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葦菁新作揭秘：清代包辦婚姻里，“婚后戀愛” 成了專屬的中式浪漫

提起清代包辦婚姻，很多人都默認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下的無奈湊合——沒有婚前相識，沒有自由戀愛，夫妻不過是搭伙過日子。

但漢學家盧葦菁在《執子之手：清代的婚姻與伉儷之情》中，用海量士人日記、詩文手稿等真實史料顛覆了這一認知，她指出：清代婚姻不是愛情的終點，而是戀愛的起點。

在儒家禮教禁止婚前接觸的背景下，清代男女沒有西式約會的浪漫，卻憑著獨特的 “婚后戀愛” 藝術，在 “禮” 的框架內經營出專屬深情。盧葦菁認為，清代夫妻雖無婚前選擇的自由，卻和現代人一樣期待飽含愛的關系，他們通過主動了解彼此的品行愛好，培育出溫和長久的 “伴侶之愛”，甚至不乏熾熱濃烈的 “浪漫之愛”。

郝懿行與王照圓視彼此的相遇為奇遇，新婚便情深到 “理之所無、情之所有”；沈復與陳蕓在月夜聯句，王采薇主動邀丈夫填詞弈棋，用才華贏得彼此的尊重與愛慕。這些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愛情從不是婚前專屬，在 “禮” 的框架下，清代夫妻用自己的方式，把陌生的緣分釀成了相守一生的深情，也讓包辦婚姻的情感圖景變得真實而鮮活。

婚后戀愛的“藝術”

文 | 盧葦菁

無論以贅婚還是普通婚的形式成婚，清代的夫妻們婚前都沒有經歷過現代社會青年男女的戀愛階段。儒家禮教禁止夫妻雙方婚前任何形式的接觸（即使現實并非如此）。

20世紀前，戀愛這個概念對于中國人是陌生的。其實，假設有人在清代宣揚西方的戀愛觀念，清代男女青年的反應很可能是震驚和鄙夷，因為受到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德體系的熏陶，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道德操守觀。和清代的婚戀實踐形成對比，在同一時期的北歐和美國，戀愛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儀式。隨著伴侶婚姻的日漸普及，戀人之間互通信件、拜訪、贈送禮物、一同遠足都是很常見的做法，因為年輕夫妻們認為“婚前的時間是評估未來伴侶適合自己的品質和雙方和諧程度的必要階段”。

清代的夫妻不可能有這樣的婚前戀愛實踐。然而，他們也在自覺努力了解對方的品行愛好，力求建立和諧的婚姻關系。我們可以把他們這些有意識的行為稱為“婚后戀愛”。和19世紀美國的年輕男女一樣，清代年輕男女也期待飽含愛的關系。

當然，兩者之間的不同是：在19世紀的北美，戀愛是一個選擇理想伴侶的過程；而對于清代的年輕人，婚后戀愛的成敗對于選擇配偶沒有意義。然而，兩種類型的戀愛交匯在一個點上：它們的目標都是培養兩個人之間更深的理解。

由于離婚的選擇幾乎不存在，從理論上說，清代夫婦更期望建立和諧的婚姻關系。換言之，他們對婚姻是終身承諾的理解，導致他們（特別是妻子）更有意識地為建立和諧關系做努力。

清代的婚姻不是戀愛的終點，而是起點。新娘和新郎不安地期待著與新婚配偶接觸。他們明白，一個好的開端，對于終生的幸福至關重要。各種因素會影響他們的情緒，其中包括對于伴侶的事先了解。一些夫妻似乎經歷了被研究情感的學者們定義為“浪漫之愛”的情感，這是一種濃厚的熱烈的令人欣喜若狂的特殊情感，其中也包括了“在情欲的語境中對另一個人的理想化”。

與之不同，伴侶之愛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情感狀態，是在長期關系中產生的以關愛、尊敬和愉悅為特點的。浪漫之愛發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尤其與戀愛和墜入愛河聯系在一起。很長時間以來，學者們認為在戀愛和自由選擇缺席的情況下，包辦婚姻中是不可能有浪漫之愛的。

