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毛澤民莫斯科之行的特殊使命

導讀

1939年至1940年間，毛澤民曾在蘇聯學習、治病近8個月，留下多達10萬字的檔案資料。毛澤民遠赴蘇聯是否有更深層的背景？他在毛澤東和王明的斗爭中，起過怎樣的作用？為解答這些疑問，毛澤民外孫曹耘山（毛遠志之子）數次遠赴俄羅斯尋找當年檔案，揭開了毛澤東毛澤民兄弟間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01

一篇報道引發的跨時空追問

1990年，毛遠志（注：毛澤民與結發妻子王淑蘭的女兒）因病去世，曹耘山（注：毛遠志與曹全夫所育）從母親手中接過收集整理外公毛澤民檔案資料的接力棒。

多年探尋后，在曹耘山腦中，外公毛澤民作為紅色銀行家、紅色理財專家等經濟方面的成就，漸漸清晰——他在中央蘇區創辦共產黨第一個中央銀行，興辦第一個“央企”，在陜北主持開采了共產黨第一口油井……但似乎仍有一些問題困擾著曹耘山——作為毛澤東的親二弟、中共早期黨員，毛澤民在黨內重大斗爭中的政治立場到底怎樣？

曹耘山曾聽過這樣的傳聞——在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期間，毛澤東與他的小弟毛澤覃兩人都挨整，毛澤民卻相安無事。有人因此懷疑，毛澤民與大哥毛澤東持有不同政見。

謎團的解開，與2004年8月作家盧弘發表的一篇文章——《李德曾對在華錯誤做過檢查》有關。那也成為曹耘山此后7年數次遠赴俄羅斯，尋找毛澤民檔案的最初緣由。

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個細節：1939年12月底，毛澤民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監委會召開的審查和處理李德問題的會議，并在會上發言。文中提到，李德對此“耿耿于懷”：“毛澤民把許多罪名無理地歸咎于我……周恩來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來我多次聽說，周恩來和毛澤民受了毛澤東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當做‘人民的敵人’開除出黨，如有可能還要把我消滅。”

讀到這些細節后，曹耘山為之一振。“過去，我們只知道毛澤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學習和養病，并不清楚他參加了批判李德的斗爭。”毛澤民遠赴蘇聯是否有更深層的背景？他在毛澤東和王明的斗爭中，起過怎樣的作用？

當時，恰逢中共早期負責人李立三的女兒李英男教授要去莫斯科，曹耘山請李教授代為查找毛澤民的檔案。數周后，李英男從俄羅斯回來，帶回一沓檔案復印件。曹耘山看著外祖父的檔案資料，心中閃現一個疑問，在他看來，毛主席對弟弟毛澤民要求向來很嚴，毛澤民作為黨內始終從事財經工作的干部，在蘇聯時為何一直談論政治問題？

當這個疑問閃現心中時，曹耘山越發覺得，毛澤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尋常。2005年7月16日，曹耘山登上俄航班機，飛往莫斯科，他要尋找更多的原始檔案，解密毛澤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02

毛澤民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曹耘山不懂俄文。后來，一位中國留學生和一位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的美國女孩給他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毛澤民從1939年6月初到達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離開，在蘇聯境內停留了近8個月，僅存入檔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翻閱毛澤民的檔案資料時，曹耘山發現，毛澤民的一份三四頁的報告用的都是不同規格的紙張，有格紙，也有白紙；一份寫給共產國際的12頁的正式報告，用的是作廢的書寫紙的背面。

曹耘山遠赴俄羅斯查閱檔案，最重大的發現，在于外祖父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1939年6月初，毛澤民剛剛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便提出要求，請他回憶撰寫一系列有關中共重大事件情況的報告。此后，毛澤民撰寫的一系列報告，以及他在共產國際召開的研究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稿等，被陸續轉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上。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國黨這些年所發生的錯誤遠比過去估計的要嚴重得多。于是，共產國際將又一項任務交到毛澤民手上：寫一份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工作情況的報告。

如何寫？毛澤民決定站在中國共產黨一名普通老黨員的立場上，用自己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以“讀后感”的形式，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進行匯報。

