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生院士：為感染病指南提供“中國式”升級方案

臨床實踐指南與專家共識（以下簡稱“指南共識”），是將醫學證據轉化為可執行的臨床決策的重要載體。感染性疾病作為對人類健康最古老、最持久的威脅之一，其診療規范的科學性、時效性與適用性尤為重要。當前，疾病譜變化快、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確定性強、抗感染藥物與病原學技術迭代迅速、不同地區醫療能力差異顯著，我們迫切需要一批“信得過、用得上、推得開”的高質量指南共識，以規范臨床診療、提升醫療救治水平。

指南共識發展邁向新階段

近年來，中國感染病領域指南共識產出明顯加速，其覆蓋范圍從傳統的病毒性肝炎、結核病、艾滋病、細菌真菌感染，延伸至發熱待查、重癥感染、膿毒癥相關管理、抗菌藥物合理使用、感染預防與控制、耐藥菌管理、疫苗接種與暴露后預防等更廣泛的議題。

與此同時，診斷技術（分子檢測、宏基因組等）、治療手段（新型抗病毒藥物、免疫調節、基因/細胞治療等）與管理模式（分級診療、醫聯體協同、信息化監測）不斷更新，也推動了指南共識數量的快速增加。但從整體看，部分指南共識仍存在質量參差不齊、實施推廣不足、更新迭代滯后等問題。

過去20年，伴隨著我國衛生健康事業飛速發展，感染病領域的指南共識也經歷了一場從“數量驅動”到“質量引領”的變革。回顧這段歷程、審視當下現狀、展望未來方向，對于提升我國感染病整體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推動評價體系穩步建設

“指南科學性、透明性和適用性評級（STAR）”是中國影響力最大、參與專家最多、覆蓋面最廣的指南共識評級項目。在STAR工作組全體同仁的努力下，中國指南共識規范化建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進步。除了定期對包括感染病在內的40余個專科指南共識進行系統科學的評價外，STAR工作組還與中華醫學會雜志社、世界衛生組織指南實施與知識轉化合作中心等舉辦系列方法學培訓班，加強各專科指南共識制修訂和評價方面的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

STAR感染傳染病學專科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有效提升了該領域指南共識的質量。未來，不斷得到優化的STAR評價體系將深度融入指南共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感染病領域，特別需要關注和完善快速診療指南（如應對突發疫情）、診斷測試指南，以及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協作（如感染、重癥醫學、臨床藥學、微生物檢驗等）的復雜指南共識的方法學評價標準。例如，2025年12月發布的《中國流感治療和藥物預防臨床實踐指南（2025版）》，是我們基于世界衛生組織快速建議和STAR推薦的制訂方法，協調了包括呼吸、感染、兒科、急診、重癥醫學、婦產科、醫院管理、藥學及循證醫學等學科相關專家共同完成編寫。該指南優選了9個主要臨床問題，檢索和分析國內外高質量相關指南和證據，給出了21條推薦意見。

探索迭代升級的“中國路徑”

感染病領域的指南共識有著不同于慢性病或其他專科的“特殊基因”，不僅關乎個體救治，還關乎群體免疫；不僅是臨床醫生的行動燈塔，還是國家公共衛生決策的戰術藍本。

站在新起點審視感染病領域的指南共識建設，我們不應止步于方法學的規范性，更要追求臨床維度的精準性與全球視野的引領性，形成中國感染病指南共識的升級方案。

第一，應在聚焦臨床情境時，強化公共衛生屬性。世界衛生組織近年來發布的系列人免疫缺陷病毒（HIV）防控指南，不僅包含了治療方案推薦，還涵蓋預防、檢測、服務提供和監測等綜合內容。這就是感染病指南共識的“雙重屬性”：它既是醫生手中的診療規范，又是守護人群健康的公共衛生契約。我國感染病指南共識的制訂，同樣應將診療規范與防控策略有機銜接，使其惠及更廣泛的人群。

第二，夯實循證基礎，建立指南共識快速更新機制。傳染病尤其是突發傳染病，病原體變異快、傳播態勢多變，業內的臨床診療經驗持續積累，指南共識的時效性直接決定臨床救治效果和公共衛生防控效率。未來的指南共識不應該是厚重的“教科書”，而是隨時更新的動態推薦。世界衛生組織和《英國醫學雜志》（BMJ）近年來大力推廣“活指南”模式，為突發傳染病指南更新提供重要參考，其核心是證據出現新變化即啟動評估，短時間內完成推薦意見調整。我國的感染病學界正在積極擁抱這一變革。

我們要摒棄“指南一發管十年，臨床實踐已變天”的滯后現象，同時也不能簡單提速，而是要重構證據邏輯，通過建立覆蓋病原學監測、臨床診療、防控實踐的“證據雷達”系統，用數據更新觸發指南共識迭代；特別是在應對新發和季節性傳染病，以及未知病原體引起的突發傳染病時，我們的指南共識應當是“活”的，力爭做到病毒變異、傳播特征、臨床救治新證據的實時捕捉與評估，讓指南共識始終緊跟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與診療需求。

第三，多元數據與證據破解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診療難題。我國學者在制訂本土指南共識過程中，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題是缺乏來自中國的高質量臨床研究。目前使用的多數證據來自歐美，由于人群與疾病特征的差異，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情況。此外，在應對新發傳染病初期、罕見感染病或復雜耐藥菌感染時，短期內缺乏傳統研究證據，臨床證據“真空”困境亟待解決。因此，證據基礎應從依賴傳統隨機對照試驗（RCT），向多元證據融合轉變。

高質量真實世界數據、病原體基因組監測數據、數學模型預測、人工智能加速證據整合等，正被系統性地納入證據評估體系，為臨床提供及時、可靠、適配中國人群的決策依據。針對突發傳染病的未知領域，如未知病原體的識別、新型治療手段的快速驗證、危重癥患者的分層管理等，多元證據的交叉驗證可為臨床提供及時、可靠、適配中國人群的決策依據。

第四，既要深入基層實踐，又要參與全球治理。我國幅員遼闊、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基層醫生對規范化診療的掌握程度參差不齊。因此，未來的指南共識必須重視適用性，要開發適合基層醫生閱讀的“口袋書”，積極利用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系統，將規則植入基層臨床實踐。

隨著我國學者臨床研究能力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我們逐漸具備了牽頭制訂國際指南的能力。STAR項目的愿景之一是讓“中國推薦走向世界”。我們鼓勵將方法學嚴謹、證據扎實、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質量感染病指南推向國際，同時，探索建立區域性感染病指南協作網絡，分享經驗、加強協同，讓中國標準成為全球衛生治理的一部分。

未來的感染病診療指南與決策支持，將不再是醫生書架上塵封的典籍，而是融入臨床工作流的智能伙伴；不再是僵化的條文規定，而是隨證據流動的活水；不再是只能解決臨床問題，而是可與公共衛生領域聯動發揮作用；不再僅是學術產出，而是全球協作的知識網絡。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我國感染性疾病學界應當且必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

文：中國科學院院士、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 王福生

編輯：胡彬 馬楊

校對：于洋

審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