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美國為智利拔掉了一顆毒瘤，種下了一棵搖錢樹呢

前言

智利經濟持續穩健發展，人均GDP一路攀升，最終在21世紀初，成為南美洲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

智利人是否該“感謝”美國呢？如果沒有美國強力干預，智利會不會與其他南美國家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得把這個問題拆開看。它牽涉的，不是一句簡單的感恩與否，而是對一段沉重歷史的解讀。智利人自己對此的答案，恐怕也天差地別。

有人說，沒有當年的干預，就沒有今天的智利。也有人認為，恰恰是那段經歷，讓這個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失去了更寶貴的東西。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或許得把目光放回到半個多世紀前，放回到那個理想的殉道者，與冷酷的年輕人身上。

1970年的智利，是地球上最獨特的民主實驗場。一位名叫薩爾瓦多·阿連德的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公開、公正的選舉，成為西半球第一個通過投票箱上臺的左翼總統。阿連德想讓智利走向社會主義，但他想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紅酒與餡餅”式的革命。

然而，理想主義在現實政治面前，往往不堪一擊。阿連德執政后期，智利經濟已陷入泥潭。美國政府的反應，不僅僅是旁觀者的擔憂。尼克松總統和他的國安顧問基辛格，曾有名言：“不能讓一個例子成功。”他們擔心的不是阿連德本人，而是這個“例子”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

于是，華盛頓開始悄悄運作。中央情報局的資金流入智利，支持反對派媒體，資助運輸業罷工。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阿連德的經濟搞不下去，讓社會亂起來，為政變創造條件。1973年9月11日，這個機會來了。陸軍總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包圍并轟炸了拉莫內達宮。阿連德手持沖鋒槍，戰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最終自殺身亡。

皮諾切特上臺后，建立的是冷酷無情的軍政府。數千名左翼人士被殺害、失蹤，數萬人遭酷刑或被迫流亡。然而，在經濟層面，他開啟了一場截然不同的實驗。他找來一批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年輕經濟學家。這些人曾在芝加哥大學師從米爾頓·弗里德曼，信奉極端自由市場的理念。

在皮諾切特的槍桿子支持下，這些“芝加哥男孩”把智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驗室。他們推行私有化，將數百家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削減關稅，讓智利市場向世界敞開；削減公共開支；嚴格管制貨幣供應以遏制通貨膨脹。這些休克療法般的政策，讓智利經濟經歷了劇烈陣痛，但也逐步重塑了它的筋骨。

八十年代后，智利經濟開始起飛，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被贊譽為“拉美奇跡”。到了九十年代，軍政府還政于民，民選政府接過的是一個經濟結構已經被深度改造的國家。此后的幾十年里，智利經濟持續穩健發展，人均GDP一路攀升，最終在21世紀初，成為南美洲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

那么，今天的智利人，該怎么看待這段歷史？

在一些經濟學者看來，皮諾切特雖然政治獨裁，但他留下的經濟模式，為智利的繁榮打下了基礎。如果沒有當初那些打破常規的改革，沒有對外資的開放，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智利可能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打轉。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當年的干預，雖然手段殘酷，卻客觀上幫智利人拔掉了一顆毒瘤，種下了一棵搖錢樹。

然而，對于更多智利人，尤其是那些經歷過軍政府統治的普通人來說，這種說法難以接受。繁榮是事實，但創傷也是事實。皮諾切特的改革，不是一場純粹的經濟實驗，它是用鮮血和恐怖澆灌的。工會被鎮壓，社會安全網被撕碎，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經濟上的成功，是建立在無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如果繁榮的代價是尊嚴的喪失和親人的離散，這筆賬又該怎么算？

更深層的追問在于：皮諾切特的改革，真的非要靠獨裁才能實現嗎？美國當年的干預，究竟是在幫助智利，還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在智利的所作所為，從來不是為了幫助這個南美國家走向繁榮，而是出于冷戰的地緣政治算計。基辛格關心的不是智利人能不能過上好日子，他關心的是蘇聯的勢力會不會出現在美國的后院。繁榮只是干預的副產品，甚至可以說是某種意外。

所以，當問“現在的智利會不會感謝美國”時，智利人的回答必然是復雜而分裂的。

一部分人可能會在理性上承認，皮諾切特時代的經濟轉型，為后來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他們會說，歷史沒有如果，我們今天能站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本身就說明我們走過來了。

但更多人的情感上，很難說出“感謝”二字。因為他們知道，那個繁榮的代價是什么，也知道那個繁榮的背后，站著一個根本不關心他們死活的外國巨人。

這場爭論在2019年達到了頂點。那一年，智利爆發了大規模社會騷亂，底層民眾抗議的，正是皮諾切特時代留下的那套經濟模式的另一面——極度的不平等。地鐵票價漲了30比索，點燃的是幾十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這提醒人們，經濟增長從來不是一切，分配、公正、尊嚴，這些同樣重要。

智利的故事，是一個復雜的樣本。它告訴人們，國家的崛起可以有多種路徑，但每一條路徑都有它的代價。皮諾切特的陰影，始終橫亙在現代智利的天空中。美國當年的干預，像一把雙刃劍，一邊斬斷了智利走向封閉極權的可能，另一邊也在它身上留下了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

今天的智利人，或許既不會感謝美國，也不會簡單否定那段歷史。他們只是在那片傷痕累累的土地上，繼續尋找著自己的答案。而這個答案，注定要比一句“感謝”或者“仇恨”，復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