但清代一些新婚夫婦熱烈的聲音顯示，墜入愛河的強烈情感在包辦婚姻中是可能的。郝懿行（蘭皋）和王照圓即一例。他們成婚時，王照圓二十五歲。在那時女性這個年齡成婚是比較晚的。她自幼學習詩書，聰穎過人，有遠大抱負。她守寡的母親對她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效仿班昭。可以推測，母女對未來的女婿/丈夫也會有很高的要求，這無疑會增加尋覓稱心候選人的難度。但是一旦覓得如意的丈夫，照圓的快樂可以想見。《和鳴集》的序言這樣描述他們新婚之際的情愛：

夫情之至者，恒不可解，昔人有言“理之所無、情之所有”，乃今見之矣。茲有兩人，瑞玉［照圓］、蘭皋［懿行］，其于情也蓋其深焉，而瑞玉尤甚，方其未見，或征諸夢，或遇以神，結同心矣。既而雝鳴雁，尚瓊英，如賓友焉。蓋臭味之投，定于有生之后，而精神之契，在乎未接之先。兩人者真奇遇哉！

這對新婚夫婦視他們的相遇為奇跡，把他們之間的“深情”表述為一種超出常理的無法用普通思維解釋的感受。它具有如此神秘而熾烈的力量，以至于照圓在婚禮之前已經感到它的震撼：“或征諸夢，或遇以神。”換言之，照圓對未來的婚姻，已經注入極大的情感。

在洪昇和也是才女的表妹黃蘭次定親后，蘭次在十三歲時隨在京城任職的父親移居北京，此后兩人離別多年。期盼他的“佳儷”來杭成婚，洪昇這樣描寫他夜不成寐的相思：

明月有盈虧，眾星自羅列。

嗟哉雙鴛鴦，如何久離別。

雖有合歡被，獨眠為誰設？

北望愁我心，踟躕俟還轍。

注意洪昇的想象中有關于性的弦外之音。如果說有關鴛鴦的比喻是隱晦的，那么合歡被和空床獨眠的意象，更為直接地傳達了他對于性的向往。他已經等待太久，焦灼不安。這是一個被強烈的吸引和欲望消耗的年輕人。終于，蘭次來到杭州：

去冬子南還，饑渴慰心期。

邂逅結大義，情好新相知。

春華不再至，及此歡樂時。

蘭次回杭不久，兩家舉辦了婚禮，洪昇如饑似渴的等待結束了。新婚同房的歡樂體驗，加深了“新相知”般的愛戀。

由于性別角色的限制，如此炙熱的帶有明顯性歡樂的浪漫直白，很難出現在新娘的寫作中。

但是，年輕女性也可能用不同的表現風格描繪類似的情感狀態，如沈蕙玉的詩《同聲歌》中體現的浪漫的理想化。她與丈夫倪學涵“夫婦能詩，時稱嘉偶”：

少小屬閨闥，感君意纏綿。

聘以明月珠，迎以黃金韉。

結縭自今夕，誓好永百年。

采蘭涉秋水，薦藻奉華筵。

合歡裁作被，朱絲操作弦。

雖無蘭蕙姿，向日呈芳妍。

一身皆君有，寸心私自憐。

何用答嘉惠，持以充豆籩。

在天莫為云，雨落難上天。

在地莫為影，日暮愁棄捐。

婉孌保素志，跬步稱比肩。

沈蕙玉的詩是對漢代作者（和科學家）張衡（78—139）同題詩的創新式模仿，這里我們不妨做一些對比。

張衡的《同聲歌》以新娘的口吻，描寫她初婚感受到的愛:“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接著表示她將竭力承擔婦職，無私侍奉丈夫：“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這首詩最引人注意的是，對充滿性暗示的鋪張的新婚臥房陳設和新婚夫婦同賞秘戲圖并遵房中術經典《素女經》的指示做愛的描寫：

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秋香。

重戶納金扃，高下華燈光。

衣解巾粉卸，列圖陳枕張。

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

眾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

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張衡的原作以表現夫婦房中行樂的歡悅結束，突出了性對于新婚生活的中心意義。

相比之下，沈蕙玉的《同聲歌》圍繞感情而非性來展開，雖然“雖無蘭蕙姿，向日呈芳妍。一身皆君有，寸心私自憐”的表白也透露著性的暗示。詩中新娘的人物既顯得婉孌多姿，同時更有道德自持，更正統和自信。詩歌對儒家經典的文雅引用表現了新娘恰當的禮儀教養。

