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唐納德·特朗普的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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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個平行宇宙里，唐納德·特朗普正是他自我想象中那位受歡迎且成功的總統。

在那個世界里，特朗普對政治格局有著清醒的判斷。他知道，自己贏得的是一場險勝，而不是一場壓倒性大勝。他知道，真正把他送過勝選線的關鍵選民，并不是他的鐵桿基本盤，而是那些希望他降低生活成本、把國家拉回到疫情前狀態的選民。與此同時，雖然他有一個極不受歡迎的前任可供甩鍋，一旦事情出錯，責任很容易推到前任身上，但他從上任伊始所擁有的政治資本其實并不多，而且終究有限。現代美國公眾充滿戒心，情緒多變，而且很容易被激怒。正確的做法，是謹慎投入這些政治資本，而不是拿人民的信任去豪賭。

這個假想中的特朗普總統，會選擇政治阻力最小的那條路。他會與國會中的共和黨多數派合作，再發放一輪刺激支票，重現自己第一任期中最重要的一項政治成功，同時兌現他對大多數美國人作出的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諾。他會與國會合作，對關鍵商品加征幅度有限的關稅；在驅逐出境問題上，他也會采取不那么嚴厲的做法，像他承諾的那樣，把重點放在關押于看守所和監獄中的人身上，也就是“最危險、最惡劣的那一類人”。

他還會在政治上嚴加約束自己那些最狂熱的助手和副手，比如拉塞爾·沃特和斯蒂芬·米勒。這樣的特朗普不會任由埃隆·馬斯克在行政部門里不受約束地行事；他也會把自己報復政治對手的欲望先放到一邊，或者至少把那股怒火導向更有實際成效的事情。他同樣不會把聯邦政府的管理交給一群聲名不佳的庸才、官僚打手和電視名嘴。

簡而言之，這樣的特朗普不過是再走一遍第一任期的老路。他依然會腐敗，依然會一次次突破基本體面的底線，依然會張狂浮夸、肆意越界、對政治規范不屑一顧。但執政中的現實約束會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住他。也會讓他少做那些最容易激起反彈的事。正因為如此，這個假想中的特朗普反而會獲得更大的施展余地，去推進那些更具威權色彩的目標：壓縮公民社會的空間，把整個聯邦政府的權力進一步收攏到自己手中，連法院和國會也不例外。

從自由社會與憲政政府的角度看，那樣一種現實，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最糟糕的情形：一個更審慎、更有條理的特朗普，成功積累起公眾和政治支持，進而把美國一步步推向一個徹頭徹尾的威權政體。

因此，我們多少也算幸運，因為那樣一種現實幾乎不可想象。沒有任何明顯證據表明，特朗普哪怕具備最基本的延遲滿足能力。倘若人生是一連串棉花糖測試，那么他早已一次次敗下陣來，只是憑借巨額財富和特權，才始終沒有徹底沉下去。現實中的特朗普極端以自我為中心，明顯被自戀所吞噬，對治理細節又漠不關心，并且急于滿足自己最原始、最低級的沖動。也正因為如此，他幾乎不可能真正完成自己所幻想的威權整合。

說這一切，只是為了把本來可能出現的局面，與眼下正在發生的現實對照起來：這是一個已步入末期衰敗的總統任期，即便還談不上徹底崩塌，也已經離那一步不遠了。看看大局就知道了。如今的特朗普，幾乎和他政治生涯中任何時候一樣不受歡迎。他的平均凈支持率大致在負13個百分點到接近負20個百分點之間。

在每一個重要議題上，他的支持率都處于負值。最高法院推翻了他標志性的經濟計劃，而他的移民執法行動在選民中引發的反感如此強烈，以至于他不得不撤換國土安全部長克麗絲蒂·諾姆(Kristi Noem)。他已經毀掉了當初把自己送進白宮的執政聯盟，在拉丁裔、年輕男性和黑人美國人中的支持都大幅下滑；即便在他的核心支持群體，也就是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中，他也不過是勉強維持，并沒有真正擴大支持。

當然，特朗普仍堅稱自己一如既往地受歡迎，但就連共和黨議員也已經看出了風向不對。國會已經出現歷史罕見的退休潮，而其中大多數人來自共和黨。

最后一點，雖然絕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就是總統那場愚蠢、魯莽而且不道德的伊朗戰爭。這場戰爭既沒有獲得公眾支持，也未經國會授權便被發動。轟炸開始后沒多久，一所小學就被炸毀，造成175人以上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兒童。不到兩周，這場沖突就已超出最初有限軍事行動的范圍，卷入其他交戰方，并威脅全球經濟。于是，這也就不奇怪了：它成了美國現代史上最不受歡迎的一場戰爭，除了總統本黨的支持者外，幾乎得不到什么支持。

