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關于三星堆，不得不說的幾句話

關于三星堆不得不說的幾句話

當燕道成揮舞著鋤頭，當尖銳的金屬與溝底的石頭碰撞發出鏗鏘之聲的那一刻，一批上古時代的神秘玉石器開始露出冰山一角。然而，在上世紀初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燕道成的發現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隨著這些玉石器的售賣和流散，才開始有人關注這些玉石器的出處以及它背后所隱藏的密碼。最早關注這批玉石器的是華西大學美籍教授葛維漢以及館員林銘鈞。通過他們的識別和鑒定，將之定為先秦之物。這里所指的先秦，應該遠沒到商和夏代。接著，在廣漢傳教的英籍牧師董宜篤為究其根源而找到燕道成，終于得知這批玉石器的出處。

民國二十年 (1931年)六月 ，董宜篤攜同華西大學美籍教授戴謙和到

民國二十年 (1931年)六月，董宜篤攜同華西大學美籍教授戴謙和到月亮灣遺址進行了考察和攝影。

三年之后(1934 年) 3月，時任華西大學博物館美籍教授葛維漢、館員林銘鈞等在時任廣漢縣縣長羅雨蒼主持下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試掘，出土器物由華西大學博物館保存。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三星堆科學考古。

此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又對三星堆區域進行了多次發掘，出土大量石器及陶器，時間判定為新時期時代晚期至商周，上下兩千年，時間從未中斷。自此，三星堆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考古發掘項目。再以后，隨著一號器物坑和二號器物坑被相繼發現。其中所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金面具以及玉石器和象牙，其規格之高器形之奇特，引發考古界地震。于是，古蜀國的神秘面紗被層層揭開，傳說中的蠶叢及魚鳧卓立于人們眼前，三星堆博物館亦應運而生。

注意, 我在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現的兩個器物掩埋坑時并沒有沿用“祭祀坑“”這個稱謂，而是稱為“器物坑”。為何？這便是我在此篇中將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學者們將器物坑定名為“祭祀坑”，其理由如下：一、古人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為了祭祀的莊重,古人往往不惜成本，所以坑中所出重器被用于祭祀便理所當然。二、古之祭祀，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為“燔燎”, 一為“掩埋”。所謂“燔燎”，即火燒 ，所謂“掩埋”, 即將用于祭祀的器物砸碎后挖坑埋藏。而三星堆一號坑和二號坑出土器物不僅大多破碎且有火燎的痕跡，所以，叫“祭祀坑”似乎就順理成章了。

那么，問題來了！從一號坑、二號坑以及之后的三號坑到八號坑，其中所出器物顯而易見皆為神廟里所供奉，且上下跨度幾百上千年。且不說神廟器物乃歷代珍器、神器, 其制作成本之高制作工藝之繁復且被古蜀人奉為神靈的神器，很難想象會被用于祭祀，何況其中還有蜀王的金面具 (竊以為只可用于殉葬) ，而在其它地方發現的所有祭祀遺址坑中均沒有發現有如此數量繁多的神廟重器被用于祭祀，此一疑也！

即或是古蜀人為了祭祀而無所避諱、不計成本，那么也很難想象一個坑里怎么會同時掩埋上下跨度幾百甚至上千年的神器，難道每祭祀一次都得將原來的器物坑挖開再置入新的器物。如此一來，以前的祭祀就被推翻、被詛咒。顯然，這不符合祭祀禮儀，此二疑也！

那么，如果坑里的器物并非用于祭祀，它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被掩埋？筆者認為，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出于極端緊急情況下的一種倉促行為。而所謂極端緊急情況則指戰爭，戰爭狀況下的極端緊急情況又分兩種——一為保存，一為毀滅。

先說保存，根據考古年代測定,三星堆出土器物上至 4800 年左右（主要為玉石器和陶器) ,下至周代早期（主要為青銅器和金面具等) , 而器物一號坑到八號坑主要出土物為青銅器和金面具,時間段為商晚期至周早期。注意，這個時間段非常關鍵。因為在商晚期和周早甲骨卜辭中, 都有“征蜀”、伐蜀”、“克蜀”的記載。不僅有“伐蜀”, 還有“在蜀”、“于蜀”的記載。如:(1)“ 口寅卜，殼貞:王登人征蜀。(《甲骨文合集》6859)”(2)“ …伐…蜀…口…(《甲骨文合集》33083)”(3)“丁卯卜,殼貞:王敦岳于蜀。(《甲骨文合集》6862) (4)辛巳,貞:畢于津于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此中之“登人”即為征集兵員的意思，敦岳于蜀，應為商軍在蜀地打擊“岳人”的反叛,而 (4)則指商人在蜀地的活動。