也許是因為這個，不少重要的清代女性詩歌總集收錄了這首詩，其中一位評論者還贊美它是對班昭《女誡》的“補充”。我們無法確定這首詩是沈蕙玉對自身情感經歷的如實記錄還是文學習作。但無論它表達的是想象的還是自身經歷的新婚歡樂，它都揭示了年輕女性新婚之際的情感狀態。

所有跡象都表明，沈蕙玉是一位以高格調道德情操自勵的女性。據記載，她的婆婆去世時，她欲追隨于地下而未成，因此在心理痛苦中艱難掙扎。后來母親去世，她悲傷而死。沈蕙玉的另一首詩題為《自箴》，充溢著博學和正統觀念的氣息。她在詩中以梁鴻、孟光為夫妻關系的榜樣，追隨《詩經》，標榜“幽閑貞靜”為君子配偶的理想品質。這首詩的嚴肅格調與《同聲歌》的浪漫口吻大為不同。

但很明顯，對于沈蕙玉本人及對兩首詩都給予盛贊的她的同時代讀者來說，兩詩之間并無分歧。在夫婦親密中感到快樂和在日常行為的道德自律中感到滿足，二者是相輔相成而非互相矛盾的。

婚禮標志著婚后戀愛的開始。清代的文人男女有一套特殊的工具打開局面：紙筆、圍棋、樂器、茶和酒。

在下面這段文字中，袁枚描述了他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金逸與陳竹士的婚禮：

結縭之夕，新婦煙視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箋，出索郎，待《催妝》。竹士適適然驚，幸素所習也，即應教索和。從此琴鳴瑟應，奩具旁煙墨鋪紛。不數日，變閨房為學舍矣！

催妝詩和卻扇詩是祝賀新婚夫婦的婚禮慶典的一部分，最遲在唐代（618—906）已經出現。盡管它們原本是參加婚禮的客人的寫作，但在清代，新娘和新郎為他們自己的婚禮創作催妝詩和卻扇詩已經成為一種風尚，而且有時還似乎帶有游戲意味。

仲振奎提及他的新娘在婚禮上向他索取催妝詩，和上文袁枚描述的金逸和陳竹士的情景同工異曲。趙翼在一首賀婚詩中戲謔地評論說，因為新郎才名遠揚，新娘極可能會要求他寫一百首催妝詩。

新婚夫婦珍視這些詩作，將它們精心保存。比如，袁枚的堂妹袁棠有一本題冊，名為《催妝》，精致的封面上繪有蝴蝶。王照圓和郝懿行把他們新婚的幾年寫作的詩歌編為《和鳴集》時，他們的六首催妝詩和卻扇詩列諸卷首。

清代文人婚禮的這一時尚，可能顯示了小說戲劇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相互影響：新娘考察新郎的文采，是帝制中國晚期小說和通俗文學的常見情節。比如傳播很廣的“蘇小妹三難新郎”的故事，描寫的是杜撰的宋代蘇軾之妹出難題考她的新郎詩人秦觀的故事。

新人們為何撰寫這類詩歌呢？下面這兩首分別由郝懿行和王照圓寫作的催妝詩，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天賜良緣會，人看燕喜時。

雙星低秀闥，兩葉映新詩。

桃李何秾矣，英華俟著而。

夢燈頻結彩，早定百年期。

由來天作合，今值于歸時。

宜室欣題句，令居喜詠詩。

高山吟仰止，充耳俟乎而。

敬戒萱堂樂，預知偕老期。

慶祝和自我祝福是兩首詩的中心主題。新郎新娘都以象征吉祥的景物和語言，傳達對幸福結合的欣喜與對和美前景的希望。但新娘和新郎還另有一番用意：展現他們的詩才，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兩首詩都頻繁引用《詩經》描寫婚姻的作品并非偶然。《詩經》是王照圓頗有研究的一部經典，寫作催妝詩正展現了她的才識和自信。而郝懿行也通過援引《詩經》，表明他對新娘才學的知情，同時向新娘顯示他才情相當的品質。

經典的婚禮賀詩“催妝”和“卻扇”從為慶祝他人百年好合而作演變到新婚夫婦自我祝福，既顯示了清代女性教育的成果，也標志著婚姻觀念新思潮的興起。新娘新郎借用這一詩歌形式作為自我祝賀和自我表達的方式，隱含著一個和正統觀念相左的理念。它突出婚姻對夫婦自身，而不是對他們的家庭的重要性。

