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會不會變成“亞洲的以色列”

3月10日深夜，東京國會前，約八千名日本市民冒雨聚集在一起。他們揮舞著彩色熒光棒，高喊“高市首相，請遵守憲法”“反對戰爭”。這一幕，發生在日本，卻讓很多人感到一種久違的歷史性壓迫感。

因為同一天凌晨，距離東京一千多公里之外的熊本市，陸上自衛隊健軍基地在午夜悄悄迎來了一批大型車輛。車上裝載的，是射程超過1000公里、可覆蓋中國沿岸和朝鮮半島的遠程導彈。

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絕不是偶然。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問題：日本正從“專守防衛”悄然轉變為“遠程反擊”。

日本國產的 12 式地 對艦導彈

戰后日本的防衛政策，建立在一個和平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之上——只有在遭受攻擊時才能防御，不主動攻擊他國，因此武力投射不超出“必要最小限度”，所以，日本迄今為止擁有的導彈，均為短程導彈，最大射程170公里。這是對二戰的深刻反省，也是對和平憲法第九條精神的實踐。70余年來，日本的防衛政策都在這條線以內運作。

但2022年，岸田文雄政權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轉變。

日本政府修改了三份核心安全保障文件，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改變，是正式確立了日本必須擁有“反擊能力”（對敵基地實施攻擊能力）的政策地位。換句話說，日本在遭受敵方攻擊之前，如果判斷出敵方即將發動攻擊，日本可以先發制人，攻擊敵方的導彈基地或指揮系統。

這一步，跨越了戰后日本“專守防衛”的政策紅線，開始踏入了幾十年來未曾涉足的禁區。

為了支撐這一遠程“反擊能力”，日本的防衛預算開始急劇攀升。2022年時，日本的防衛費是5兆8661億日元（約2500億元人民幣）。到2026年，增加到了8兆8454億日元（約3830億元人民幣）。日本政府計劃在五年內將年度防衛預算提升至GDP的2%——而過去幾十年，日本防衛支出長期維持在GDP的約1%。

翻倍，意味著數字上從5兆日元級別邁向10兆日元以上，日本將躋身全球軍費支出最多國家的前五名。

我們回頭來說一說日本開始部署遠程導彈的事。

3月10日零時剛過，位于九州地區熊本市健軍基地的正門前，自衛隊的大型卡車車隊緩緩駛入。車上搭載的，是日本國產改良型12式地對艦導彈的發射裝置——這是日本自衛隊有史以來首次在本土陸地上部署具有遠程“反擊能力”的導彈。

12式地對艦導彈由三菱重工業集團研發生產，射程達900-1500公里（通常稱為“1000公里+”），采用隱身外形、大型折疊翼、渦輪風扇發動機、星鏈等先進技術，被稱為“日本版戰斧導彈”。從熊本發射的話，這個射程覆蓋中國臺灣周邊海域，也覆蓋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

熊本市民抗議部署遠程導彈

更多部署隨后跟進：3月31日，同款導彈在靜岡縣富士基地正式配備。此后，北海道和宮崎縣也在計劃之列。在更南端的西南諸島，奄美大島、宮古島、石垣島已經先后編成導彈中隊，從2019年到2023年陸續完成部署。以熊本為核心的第五連隊、沖繩勝連的第七連隊，加上2024年新成立的第二特科團，構成了一個覆蓋九州至沖繩的導彈弧形防線。

這道弧線，指向的方向，每個人心里都清楚。

這里有一個細節，比導彈本身更值得關注。

熊本縣知事是從新聞報道中才看到自衛隊的遠程導彈已經悄悄部署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

木村敬在記者會上很不高興地說：“事前沒有通知，也沒有與地方政府協商，沒有召開住民說明會，通過報道才知道這事，非常遺憾。”

而防衛省的回應是：軍事裝備的搬運細節涉及部隊運用與運輸安全，因此事先不予說明。

這種單方面推進、繞過地方政府的做法，在基地周邊的居民中引起了強烈反彈和不安。在健軍基地附近，反對派市民舉著橫幅，高喊“立即停止部署”。防衛省官員也承認：“我們無法保證這里不會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這句話，分量很重。

