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圍獵的波斯——隱藏在炮火與制裁中的謊言

當我們談論中東，談論伊朗，談論這片土地上不斷燃起的戰火與硝煙時，我們往往被紛繁復雜的表象所迷惑——宗教沖突、民族矛盾、恐怖主義、核問題……這些標簽像一層又一層的迷霧，遮蔽了我們看清真相的眼睛。今天，我不想討論那些已經被無數媒體報道過無數次的戰場新聞，只想撥開這些迷霧，去一探隱藏在表面下的真實。

中東之所以成為世界的“火藥桶”，之所以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幾乎沒有停止過動蕩，其原罪只有一個，那就是石油。這黑色的、流淌在地下巖層中的液體，是現代工業文明的血液，是汽車奔跑、飛機翱翔、城市運轉的根本動力。誰能掌控它，誰就能掌控世界的命脈。正是這種黑色的誘惑，讓這片古老的土地成為了大國博弈的棋盤，成為了霸權覬覦的獵物。

為了石油，西方世界可以傾盡所有手段。他們扶持親美政權，就像在1953年推翻伊朗民選首相摩薩臺后，將巴列維國王重新扶上孔雀寶座；他們暗殺反美領袖，就像在2020年公然用無人機刺殺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他們發動戰爭，就像2003年以一瓶“洗衣粉”作為借口，將伊拉克這個曾經的地區強國炸成廢墟。在這些手段中，有一種最為隱蔽、最為持久、也最為有效的武器——經濟制裁。它不像導彈那樣瞬間奪人性命，卻像慢性毒藥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侵蝕著一個國家的肌體，讓整個民族在窒息中掙扎。

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美國及其盟友對中東多國實施了長期的經濟封鎖與制裁。這種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它不會直接造成觸目驚心的流血畫面，卻能精準地切斷一個國家的糧食、藥品、工業零部件和民生必需品。當一個國家的民眾因為缺乏基本的藥品而眼睜睜看著親人離世，因為通貨膨脹而買不起一塊面包時，他們心中的怒火會燒向誰？被引導的怒火，往往不會燒向遠隔重洋的制裁發起者，而是燒向本國的政府。制裁的設計者深諳此道——讓民眾挨餓、受苦，然后將他們的不滿引向本國的統治者，讓他們在內部矛盾中自我消耗、自我毀滅。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法，堪稱現代地緣政治中最陰險的發明。

伊朗，這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波斯古國，就處在這種精心設計的囚籠之中。自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后，美國便與伊朗斷交，并開啟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全面制裁。按照常理，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都不會太差。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儲量位居世界第四，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二，這是一個躺在能源金礦上的國家。然而，這些年伊朗人民的生活如何？2018年，我曾踏上那片神秘的土地，親身感受到了制裁帶來的窒息感。

在德黑蘭的街頭，我看到的是與這個國家石油儲量極不相稱的蕭條。最觸目驚心的是通貨膨脹。在我到達伊朗的那一周，伊朗里亞爾對人民幣的匯率從20000:1激增至40000:1。這是一個什么概念？意味著你手中的錢，在一周之內貶值了一半。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伊朗上班族，你的工資是按月發放的，而這個月你的實際購買力已經比上個月縮水了50%。更可怕的是，這種劇烈的波動在互聯網數據上是體現不出來的——當時網絡上的官方數據還停留在4000:1左右。只有當你真正踏上那片土地，走進街頭的兌換店，看著店主無奈地搖頭，用手比劃著今天的新價格時，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被封鎖的真相”。

這種經濟窒息帶來的不僅僅是數字上的變化。我曾在伊斯法罕藍頂清真寺旁邊的市場里，遇到一個賣藏紅花的老人。他的英語很蹩腳，但努力地向我解釋：“三十年前，我去歐洲旅行；十年前，我只能去土耳其；現在，我連德黑蘭都很少去了。”他的眼神里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深的無奈和疲憊。這種疲憊，是整個民族的疲憊。制裁不會一下子殺死你，但它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慢慢耗盡你對生活的所有期待。

然而，總會有人跳出來說：“你們懷念巴列維王朝嗎？那才是一個開放、世俗、繁榮的黃金時代啊！那時候婦女可以不戴頭巾，可以穿比基尼在海邊游泳。”他們在網上貼出那些黑白照片，試圖證明如今的伊朗是歷史的倒退。朋友，如果你真的相信這些，恐怕你是被一場精心編織的謊言欺騙了。讓我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巴列維王朝，雖然我只能簡略敘述，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你會發現那是一個遠比想象中復雜，也遠比想象中黑暗的時期。

巴列維王朝始于1921年禮薩·汗·巴列維發動的軍事政變。但在1925年到1951年間，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命脈，始終掌握在英國人手中。這與埃及擁有蘇伊士運河，但運河收入全部流入英法口袋如出一轍。一個連自己國土下埋藏的財富都無法掌控的國家，與殖民地有何區別？1951年，一個改變伊朗歷史的人物登上了舞臺——穆罕默德·摩薩臺。這位伊朗歷史上第一任民選首相，上臺后干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將伊朗石油產業國有化，徹底結束了英國對伊朗石油長達幾十年的掠奪；二是推動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現代化舉措，動搖了伊朗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都是伊朗走向真正獨立的曙光。