誠然，就觀念形態而言，盛清時期沒有從根本上挑戰婚姻首先是為家庭而非為個人這一儒家禮儀的正統觀念。然而，把婚禮展現為一場以夫婦自身為焦點的重要事件，脫離了貶低個人幸福重要性的核心正統行為準則，顯示出對于婚姻意義理解的微妙而重要的變化。

需要指出，在新郎新娘最初的互動中，新郎并不總是擔任引導的角色。實際上，和禮儀期待的新娘順從、卑微、溫和的形象相反，有些新娘在新婚互動中是行為的啟動者，顯示了才女的自信。孫星衍的一段關于自己的入贅婚姻的回憶文字，為新婚之際夫婦微妙的互動提供了視角。讀者可能記得，孫星衍六歲時和王采薇訂婚，他們在十三年后于采薇家中成婚。采薇的父親王光燮是一名進士，出任過縣令，政務之余，樂于教育子女。

常州是清代的文化中心之一，王家注重女兒的培養并非偶然。王采薇的生母是妾，但采薇深得父親鐘愛。王光燮這樣描寫她：“貌端麗，性柔婉，耽文史，手不釋卷，尤工小楷，好吟詠。”新婚時，孫星衍已有些名聲。但當他意識到他的新娘是何等才華出眾時，他的高傲受到了挑戰：

夫人［王采薇］姊妹俱識字，能書。既婚數日，夫人屬余填詞，并約圍棋。余皆未學，頗心愧之。后遂為小詞酬夫人，而卒不能對弈。夫人終日持一編書在室，教其幼妹。時時臨帖，好虞永興楷法，或為余錄詩，至今有存篋中者。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被之簫管。春余夜靜，輒取李后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笛吹之。令余審聽。至“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間”，聞者唏噓。其后寫夫人遺影為《落花流水圖》以此。

在父母家的舒適環境中，王采薇嫻雅從容地和新郎互動。她是行為的主動者，邀請新郎填詞弈棋，品評她的音樂。其中透露出她的自信，也似乎帶有考察新郎的意思。她相信她有能力贏得他的尊敬和摯愛。

一同寫詩是新婚夫婦自我慶祝的核心部分。沈復在回憶錄中描寫了中元節月夜與陳蕓聯句的場景：

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于柳堤蓼渚間。余與蕓聯句以遣悶懷，而兩韻之后，逾聯逾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蕓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

沈復描述的細節，使我們有可能超越詩歌中辭藻的修飾和暗示性的典故引用造成的模糊描寫，從而比較清楚地了解新婚夫妻互動的情景和氛圍。寫詩往往是即興的、私密的，其間有風趣的對話、飲酒或品茶、身體的觸摸與愛撫。

王芑孫在一首詩里，描寫與新娘曹貞秀一次出游中的一幕，使用的是典型的修飾手法：“剪燈共幾案，豪硯雜釧環。弦詩更讀畫，春風曉吹鬟。”

不過讀者仍然可以發揮想象力把王芑孫速寫般的描寫具體化：夫婦倆燈下論詩，新娘作畫，房內彌漫著笑聲、逗弄、有趣的對話，也許還有酒香或茶香。

王芑孫享受著這些時刻，不僅因為共同藝術愛好帶來的精神的興奮。注視著新娘佩戴釧環的優雅動作和風中飄動的秀發，也給予他感官的滿足。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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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子之手：清代的婚姻與伉儷之情》

蘆葦菁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2026年1月

本書是一本探討清代包辦婚姻中夫妻關系和親密情感的研究著作。作者以真實個案為基礎，通過士人日記、夫婦書信與詩文手稿，深度分析了清代士人夫婦之間的情感世界，挑戰了長期以來認為傳統婚姻無法為兩性造就幸福的看法。從與妻燈下共硯，到讓妻管理家業，在無數倡酬、聯吟、贈答、相思、悼亡之作中，全書重新發現了許多佳偶執手偕老、相知相重的心路歷程，見證了儒門夫婦伉儷情深的日常實踐。同時，本書不回避婚姻中的暗面與張力，正視“妻子的憤怒”，關注那些在信教、飲酒中尋找出口的女性，勾勒出清代婚姻中真實而復雜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