人們很容易以為，總統政治地位的崩塌其實無關緊要，仿佛作為那個什么事都沾不上身的“Teflon Don”，他不會因為自己的惡劣行為承擔什么特別后果。的確，特朗普以及“特朗普主義”身上那種無恥、名人效應和個人崇拜，也確實在政治災難面前把他托住了。他或許會沉到水面以下，卻不會真正沒頂。但如果故事只講到這里，就會錯過總統政治地位與總統權力之間更大的一層關系。（“Teflon Don”原本是美國黑幫頭目約翰·戈蒂(John Gotti)的外號，意思并不是字面上的某種“鐵氟龍人物”，而是借用特氟龍這種“不粘”材料來比喻一個人總能讓指控、批評和責任“粘不上身”。這個外號后來被引申到政治語境中，用來形容那些即使不斷卷入丑聞、犯下錯誤，似乎也總能躲開真正后果的人。放在特朗普身上，它強調的正是這樣一種形象：無論爭議多大、批評多重、行為多出格，他似乎總能安然脫身，仿佛一切后果都很難真正落到他身上。/灰色字體為譯者解讀/）

政治學家杰弗里·圖利斯(Jeffrey Tulis)在《修辭型總統制》(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一書中轉述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的觀點時寫道：“總統的命令從來都不是自動執行的。它們能否奏效，取決于總統能否通過談判，巧妙運用非正式權力，讓其他政治人物相信，照總統的意思去做，他們會得到好處，至少不會吃虧。”

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全面擁抱“帝王式總統制”和“單一行政權理論”。但這兩種觀念有一個關鍵弱點：它們都傾向于把總統權力理解為一種邊界分明、結構穩固、主要依賴正式權限運作的權力，也就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特朗普訴美國案”判詞中所說的那類“核心憲法權力”。

現實要復雜得多。表面看，總統似乎可以發號施令，下達命令，然后立刻看到結果。但正如杰弗里·圖利斯(Jeffrey Tulis)提醒我們的，成功的總統與其說靠下令，不如說靠勸說、斡旋和爭取。原因很簡單：與政府中其他行為者相比，總統職位本身所擁有的正式權力其實相當有限。一個持懷疑態度的議員，或者一個不肯配合的官僚，都足以讓總統的議程脫軌，并把行政首腦推到憤怒公眾面前。也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善于執政的總統，很少會像暴君那樣，把一道道命令壓向整個行政系統。相反，他們更像協調者，設法把彼此不同的利益攏到同一個目標上來。

在這種意義上，總統的政治地位，就是讓總統權力真正運轉起來的籌碼。一個受歡迎、討人喜歡的總統，手里擁有更多資源去推進自己的議程；他也擁有足夠的非正式影響力，去放大那些本來范圍有限的正式權力。相反，一個不被信任、制造分裂、又不得人心的總統，很快就會發現，面對那些更在意自身前途而不是總統利益與欲望的政治人物，他根本無法隨心所欲。

而這正是我們在這位總統身上看到的情形。一年前，他把政治資本押在一場災難性的豪賭上，試圖重塑美國政治體制的性質；如今，他的處境已急劇惡化。特朗普不斷下滑的政治地位，削弱了他向議員施壓、迫使他們支持其議程的能力。總統那些落空的要求就是明證，無論是要國會通過《拯救美國法案》，還是國土安全部持續停擺，都說明了這一點。這種迅速滑落的勢頭，也降低了制度力量抵制政府壓縮公民社會空間之舉的政治成本，同時也降低了司法系統反對總統最激進奪權行為的成本。我不認為這是巧合。最高法院對特朗普作出的那兩項后果最為深遠的裁決，正是在他政治地位急轉直下之際作出的。

你會注意到，在連續數月不斷放風之后，特朗普如今幾乎不再談論謀求一個違憲的第三任期。也許他仍有此意。又或者，他至少還有足夠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位凱旋領袖。事實上，他不過是一個跛腳鴨總統：白宮陷入混亂，而他的所作所為已把世界拖入動蕩。他原以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模樣重塑這個國家。結果，他更可能留給這個國家的，是他名下賭場那副模樣：破產、破敗，而且急需新的經營者。

如果彈劾還不是一紙空文，我們本可以把他趕下臺，結束他的失政。可現實是，我們還得再熬將近三年。至于我們最終能否完好無損地撐過去，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此前曾任《Slate》雜志首席政治記者。他現居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及華盛頓特區。

作者專注于從美國政治史視角探討政治與法律問題，認為歷史有助于對當前處境提出有益的問題。其研究重點為美國歷史上結構性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從建國、重建時期到新政時期。作者深入研讀美國政治理論，寫作融匯眾多思想家、觀察者和實踐者的觀點，旨在為讀者提供關于美國歷史的新穎且實用的知識。

作者不僅以記者的眼光，還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和分寸感報道新聞，從而不斷加深人們對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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