然而，這道曙光太過刺眼，刺痛了倫敦和華盛頓的眼睛。失去了伊朗石油的英國，聯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53年策劃了一場名為“阿賈克斯行動”的政變。摩薩臺被推翻，被捕入獄，余生被軟禁直至去世。巴列維國王從流亡中回國，重掌大權。可以想見，石油重新回到了英美公司的掌控之中。伊朗的第一次民主嘗試，就這樣被兩個自詡為“民主燈塔”的國家聯手扼殺在搖籃里。

那么，巴列維復辟后的“白色革命”帶來了什么呢？你們在網上看到的那些穿著比基尼、在河邊嬉戲的優雅女性，請記住，她們不是普通民眾。在巴列維時代，伊朗社會被撕裂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德黑蘭北部、享受著石油美元、生活方式完全西化的極小部分貴族和精英階層；另一個則是廣大城市貧民和鄉村農民，生活在傳統、貧困和被遺忘之中。巴列維的統治，本質上是高壓的君主專制，依靠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維持統治。這個組織受訓于美國CIA和以色列摩薩德，對任何反對派都進行殘酷的鎮壓。

如果你去伊朗，在德黑蘭市中心有一個叫做“監獄博物館”的地方，那里曾是巴列維時期薩瓦克關押和折磨政治犯的場所。2018年，我曾獨自走進那座陰森的建筑，整個博物館空無一人。一位年邁的管理員主動帶我參觀，走過一間間狹小的囚室，指著墻上那些斑駁的血跡和刻痕。在最后，他淡淡地告訴我：“我的父親，就是在這里被折磨致死的。”他的語氣平靜得讓人心悸。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光鮮亮麗的老照片背后，隱藏著多少看不見的罪惡與血淚。

最能體現巴列維王朝荒誕與奢靡的，莫過于1971年舉辦的“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為了這場在沙漠中舉行的三天派對，巴列維國王展現了一個君主所能想象到的極致鋪張。他從法國空運了15000棵樹，栽種在荒蕪的沙漠中，只為了營造出一片綠洲；他從歐洲進口了50000只鳥，放飛到天空中，只為了增添一絲生機；他下令將高速公路、電纜、水管直接修到沙漠深處，只為了供應這三天的用水用電。他建造了50頂巨大的豪華帳篷，每一頂都由法國頂尖室內設計師打造，內部配備兩間臥室、兩間大理石浴室、一間辦公室和一間會客沙龍，僅裝飾這些帳篷就用掉了27公里長的絲綢。他把巴黎的馬克西姆餐廳整個搬到現場，巴黎總店因此關門兩周。從國外運來18噸頂級食材，包括拉菲古堡的頂級紅酒和2500瓶存放了60年的香檳。為了迎接各國元首，他專門訂購了250輛紅色奔馳600豪華轎車。這場三天慶典的總耗資，按照當時物價約3-5億美元，相當于今天的20-30億美元。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比是，當時美國五角大樓一個月高達500億美元的采購預算中，很大一部分同樣是奢侈品和頂級食材——原來，這樣的奢靡，古今中外，如出一轍。

當底層民眾在貧困線上掙扎，當秘密警察的酷刑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進行，當權者卻在沙漠中上演著人類歷史上最奢華的狂歡。那些當時推崇“人權高于主權”的西方大國，面對這一切，選擇了沉默。他們的沉默，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所謂的人權，不過是地緣政治的工具。當人權與石油利益發生沖突時，人權永遠要讓位于石油。

于是，后來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了。1979年，當霍梅尼從流亡中歸來，振臂一呼，數百萬伊朗人涌上街頭，一夜之間，那個看似固若金湯的王朝便土崩瓦解。這讓我想起十年后的1989年，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廣場，當齊奧塞斯庫站在陽臺上演講時，人群中突然爆發出那一聲石破天驚的“打倒齊奧塞斯庫！”——一個看似強大的政權，當它失去了民心的根基，它的崩塌只需要一聲吶喊。而在今天的伊朗，我們看到了什么？我們看到的，是不愿意哄搶物資的伊朗人民，平靜地在超市中購買日常所需，是懷抱著勇氣的伊朗人民，堅定的站在每一個城市的街頭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

很多人至今仍用“神權統治下的愚民”來形容伊朗。但數據不會說謊。巴列維時期，伊朗的識字率不到50%，而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如今伊朗的全民識字率高達88.9%。女性識字率從王朝時期的30%增加到現在的85%，尤其是18-24歲的年輕女性，識字率達到了驚人的99%。在大學里，女生占比高達60%。如果神權統治的目的是愚民，他們為何要如此大規模地提升教育水平，特別是女性的教育水平？2018年，在德黑蘭的霍梅尼大清真寺，我曾偶遇四五個伊朗女孩，她們都是德黑蘭大學的大二學生，熱情地拉著我合影，用流利的英語給我講解清真寺的歷史。那些說伊朗女性得不到教育的人，不妨看看前幾天被美國戰斧導彈誤炸的伊朗小學——那正是一所專門的女子學校。導彈可能不會區分目標，但有些人，永遠只愿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