與部署遠程導彈同步推進的，是高市內閣的修憲政治日程。

2026年的眾議院選舉之后，高市首相領導的自民黨單獨獲得了超過310個議席——這是國會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二門檻。加上同樣積極推進修憲的日本維新會，改憲陣營已經具備了發動修憲程序的政治條件。

高市首相本人，是日本政界最積極的修憲推動者之一。她多次表示希望修改憲法第九條，賦予自衛隊明確的憲法地位，并為遠程“反擊能力”提供更清晰的憲法與法律依據。與此同時，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持續軍事打擊行動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走向戰爭”的擔憂。

3月10日那場國會前的抗議集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爆發的。

日本國會前的抗議集會

抗議集會的組織者是一批藝術家和青年學者。日本體育大學憲法學教授清水雅彥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行動須事先與日本協商。但美國海軍從橫須賀基地出發的宙斯盾驅逐艦參與了此次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日本政府事先沒有被告知，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他說：我們花了那么多“補貼經費”養著美軍基地，卻連說一句“這違反國際法”的勇氣都沒有嗎？

音樂家輿美咲帶著家人站在抗議隊伍前說：“日本是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正因如此，我們現在更有責任向世界傳遞無核、和平的信息。不管社會輿論如何變化，真正強大的永遠是每一個人的意志。讓我們把這場反戰運動繼續下去！”

音樂家輿美咲

37歲的作家關根愛手舉“改變的不是憲法，而是政治和政權”的標語牌，她平靜卻堅定地說：“那場戰爭留下了太多被傷害和傷害他人的歷史。今天有人想踐踏這段歷史去修改憲法，這樣的政權姿態，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

這場集會不僅是單純的一次示威，更被視為戰后日本“不再發動戰爭”這一核心價值受到威脅時，市民自發站出來的重要標志。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者中年輕一代和帶孩子的家庭特別多，他們用行動表明：和平憲法不是上一代的遺產，而是他們自己要守護的未來。

日本會不會變成“亞洲的以色列”？這是近期日本社會出現的一個討論話題。

以色列是一個具有高度實戰化軍事能力、長期處于周邊威脅之中、奉行先發制人打擊原則的國家。它的存在，帶來了持久的地區緊張，也帶來了持續不斷的戰爭。在此次美軍發動的對伊朗的軍事打擊行動中，以色列充當了最為積極的先鋒隊角色。

擔心日本走上同樣道路的人，并非沒有根據。

從邏輯上看，當一個國家擁有了遠程“反擊能力”，擁有了射程覆蓋鄰國腹地的導彈，擁有了可以先發制人的法理依據，這個國家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必然會從“防御性安全”變成“威懾性對峙”。威懾需要被對方相信，而讓對方相信的方式，是持續提升武裝實力，并展示使用意愿——這是一個難以停下來的螺旋。

二戰結束至今已經八十年。日本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在和平憲法的庇護下成長的，他們把“不打仗”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底色。對他們而言，日本眼下發生的一切，不只是政策議題，而是對整個戰后生活邏輯的動搖。

當然，也有另一群人。他們看著周邊國家持續擴張的軍事存在，看著東亞局勢的微妙變化，認為日本如果不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等待它的將是更大的危險。一位住在熊本健軍基地附近的市民說得直白：“部署遠程導彈，不代表要發動戰爭。不部署，又怎么保護國民的生命？”

支持與反對，兩種聲音都反應出日本人的真實恐懼，雖然恐懼的形式不同，但似乎都有其合理的邏輯——如何保命，又如何避免遭受戰爭？

日本戰后的長期和平，不只是一部和平憲法催生的產物，更是一代代普通日本人用生活方式、用文化選擇、用政治參與所維系的一種集體意志。那八千人站在國會前揮舞熒光棒，不是在做秀，是在說：我們不愿意放棄這八十年來建立起來的和平生活。

但歷史的走向，從來不是由愿望決定的，而是由現實的力量對比、由政治家的選擇、由國際局勢的變化共同塑造的。

日本正在走一條它自己也感到迷茫的路，因為完全不知道，這一條路的終點在哪里，走下去，會不會再次踏上戰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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