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幫你，但我怕了》：一位醫生的2026開年自白

2026開年，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感”

查房、開醫囑、與家屬談話……一切看起來和往常一樣忙碌。但只有我們自己知道，白大褂里面那顆心，比以往繃得更緊。

打開手機，同行群里刷屏的，不是最新的診療指南，而是山西曲沃那起“拔牙”事件的通報。雖然官方通報涉事診所證照齊全，且雙方已達成和解，但評論區里鋪天蓋地對醫生的指責，依然讓每個人都感到后背發涼。

我們害怕的，不僅僅是醫療行為本身的風險，更是風險發生后，那種被斷章取義、被推上輿論絞刑架的無助。

新京報的一篇深度報道里有一組數據讓我徹夜難眠：國家衛生健康委2025年數據顯示，全國醫療機構年均投訴量較十年前增長近三倍，其中網絡投訴（包括社交媒體、政務平臺及調解平臺）占比已超過45%。這意味著，現在每一次醫患溝通，可能都有一部潛在的“攝像機”在對著你。

“我想幫你，但我怕了。”這不再是句玩笑話，而是開年至今，盤旋在無數醫生心頭真實的陰霾。

“想幫卻不敢幫”，我們究竟在怕什么？

1.怕“活生生的人”變成“冷冰冰的雷”

前幾天夜班，來了一位胸痛的老人，家屬不在身邊，只有鄰居陪著。按照胸痛中心流程，需要家屬簽字才能溶栓。看著老人痛苦的臉，我一邊讓護士緊急聯系家屬，一邊猶豫：“如果我先用藥，萬一出了意外，家屬回頭說我違規操作怎么辦？如果我不用藥，等著家屬來，錯過了黃金時間，我這輩子良心何安？”

這種“想幫卻不敢幫”的撕裂感，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王岳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的醫患關系下，醫生為規避風險，可能傾向于選擇程序上“最安全”而非醫學上“最優”的方案，引發過度檢查、回避高危患者等現象。我們被訓練成救死扶傷的戰士，卻被現實逼成了處處設防的“賬房先生”。

2.怕“專業判斷”敵不過“網絡小作文”

更可怕的是，即便你每一步都合規，依然可能被一篇“小作文”送上熱搜。新京報那篇報道里提到，北京尚勤律師事務所王雪醫療律師團隊從業近20年，專為患方代理，但他們同樣反對當事人將糾紛“搬到網上”，因為“醫療糾紛一旦上了網，事情就比較難控制了”，網絡傳播快、情緒化內容泛濫，理性分析稀缺。

河南周口六院婦產科主任墜樓事件、湖南湘雅二院劉翔峰案、河南滎陽市人民醫院遭遇虛假視頻事件……這些名字背后，都是我們同行血淋淋的教訓。當“輿論”可以輕易干預“專業”，我們手中的聽診器，似乎變得越來越沉重。

3.怕“人文關懷”變成“呈堂證供”

我們被教育要有人文關懷，要拍拍病人的肩膀，要給予安慰。可現實是，術前你多跟家屬說了幾句風險，原本是想讓他們充分知情，結果被錄音后斷章取義，成了你“推卸責任”的證據。

賓縣人民醫院最近召開的醫療質量安全警示大會上，也重點剖析了醫患溝通不暢引發糾紛的案例。這讓我們困惑：到底要多溝通，才能既體現關懷，又不留下“話柄”？

平衡木上的掙扎：我們真的無路可走了嗎？

在這樣的環境下，安居區人民醫院專門召開了“強化人文關懷，防患醫療糾紛”專題培訓會，強調醫務人員要提升溝通技巧，通過真誠的關心、尊重與患者建立信任。

看到這樣的新聞，我心里五味雜陳。“人文關懷”和“自我保護”，真的必須是二選一的單選題嗎？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梁建濤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保護醫生的最強利器是不傲慢、不冷漠、不貪婪。”他認為，人文是對醫生的真正保護，而不是靠警察、靠法律、靠保安。

可現實是，當我們被無盡的糾紛和投訴包圍時，那份“不冷漠”的熱度，正在被一點點耗盡。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所長饒慧瑛醫生也提到，醫生的職責不僅是治療身體的疾病，更要呵護患者心靈的創傷。但前提是，我們得有足夠的安全感，才能有余力去呵護別人。

破局：除了“怕”，我們還能做什么？

冷靜下來，作為一個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多年的“老兵”，我想給同仁們，也給自己，提幾點抱團取暖的建議：

1.把“防御性醫療”轉化成“精準化溝通”

既然無法避免風險告知，那我們就把它做得更“精致”。

不僅要說“可能有什么風險”，更要強調“我們會用什么措施去避免這些風險”。

對于危重患者，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學系前副主任劉瑞爽建議，固定診療資料，如術前談話、手術過程等，并作為病歷存檔，能有效預防醫療糾紛，固定證據能客觀還原事實，減少爭議。讓每一次談話，不僅是程序的告知，更是信任的建立。

2.警惕“疲勞行醫”，對自己好一點

賓縣人民醫院的警示大會上還提到一個重要問題：醫務人員疲勞導致誤診。廣東省政協關于關心愛護一線醫護人員的提案中也指出，長期高壓工作易引發職業倦怠、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

當我們精疲力竭時，耐心會耗盡，語氣會生硬，判斷力會下降。這個時候，最容易產生糾紛。所以，該休息時強制休息，這不是偷懶，這是對患者生命負責。只有保護好了自己，才能保護病人。

3.尋找體制內的“同理心”

遇到糾紛苗頭，不要一個人扛。現在很多醫院都有醫患辦或醫療糾紛調解機制。盡早尋求醫院支持，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溝通。就像王岳教授建議的，推廣醫療意外險，高風險手術前應強制購買醫療意外險，無過錯即可賠付，能直接化解經濟訴求，增強醫師抗風險能力。利用好醫院和政策的屏障，不要讓自己赤膊上陣。

2026年，醫療環境依然充滿挑戰。

我依然會在那個“想幫卻不敢幫”的瞬間猶豫，但我不會讓“怕”字占據上風。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們因為恐懼而收回了想要攙扶的手，那不僅僅是職業的悲哀，更是文明的倒退。

愿我們都能在冰冷的規則下，守住心底那份有溫度的專業。愿我們的“不敢”，能喚醒社會對醫療執業環境更多的“關注”與“改變”。

與所有堅守在一線的同仁共勉。

來源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臨床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