所以，伊朗的困境，從來不是簡單的宗教與世俗的沖突，而是西方國家聯手炮制的一場世紀圍獵。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如果你是霍梅尼，或者是他的繼任者哈梅內伊，身處1979年到2026年這長達四十多年的全面經濟制裁之下，面對著一個被八年兩伊戰爭打得千瘡百孔的國家，面對著一個被國際社會孤立、被科技封鎖、被金融切斷的國家，你確信自己有能力把這個搖搖欲墜的古老文明重新發展起來嗎？

大多數人在那個位置上可能早就崩潰了，但哈梅內伊沒有。他或許鐵腕，或許保守，但他確實把大多數伊朗人凝聚在了一起，讓這個國家在四十年的狂風暴雨中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淪為第二個利比亞或敘利亞。伊朗的這四十年，其艱難程度堪比我們中國上個世紀前中期那段內外交困的歲月。如果你的關注點總是停留在那些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身上，停留在社交媒體上那些抱怨的頭巾和裙子上，說明你還不了解伊朗，甚至可以說，你還不夠了解“國家”這兩個字的分量。我建議你去看一部老電影《血戰臺兒莊》，看看張自忠將軍不計前嫌、冒死營救曾經與他有私仇的龐炳勛。在國家存亡的生死關頭，個人的恩怨、內部的矛盾，算得了什么？一個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有人承擔起那些不討好的職責，必須有人把分散的力量擰成一股繩。

很多人總是習慣性地戴上西方的濾鏡，來看待那些不發達的國家。他們看到的永遠是那些國家的落后、專制、愚昧，卻從來不問一問，造成這些落后的根源是什么？是誰在掠奪它們的資源？是誰在扶持那些獨裁者？又是誰在它們反抗時，用炸彈和制裁將它們打入更深的深淵？他們忘了，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也曾打著“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幫助中國擺脫西方殖民”的旗號。如果今天我們認同美以對伊朗的轟炸和侵略是“正義的”、“解放式的”，那么我們本質上就是在認同半個多世紀前，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是“正義的”。這難道不是荒謬的邏輯嗎？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不也曾經處在長達百年的“黑暗統治”中嗎？清政府的腐朽、軍閥的混戰、國民黨的獨裁，哪一個不是黑暗的呢？但如果今天有人說，正是因為日本的侵略，才客觀上加速了舊中國的崩潰，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日本，你能接受嗎？那些被屠殺的同胞、被掠奪的財富、被踐踏的尊嚴，能因為一個所謂的“客觀上加速了舊制度的滅亡”，就被一筆勾銷嗎？

我又想起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當巴格達被炸成廢墟，當無數平民死于戰亂后的教派沖突，當基礎設施完全癱瘓，一位西方女記者站在滿目瘡痍的街頭，對著鏡頭說出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話：“雖然他們現在一無所有，但是他們自由了。”如果自由的代價是一無所有，那么，人類與生俱來的選擇權利又在哪里？如果不能選擇過一種有尊嚴、有面包、有安全的生活，他們又何來真正的自由？

就在昨天，我刷到一條巴西總統與南非總統的一段對話，他說：“我們沒有核彈，我們的無人機只用在了農業上。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們不做好準備，總有一天我們會受到侵略，能夠怎樣反抗？”。這句話，道出了多少發展中國家的辛酸與無奈。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叢林里，沒有實力，就沒有尊嚴；沒有自主，就沒有出路。

伊朗的故事，是石油的故事，是霸權的故事，更是一個民族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些國家可以被允許發展，有些國家則永遠被鎖死在資源詛咒的牢籠里。它提醒我們，當我們評判一個遙遠的國家時，不妨先放下那些預設的偏見，去了解一下它的歷史，它的苦難，以及它為了生存而付出的努力。因為今天的伊朗，或許就是昨天的我們；而今天的我們，更應該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獨立與自強。

冷月的詩和遠方

身邊的朋友總是和我說，真的好羨慕你們這樣的人。能夠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去經歷、去冒險。

可我也總說自由的美好，我還沒感受到。為了詩和遠方，我放棄了生活，去追尋，去尋找。常常緊衣縮食，遭遇失溫，落石，獨行是家常便飯。

但那里有純潔的朝露，那里有已逝的熱土。我總是兩手空空，因為我觸摸過所有。折桂而來，迷情而往。這是獨行者的悲哀和幸福。

經得起這孤獨的詩，耐得住這悠長的路，拋的下世俗與紅塵苦樂，才到得了屬于你自己的詩和遠方。

▌冷月的哲學之詩▌

這世界的和弦流淌

一曲曲平凡與高尚

一幕幕生存與死亡

大魚飛揚 在天地的光芒中

麥浪聲響 于自由的守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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