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59年7月，廬山下起一場夜雨，雨點打在美廬別墅的臺階上，濕漉漉的，賀子珍被兩個人扶著，慢慢走上二樓，她不知道門后頭站著誰，二十年沒見的人，就在那扇門后頭，她心跳得厲害，比外頭的雨還急，她推開門，見著那個改了她一輩子的人，可她不知道，這會是他們最后一回說話。
賀子珍的人生像一本被戰火撕得七零八落的日記，一九二七年井岡山上，十八歲的她帶著三十個戰士守城門，子彈從耳邊飛過，她沒退一步，打出了“永新一枝花”的名頭，就是這場仗，毛澤東記住了這個不怕死的姑娘，從瑞金到延安，他們一起走了十年，她身上嵌著十七塊彈片，卻一直護著毛澤東寫的每一封信，一九三七年吵了一架，她執意去蘇聯治病，結果人在異鄉，日子越過越難。
莫斯科的冬天冷得像刀子，賀子珍在外國，不得不和五歲的女兒分開，眼看著孩子餓得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她想搶回女兒，卻被說成瘋子，關在牢里，熬過一個又一個冬天，直到一九四七年回國，才聽說毛澤東一直托女兒帶信和藥過來，那些信上寫著桂妹，是她最黑的時候，唯一能摸到的東西。
重逢那晚，茶香飄著，眼淚也跟著落，毛澤東給賀子珍倒茶，杯沿上沾著兩人頭上的白發，他們說起女兒的婚事，說起蘇聯那邊的冷，賀子珍終于開口，嬌嬌的事，拜托主席了，毛澤東點頭答應，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時候停了，可誰也沒想到，那句明天再聊，就再也沒能說上。
第二天早上，賀子珍在空蕩的別墅里等，等到太陽偏西，等來的只有下山的命令，毛澤東臨走前說的婚禮，到底辦了，可那張擺滿菜的桌子邊，沒人說話，她盯著女兒身上的喜服，眼里有好多話，卻一句也沒問出來，歷史里有些重逢，不過是風一吹就散的緣分，像兩片葉子，被雨打落，再沒等到一起落回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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