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中國制度并不只有周制與秦制：“共時”存在和周邊因素導致從來就不單一

*本文摘選自《更生：中國文明與人文精神重塑》序言部分內容，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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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中國歷史的，大都從現代國家、民族立場看到古典。其實，在王權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王權沒有被關進籠子里的時候，天下其實就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并不具有普遍性，更和每一個成員關系不大。讀歷史至戊戌（1898 年），康有為面對天下大勢憂心如焚，不斷用“亡國亡天下”發出警示，但看“天下的主人”之一者如何說：“你康有為就是瞎操心，即便大清亡了，也輪不到你康有為哭喪。”這大概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普遍情形，天下、國家私有，皇帝家族之外的人其實都是瞎操心。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并不認為統治者在統治方略的選擇上會有主觀好惡。對于統治者來說，不論儒法，不論道教、墨家、刑名家，只要有利于統治的，他們不會有意識屏蔽，而是兼容并蓄、選而用之。這是研讀中國文明史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不必自作多情，以為傳統的“天下國家”是每一個人的事，而只有經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厘清公私權利界限，民族國家才具有普遍意義。

思想如此，制度亦然。最近一百年，大約從譚嗣同開始就將中國的制度區分為周制與秦制。最近幾十年，愈演愈烈，大有非周制、必秦制的二元論。其實，這都是對歷史的誤解。從“私天下”“家天下”立場看，就像從來不會單獨用“純儒”一樣，又怎么可能單獨使用秦制或周制呢？

所謂周制，就是指周朝八百年所實行的制度。據王國維的研究，周朝制度的基本特征大致有這樣幾點：

第一，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殷商以前無嫡庶之分，而周朝之所以要訂立嫡庶之制，其根本就是避免繼承制度無序，確立了“立子以嫡”的順位制，極大地避免了權力交接過程中的爭奪、殺戮。當然，后世并沒有完全避免，只是相對而言有了規矩，有了參考的依據。

第二，宗法制度。一般認為，殷商時期還沒有形成宗法制度，打天下、坐天下兄終弟及，大約上陣時舉家而動、全族跟隨，有難同擔，有福同享，或許由于年齡原因使得兄弟之間攜手合作多于父子，無弟方才有機會傳子。至周朝，則實行比較嚴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諸侯以及各級貴族大都實行比較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與夏商兩朝相比較，周朝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家庭制度的完善，逐步走出了母系社會，不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逐漸形成了父系氏族家長制，知其父且逐漸有了姓氏制度。

第三，由宗法制度衍生出喪服制度，喪服制度規范了人們之間的秩序、間隔、距離，如親親、尊尊、長長等；男女有別，有了至親、外家等諸多細節。繼而，因為血緣遠近各不相同，所以又漸漸講究位序，講究遠近。這些細節在喪禮、喪服中都有細致體現，只是現在人們越來越不講究，因而漸漸失傳，甚至不明所以。

第四，根據王國維的研究，認為周制的一個極大貢獻是同姓不婚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對于種族繁衍、優生優育影響極大，而且從政治層面看“私天下”背景下同姓不婚勢必要在族外尋求通婚，有意無意間小共同體必然向大共同體過渡，久而久之“天下一家，家國同構”并不是一個空泛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周朝幾十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就是基于血緣、姻親的聯合體。

第五，周制與前后體制的最大不同，無疑在于其實行的分封制。王國維說：“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葉稱王。湯末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簡言之，商王僅為諸侯之長，而周王則為諸侯之君。從周代起，大力分封親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至此，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國體制構建完成，遠近親疏、等級森嚴分明。

基于這樣的制度安排，王國維認為周制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道德教化”，畢竟大家同出一源利益攸關，殘忍殺伐毫無必要，利益均衡可以更多地憑借道德的、親情的力量或者影響以制約。

上述幾點，是王國維概括出來的周制特征。經“周秦之變”，周王朝成為歷史陳跡，秦王朝構建從未有過的一統天下，秦朝延續秦孝公以來的路徑：推崇高度中央集權，集中一切資源富國強兵；編戶齊民，剝奪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秦制被后世研究者視為一種極端殘忍的惡政，“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徹底摧毀了周制之雙層政治結構，讓秦帝國成為一個無處可逃的大牢籠。在周制背景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秦制背景下，編戶齊民，身份管制，無處可逃。這大約是研究者普遍認同的周制與秦制的區別之所在。

很顯然，秦制是對周制的顛覆，開啟了后來兩千年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先河。“百代猶行秦法政”，大致可信。然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周制與秦制是否就是中國歷史上非此即彼的政治選擇？

