核，彰顯軍人精神。

在新時代背景下，軍人精神的培養(yǎng)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一環(huán)。《大儒兵法》一書，通過深入解析曾國藩、胡林翼的軍事思想，為新時代軍人精神的內(nèi)核研究注入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能量。其中，“有血性”作為軍人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強調(diào)和關注。

本書開篇就引錄曾國藩的名言：“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勇深沉、文經(jīng)武緯之才。大抵有忠勇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勇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接著又輯錄胡林翼論將才之語：“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這和新時代我國軍人的“四有”若合符節(jié)，或可視為新時代“四有”軍人精神的歷史文化來源之一。

《胡林翼集》

曾、胡二人對于“勇毅”精神十分推崇。儒家認為勇必合乎義，勇必輔以謀，勇必成乎毅。曾、胡二人皆為儒將，在重視培養(yǎng)將士勇敢的同時，尤其注重剛毅、堅韌品格和吃苦精神的鍛煉。

曾國藩認為，治兵打仗，“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一名優(yōu)秀的軍人，在戰(zhàn)場上既要敢冒險，又要有毅力，小心謹慎，竭盡全力以赴使命。書中所強調(diào)的軍人要有不怕死、敢于勝利的品質(zhì)，在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英勇頑強、有必勝的信心。

這種精神，正是新時代軍人所必備的“有血性”之體現(xiàn)。放眼當今世界，我們在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huán)境時，如何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在血與火的考驗中錘煉本領，鑄就英勇文明之師，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課題。

總之，《大儒兵法》既是一部解讀中國古代兵學的學術著作，也是一部融入了新時代文化精神的普及讀物。在研究和分析曾國藩、胡林翼軍事思想的同時，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代名將蔡鍔的軍事思想，為今天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提供啟發(fā)和助力。蔡鍔是曾、胡二人軍事思想的整理者和弘揚者，也是今日軍人學習的榜樣。

正如《梁啟超序》所言：“世知松坡之事功，讀此書，可以知其事功所由來矣。”上個世紀，蔡鍔振臂一呼，應者云從，成為拱衛(wèi)神州共和的一代名將。

《蔡鍔集》

今天，生在和平時代的我們，亦當守望源遠流長的兵法智慧，靜下心來研讀蔡鍔輯錄的《曾胡治兵語錄》這部名著，或能承先賢之教，克己治心，能立能達，不怨不尤，庶幾可傳承中華優(yōu)秀兵學文化，相期莫負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