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韓先楚的老班長，開國中將陳先瑞的傳奇經歷

在我所閱讀過的開國將領寫的回憶錄里面，開國中將陳先瑞所撰寫的《陳先瑞回憶錄》毫無疑問質量當屬上乘，原因無他，就是兩個字“真實”，不溢美，不隱惡，秉筆直書，沒有那么多的“藝術虛構”。

陳先瑞是安徽金寨人，是從鄂豫皖蘇區的紅25軍走出來的一位開國中將，他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情，是紅軍時期曾經擔任鄂東北道委特務4大隊1分隊1班的班長。雖然這個班包括陳先瑞在內一共只有9個人，手下的戰士里面卻出了兩位日后的開國上將韓先楚和劉震。

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就連當時的不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不清楚。

一次中央會議結束后，韓先楚、劉震和陳先瑞一同去看望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總書記十分健談，聊著聊著問起三人，你們怎么想著一塊來啊。三人相視一笑，說起紅軍時期曾經同在一個班生活戰斗的歷史。總書記聽后連連驚嘆：“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像你們三人這樣當兵在一個班出來的，現在又都是我軍高級將領的情況確實不多，可以寫一部小說，也可以作一篇大文章。”

陳先瑞從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回國之后，就到劉伯承任校長的南京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大概是學習壓力太大，學得太刻苦了，陳先瑞在學習快結束的時候，身體出了些狀況，被送進了華東醫院，先是查出了心臟病，后來又得了肝炎。

建國之初，國家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比較有限，陳先瑞的肝炎經過多方醫治都不見好轉，差點就被醫生判了死刑。好在陳先瑞一方面積極接受治療，一方面調整心態，堅持鍛煉身體，三年之后竟然痊愈。

身體恢復之后的陳先瑞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要求安排工作。1961年1月，陳先瑞被中央軍委任命為北京軍區副政委。北京軍區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是楊勇（開國上將）、政治委員是廖漢生（開國中將），副司令員鄭維山（開國中將）、譚希林（開國中將）、陳正湘（開國中將）、韓偉（開國中將），副政治委員張南生（開國中將）、袁升平（開國中將），參謀長鐘偉（開國少將）、政治部主任由袁升平（開國中將）兼任。

此處，陳先瑞關于鐘偉的任職應該有誤，鐘偉因1959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仗義執言，已經受到了貶黜，離開了軍隊，到地方上任安徽省農業廳副廳長。

陳先瑞在回憶錄中專門拿出一個章節來寫《震驚華夏的九一三事件》，這時的陳先瑞已升任北京軍區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委，這時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是李德生，紀登奎為軍區第二政委。

陳先瑞在書中坦言，那場席卷全國的運動開始之后，他和大多數老同志一樣，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同時他也和大多數老同志一樣，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的號召，“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積極擁護，積極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出于對黨中央對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陳先瑞對“文化大革命”雖不理解，但絕不敢懷疑。

九一三事件，使人們受到空前未有的震驚。1971年9月13日凌晨1時30分，我被電話鈴聲驚醒。電話是李德生同志打來的。他說:“老陳，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來，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從他那不同尋常的語氣中，我預感到發生了大事情。
凌晨兩點多鐘，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時，只有周總理李德生、紀登奎在場。周總理神情嚴峻地對我說:“林彪跑了，現在情況不明，北京軍區立即進入緊急戰備。”李德生司令員看看我，爾后說:“你立即回軍區機關，把作戰、機要、通信部門和北空指揮所嚴格控制起來，沒有總理的命令，任何人都無權調動部隊。”
我站起來，對著周總理和李德生說:“堅決服從總理的命令。”便轉身離開，趕緊驅車急馳軍區機關。
趕到軍區機關時，天還沒亮。我讓作戰值班室立即通知軍區領導，馬上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會上,我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和李德生司令員的意見，大家都表示在關鍵時刻，堅決聽從黨的指揮。
那幾天，軍區領導人都住在辦公室，堅守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戰備工作，做到了萬無一失，沒有出任何問題。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的通知。我們按照中央部署，逐級向軍區部隊作了傳達。不久，“批陳整風”運動變為“批林整風”運動了。
運動中，不斷傳達毛主席的談話、批示，中央陸續批發了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斗爭》的三批材料。
廣大指戰員對林彪事件的發生感到極大震驚；對林彪一伙制定《5·71工程紀要》策劃謀害毛主席、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表示了極大義憤；對中央采取的各項措施表示堅決擁護。
后來，中央又陸續批發了軍事科學院編寫的《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若干問題》（之一、之二)和《批判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的三份材料。
我們組織干部戰士閱讀這些材料，聯系部隊實際批判林彪的罪行，肅清林彪在部隊的影響。結合批林，組織部隊學習馬列的六本書，毛主席在廬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和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一封信，提高干部戰士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

由于陳先瑞是鄂豫皖蘇區出來的解放軍高級干部，在歷史上和“雙紅一”出身的林彪并沒有什么淵源和交集。

即便如此，陳先瑞還是向組織上主動地、如實地講清了與林彪的五次接觸情況。

第一次是1967年5月，林彪為軍區《戰友報》題寫了刊頭，陳先瑞和鄭維山還有機關的兩個同志去取，在林彪那里，他們說了一些感謝的話。

第二次是1967年11月，陳先瑞和鄭維山到林彪處匯報“三支兩軍”工作的情況。

第三次是“九大”期間，林彪接見北京軍區和蘭州軍區的領導同志。

第四次是1969年10月14日“林辦”通知我與鄭維山到林彪家去，陪同林彪到南口一帶看地形。我們到林彪處后，他說有外事活動，沒有去成。

第五次是1970年7月，我和鄭維山到林彪處匯報北線設防問題。

盡管陳先瑞向組織作了多次認真檢查交代，講清了與林彪一伙接觸的所有事情，并把每次與林彪接觸的談話記錄全部上交中央專案組審查。

但是，陳先瑞的交代與檢查，總是有人不滿意，過不了關。最后反映到周總理那里去，周總理發了話：“陳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檢查是誠懇的”。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陳先瑞才得以最終過關。

1981年不到70歲的陳先瑞在未經事先溝通的情況下，離開了部隊的領導崗位，開始了他的離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