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23日,江青在一次演員座談會上,對文藝界大加指責,她說:“在戲曲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九十幾個話劇團,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臺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如今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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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毛澤東很欣賞江青的發言,6月26日,他專門對此作出批示:“已閱,講得好。”
此后一大批的電影、戲劇、小說受到批判,文化界的一些領導、作家受到圍攻。面對文藝領域的政治批判日益加劇的形勢,1965年3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研究了文藝界整風問題。鄧小平在會上對文藝領域的“左”傾錯誤批判提出了批評,他說:
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臺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么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臺。鄧小平還提出要趕快剎車,改變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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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話很不滿,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擔心愈加強烈,他決定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來徹底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作為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的重要步驟,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批判的對象是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1961年創作并公演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卻對著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
這是一篇由江青精心組織,并得到了毛澤東認可的文章。后來江青不無得意地說:“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評。我還要批判他的《海瑞罷官》啊!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于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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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
鄧小平很不贊同批判吳晗,他對彭真說:“馬連良演的那個海瑞的戲我看過,沒什么錯誤嘛!有些人總想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對別人一知半解,抓著一點辮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這種人。你告訴教授,沒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嘛。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險的,會堵塞言路。”
鄧小平經常和吳晗一起打牌,吳晗被批判后壓力很大,在一次打牌時有好幾次出錯了牌,后來他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了桌子上,然后對鄧小平說:“小平同志,今天實在對不起了,我沒有一點打牌的心思,我……”
鄧小平安慰吳晗說:“教授,別這么長吁短嘆,凡事都要樂觀。怕什么,天還能掉下來嗎?我今年61歲了,從我參加革命到現在,經歷了那么多的風浪都熬過來了。我的經驗無非兩條,第一不怕,第二樂觀,向遠看,向前看,一切都好辦了。有我們給你往前頂,你可以放心了吧!”
然而形勢的發展并沒有鄧小平估計的那樣樂觀。1968年3月,公安部長謝富治以“叛徒”的罪名將吳晗逮捕、審查,吳晗在獄中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摧殘,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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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
“四人幫”被粉碎后,不少老同志向中央寫信,要求給吳晗盡快作出正確的結論,但在“兩個凡是”的影響下,直到1978年2月,專案組才作出“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性質嚴重”“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的所謂結論。吳晗的親屬拒絕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并上書黨中央,要求中央重新審查吳晗的冤案。
1978年11月,鄧小平作出批示,要求為吳晗平反。1979年7月,北京市委宣布為吳晗平反,并為他恢復黨籍,恢復名譽。9月14日,鄧小平出席了吳晗的追悼大會。
1984年,清華大學師生員工在吳晗誕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之際,在學校近春園遺址內荷花池畔建立了一座木結構的吳晗紀念亭,作為永久的紀念。8月3日,鄧小平親自為紀念亭題寫了“晗亭”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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