曹耘山在俄羅斯檔案館看到的那份“讀后感”是俄文翻譯稿，被打印在16開公文紙上，共75頁。在報告的每一頁，閱讀者都用鉛筆作了記號，重點段落旁邊畫有單線或雙線，有些文字下邊還作了重點記號。從這些記號的規律看，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人對中國黨發生的重大事件、黨內機會主義領導人的錯誤論點，以及毛澤民對錯誤實質的定性分析最為重視，都作了重點記號。

毛澤民在“讀后感”中指出：“18年來，中國革命和整個黨遭到的損失更多是來自內部的敵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流血的教訓，重要的是找出這些教訓的實質。”在匯報材料中，毛澤民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點歷數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筆鋒直接指向王明，條分縷析，反駁了王明的一系列相關說法。

比如，王明在聯共(布)十七大上報告說：“據不完全統計，紅軍在前四次‘圍剿’中的戰果是：擊退國民黨軍隊50多個師，其中20個師被消滅，繳獲步槍20萬支、輕重機槍5000挺、數百門火炮和重武器……”毛澤民逐條予以否認：“這些數字遠不符合實際。就拿繳獲的步槍的數字來說，實際上不超過所說的四分之一，即5萬支；關于繳獲的火炮和重武器，當時，紅軍并沒有見過重型火炮……”

在中央蘇區，毛澤民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又是沒收征集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他對中央蘇區的財政狀況和紅軍每次戰斗的俘虜、繳獲情況了如指掌。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才使毛澤東能夠大膽地解決王明的錯誤問題。但在曹耘山看來，毛澤民的莫斯科檔案被解密后，這個時間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澤東領導全黨清算王明路線的戰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響的。

03

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特別梯隊”

曹耘山在查閱毛澤民檔案時，還看到了一份關鍵性文件——劉亞樓、林彪、毛澤民寫給共產國際的《關于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只有3000多字，卻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尖銳質疑：“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了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干什么！”劉亞樓、林彪、毛澤民提出的一連串疑問，都與王明有直接關系。

之后，曹耘山找到劉亞樓上將的兒子劉煜奮。劉煜奮出生在莫斯科，多年來，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劉亞樓在蘇聯學習和參加衛國戰爭的資料。

按照劉煜奮的說法，1938年，黨中央先后派劉亞樓、楊至成、李天佑等6位高級干部去蘇聯養病。但其實，劉亞樓身體精壯，什么病都沒有，他除了學習軍事外，還擔負著毛澤東賦予的“特殊使命”。

劉亞樓參加過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中的主要戰役。毛澤東十分看重他豐富的實戰經驗，加之他上過中學，又當過小學教員，不但頭腦靈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達能力。

1938年1月，28歲的劉亞樓被特別安排在主席身邊工作一段時間，住處也搬到了毛澤東住的窯洞旁，于是，早晨和夜晚劉亞樓都幫助毛澤東整理文件。毛澤東特別指示劉亞樓，要認真地讀懂他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幾篇重要文章。

1938年4月初，中央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學習治病。毛澤東特別囑咐劉亞樓：把我黨歷史上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以及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主張和原則，直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作匯報。

因此，劉煜奮所說的“劉亞樓的特殊使命”，更為具體的解釋是：作為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別梯隊”的一員，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營——莫斯科，開展“外線作戰”，謀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理解與支持。

至于毛澤民是不是和劉亞樓一樣，也是作為“特別梯隊”的一員被派往蘇聯？曹耘山說并沒有明確的歷史資料。但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看過曹耘山從蘇聯帶回的檔案后評價：“毛澤民去莫斯科，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擔負著相當特殊的角色。”

1940年1月，毛澤民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走前，他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寫信，提到中共“七大”會議報告人的問題。他認為，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毛澤民建議，最好由周恩來同志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組織工作報告。

而當1945年，籌備了8年之久的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時，毛澤民卻沒機會目睹這場盛會——1943年9月27日夜晚，他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殘忍殺害，長眠于人跡罕至的西北邊陲。

本版文章據《小康》、《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