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在暮色中駛過鴨綠江的時候,車廂里的燈突然亮了。
我趴在車窗上往外看,對岸的燈火漸漸稀疏,最后只剩下零星幾點,像是黑絨布上撒落的幾粒米。同行的旅伴說,過了江就是朝鮮了。我努力睜大眼睛,想看清這片神秘土地的模樣,可窗外只有濃得化不開的夜。
到達平壤站是第二天清晨。
站臺上很安靜,沒有印象中火車站該有的喧鬧。穿深藍色制服的工作人員站成一排,表情肅穆。旅客們提著大大小小的包裹默默前行,沒有人高聲說話,只有腳步聲在空曠的站臺里回響。
接我們的導游姓金,二十五六歲的年紀,穿一件藏青色西裝,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她站在出站口最顯眼的位置,手里舉著一面小旗子,看到我們就迎上來,微微欠身,用標準的中普通話說:“歡迎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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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中文說得很慢,每個字都咬得清晰,像小學生念課文。后來我才知道,她在平壤一所大學學了四年中文,畢業后分配到旅行社,已經做了三年導游。
“小金,你一個月能掙多少錢?”第三天去開城的路上,同行的老李忽然問。
車廂里安靜了一瞬。這個問題我們憋了好幾天,一直沒敢問。
小金愣了一下,隨即笑了,露出一排整齊的牙:“大概五六百塊吧,人民幣。”
五六百。這個數字像一塊石頭,沉甸甸地落在車廂里。
“在朝鮮,”她補充道,聲音輕輕的,“這已經算高工資了。我們單位的領導,比我多不了多少。”
老李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么。他上個月剛給兒子報了個兩萬塊的補習班。
小金似乎沒注意到我們的沉默,繼續往下說:“其實還有一個職業工資更高,能到一千塊左右。”
“什么工作?”有人問。
“礦工。”她說,“下井挖煤的。因為辛苦,也危險,所以工資高。可是……”她頓了頓,垂下眼睛,“愿意去的人不多。”
一千塊。用命換的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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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那天,列車晚點了。我們在站臺上等了很久,小金一直陪著。
“你們中國人真好。”她忽然說,望著遠處灰蒙蒙的天,“工資那么高。”
“也不高,”老李苦笑,“四五千塊,在一線城市連房租都不夠。”
小金睜大眼睛:“四五千還不高?那……那要多少才夠?”
我說不出口。我沒辦法告訴她,在我的朋友圈里,月入過萬的人還在焦慮,月入五萬的人還在喊窮,身家百億的人在飯局上抱怨經濟下行。
她忽然又問:“你上次說的那種,有幾百億的人……他們一天吃多少頓飯?”
我愣住了。這個問題像一把鈍刀子,毫無預兆地扎進來。
“應該……還是三頓吧。”我說。
她點點頭,若有所思,然后笑了:“那和我們一樣。”
列車進站了。她幫我們把行李搬上車廂,站在車窗外朝我們揮手。隔著玻璃,我看見她的嘴唇在動,聽不見聲音,但我猜是“再見”。
列車啟動,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站臺的盡頭。我忽然想起她問的那個問題:幾百億的人,一天吃多少頓飯?
在他們觥籌交錯的飯局上,在她分餐制的食堂里,在每一個普通的日升日落之間,答案或許真的是一樣的。
可又有什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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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駛過鴨綠江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對岸的燈火越來越密,越來越亮,像一條流動的銀河。同行的旅伴們都睡了,只有我還趴在車窗上,望著那片璀璨的夜。
我忽然很想問問那個穿藏青色西裝的姑娘:當你每個月拿著五六百塊的工資,當你聽說中國人月入四五千還嫌少,當你聽見“千億”這個詞時,你心里在想什么?
是羨慕嗎?是向往嗎?還是像我此刻一樣,只是安靜地望著窗外的燈火,不知道該說什么。
車窗上倒映出我的臉。三十多歲,五官模糊,神情疲憊。一個被房貸壓得喘不過氣的中年人,一個在深夜里為幾千塊加班費拼命的人,一個在另一個姑娘眼里,活在“高工資”天堂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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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呼嘯著穿過黑夜。我閉上眼,仿佛又看見她站在站臺上,穿著一絲不差的藏青色西裝,朝我揮手,用四年大學練出來的標準普通話說:
“歡迎你們。”
那句話我聽過很多遍。可這一次,在車窗上映著萬家燈火的時候想起來,忽然覺得鼻子有點酸。
不是為了她,也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不同的地方,用那么不同的方式,認真地活著,努力地活著,卻永遠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江。
夜深了。列車還在往前開。對岸的燈火越來越近,越來越亮,亮得我眼睛發酸。
窗玻璃上,那張疲憊的臉漸漸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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