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三月的湘江，水是冷的。二十六歲的孫同學沉下去的時候，大約是覺得暖和了罷。聯合調查組的牌子已經掛了出來，白底黑字，端的是威嚴莊重。這牌子若不能刻在恥辱柱上，若不能讓那些“為人師表”的衣冠禽獸感到羞恥，那也不過是塊遮羞的布。
這十七個月里，谷導師在做什么？安排著藥企的私活，驅使著學生做著PPT與課題，連省級項目的審核都壓在一個規培生的肩上。學生在白夜班的疲憊中掙扎，電話鈴聲便是催命的符咒。帶教曾某明加入進來，兩頭夾擊，如同“混合雙打”，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往死路上逼。當她終于承受不住，跳樓求死，竟未遂。這“未遂”卻成了她的罪證。系統沒有給她半點溫情，反倒將她送入精神科，貼上“瘋子”的標簽。
從此，她便不是受迫害的學生，而是“有病”的瘋子。出院后等待她的，不是撫慰，而是審問、保證書、免責書。那句“別人沒事，你為什么有事”，何其耳熟！這是吃人的筵席上，食客們最得意的辯詞。他們用這個標簽，否定了她此前所有的控訴。她若要證明自己“正常”，便要吞下所有的委屈；她若堅持申訴，便是病情復發。導師一句“再鬧一次，別想從精神病院出來”，便如緊箍咒一般，將她最后一點求生的念想也勒斷了。
她終于在遺書中寫道：“我想作為一個正常人死去。”這話說得令人心碎，也令人心寒。一個被逼至絕境的人，最后的愿望竟只是“正常”二字。這“正常”，是對抗了所有不公后，唯一能抓住的尊嚴。她熱愛神經病學，卻不后悔選了這門學問，只后悔選了谷某人做導師。這悔恨，是她對這個荒誕現實最后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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