其實，周制實行的時候就不是純潔的單一體制。周朝的分封制建構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架構，周王室并不過度干預諸侯國的政治，而諸侯國的制度選擇則是五花八門。例如，秦國，也是周朝最早的諸侯國之一，它從一開始的制度選擇就與周朝之主體諸侯國齊、魯、宋、韓、趙、魏、吳、越等很不一樣；而齊、魯、宋、韓、趙、魏、吳、越、楚、蜀盡管都是周朝的諸侯國，但各自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別，由齊、魯、宋所見之所謂南蠻、北狄、東夷、西戎與他們這些文明先啟的諸侯國相比，顯然有文野之分。換言之，周朝之所謂周制，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似乎經不起深究，否則就不容易理解周朝八百年各地差異性何以持久而頑固，更不要說與周朝享有共同時間“共時性”的周邊族群，他們后來也紛紛加入“中國”，成為“中國”概念中極為重要的周邊因素，如周初即已存在的西楚、百越、肅慎、犬戎。這些族群的文明基因不可能在加入“中國”概念后被完全無視。所以，我一直傾向于討論先秦諸族之融合，一定要多考慮周邊因素，或后世所說的所謂“非漢人因素”。然而，兩千年歷史學的主流敘事，基本上無視周邊的存在，而周邊諸族又由于各種原因，或沒有文字沒有記錄，或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無視、摧毀。總而言之，從今天的視角討論周制，既要看到其主體之封邦建國，又要看到“共時”之周邊后來加盟“中國”時所帶來的不一樣。

至于秦制，也有類似情形。因為中國史并不只是漢人的歷史，甚至也不只是中原的歷史，所以將兩千年中國史視為秦制一個單色調，可能并不準確，也不恰當。與秦漢帝國“共時”存在的匈奴與中原有密集交往，甚至也有婚姻交換，而匈奴大部分或者說主體后來漸漸融入“中國”，他們的文明實際上也就帶給了“中國”不一樣。因此，后世中國文明中理所當然具有匈奴族群的因素。

東漢解體，“第一帝國”秦漢王朝結束，中國進入分治時期。先是漢帝國主體部分一分為三，但是應該注意，魏、蜀、吳三國的總面積大于東漢晚期，尤其是東南、西南在吳、蜀精心治理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發，成為后世中國兩個最重要的經濟區域。三國的體制，合起來像周制，分開看更像秦制，但又不是秦王朝那樣的殘忍和嚴刑峻法。三國分治，沒有一家不想統一別人，但也沒有一家有這個力量，因而分治讓三國保持了適度的張力，這也是他們內部治理相對不錯的一個外部環境。

接著是晉朝短暫的統一，這個新建的大一統王朝并沒有延續兩漢體制，有意重回西漢初年封建與郡縣的混合體制，分封諸王并要求這些諸侯王離開京城到各自封國，甚至都督諸州軍事。各諸侯國行政由諸王主導，社會經濟文化則遵從自發秩序，由漢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世家大族分別管理，模式不一。政治上的大一統沒有過多影響經濟的自由、文化的多元，此時的知識人類似于古希臘的自由民，延續東漢晚期以及三國時期的風氣，享有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就此而言，晉朝的體制既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周制，更不是秦制，而是一種新的嘗試。可惜，晉朝統一極短，重建封國導致“八王之亂”，進而晉朝大一統統治結束，北部中國諸多異族政權崛起并深刻影響南部中國，伴隨著“永嘉南渡”使大量士大夫帶領大量部曲族人在南方僑置郡縣。于是，南方先是東晉，進而南朝之宋、齊、梁、陳；北朝則起于十六國，直至隋唐再建統一。

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時間段，后世中國境內的政權大小幾十個，如果一定要用周制與秦制二選一，顯然是不科學的。尤其是北朝之十六國，雖然許多地區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但要將他們的體制進行歸類，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周制與秦制中二選一，否則就更無法理解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隋唐終結了魏晉以來四百年分治狀態，重建了大一統帝國。相對于秦漢“第一帝國”，我們不妨稱隋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帝國”，而“第二帝國”的體制也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周制抑或秦制。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寫有一篇《封建論》，所討論的就是郡縣制與封建制孰優孰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在柳宗元看來，秦朝的失敗就在于殘忍的統治，“亟役萬人，暴其威刑，咎在人怨”，而不是秦王朝實行的郡縣制。

繼秦而起，“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很顯然，柳宗元站在秦制立場上，以為漢初封建、郡國混合體制并不能阻止動蕩，而且“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更證明郡縣制有利于政治穩定。

至于“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唐朝的動蕩“在于兵而不在于州，有叛將而無叛州”，也足以證明唐朝“制州邑，立守宰”的制度設計不誤。可以說，隋唐主體政治體制接近于秦制，但與隋唐同時存在的政治實體還有突厥、吐谷渾、高句麗、吐蕃、大食、南詔、大理等，這些政治實體很顯然有自己的選擇，并不局限于周制與秦制。

稍后的五代十國更是如此，短短幾十年時間出現了十幾個政權，其性質當然不會整齊劃一，也不可能只在周秦之制之間選擇。

再稍后，唐朝政治架構繼續分解，遼、宋、西夏、金政權相繼出現在北部中國，他們差不多都自稱“中國”、崇拜孔子、尊奉儒學，宣稱繼承華夏正統。這又是一個分治時期，如果從五代十國（始于 902 年）算起，至元朝重建大一統（建于1271年），這又是三百多年時間。三百多年的分治，極大地開拓了中國的疆域，尤其是北部中國經過北朝（始于 439 年）以來長達近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穩固的一部分。這幾百年的中國政治架構，呈現明顯的多元特征，有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中原帝制傳統，但說為周制或秦制似乎都不太合適。總而言之，中國并非只有周制與秦制，混合的、不見于周秦之制的應該所在多有，不一而足。

制作｜熊思琪

初審｜熊思琪

復審｜謝 惠

終審｜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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