由此可以看出,商朝不僅多次對蜀國用兵并且多次占領蜀都,而且商王可能還親臨過蜀國,所以才有“于蜀乃奠”的記載。故而,在三星堆早期青銅器中，蜀文化特征非常獨立而明顯。但是從中后期開始，逐漸有了商文化元素(尊、罍等) 。這說明，商朝在征服蜀國之后，很可能扶持了一個傀儡王并將其納為商朝的屬國。但是，蜀人的反抗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于是便有了多次征伐。

在此，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當商朝對蜀地發動大規模征伐戰爭，蜀國面臨滅國之災時，不得不先將神廟里的神器找個地兒埋藏起來,一為不讓這些神器遭受商軍褻瀆；二為今后復國計。坑中器物大多破碎，可理解為忙亂之中無法仔細堆放，急忙忙推入坑中時致使其破碎。至于火燎之痕，則可理解為這是一次在夜晚的行動，因為敵軍即將破城，慌亂中有火把跌入坑中，而坑中所埋并非全為金屬器，亦或有木器或木制的底座。還有，當時器物的破碎并非如我們發掘時看到的那么嚴重，而是經過幾千年的地質變化所產生的擠壓形成的(別忘了 ，廣漢處于地震帶邊沿，離 512 汶川大地震中心區不遠) 。以上所論，屬于為了保存而掩埋。

接下來說第二種情況, 為了毀滅而掩埋。也就是說，這些坑里的器物并不一定是蜀國人掩埋而是占領軍(商或周)掩埋的。我這樣說，肯定絕大多數人都難以理解。既然你之前提到這些器物都是供奉在神廟里，其材料之高、品級之高、制作成本之高,莫說是以現代人的評估，即使在古人眼中也是無價之寶。那么,占領者為什么會忍心將之砸碎掩埋而不帶走呢？其實如果你多看幾本歷史書，對于新王朝自證其合法性而付出的努力有深刻理解的話 ，那么對于占領者做出這樣的殘忍舉動也就能理解了。說穿了就是——如果要使被征服地的國民忘記前朝, 最好的辦法就是毀滅神廟里的器物, 毀滅前朝的文化, 從而斬斷其國人對祖先的念想和復國的動機。還有一點就是,盡管這些神器異常珍貴, 但對于商朝人來說它們卻屬于異端邪教，帶走是不吉利, 必須毀而滅之。

而隨著一、二號坑之后六個坑的相繼面世, 越來越多的證據呈現在我們面前。即: 當考古人員在清理坑中的器物時發現, 某些器物并非完整的埋入同一個坑,而是分置于幾個坑中，這就更進一步驗證了我的推斷，所有坑中的器物，并非完整有序的掩埋，而是在十分慌亂的情況下匆匆掩埋，這樣由神廟里撤除的神器才可能分置于不同的坑。故而，這八個坑被稱作祭祀坑是不準確的，正確的叫法應該是“器物坑”。然而，面對這么多邏漏洞以及不斷推翻前論點的新證據,三星堆研究有關方卻依然堅持原判而不予修正,其所作所為實在令人費解。

接下來, 我們說說商朝為什么會對蜀國發動戰爭? 無外乎這幾種情況。其一, 討伐異端。從三星堆供奉的神器來看, 他們不僅崇拜祖先, 還崇拜太陽神以及風雨雷電等自然神, 這和商朝的神祗相抵觸, 所以必須討伐摧毀之。其二,資源爭奪。蜀國地域遼闊, 土地肥沃且物產豐富, 若能征服蜀國迫其歸順, 商朝就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糧草和絲綢布帛, 為其進一步的征討和開疆拓土提供軍需。其三, 據古史記載, 上古時期 ，蜀、巴等方國是夏朝的屬國而非后來商朝的屬國 ，商朝滅夏后 ，我們可以假設一部分夏朝貴胄可能逃亡蜀國并被奉為上賓，這是商朝不能容忍的。所以 ，為了剿滅夏朝余孽 ，商朝也可能發動對蜀國的討伐戰爭。不僅伐蜀 ，還伐巴、伐羌。因為根植于內心的仇恨, 所以當武王伐紂征集各方援軍時便有巴蜀等方國參與其中 ，巴蜀作為前軍,“歌舞 (巫舞以及咒語)以凌殷人”。

商朝征服蜀國后，可能實施了如下治理措施 ： 分化和肢解。一個強大的蜀國并不符合商朝的利益，所以弱化它便成了必然的選項，其具體的做法就是將其分解為幾個或十幾個小國,并委派商朝人駐地管理與監視,在這個過程中又引進了商朝的器物和神祗,如此一來,就能理解為什么在三星堆晚期器物中出現了商文化元素, 這一變化在稍晚的金沙遺址中則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改朝換代而毀滅前朝記憶和文化, 這樣的例子早已有之, 不僅秦始皇時期有, 在更早的上古時期同樣存在。如古史在記載黃帝剿滅蚩尤后, 曾將其肢解為七十二段并棄之蠻荒之地, 通常的理解是將其尸體肢解后棄之于荒野, 其實不然, 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黃炎聯軍戰勝蚩尤后,為防止其余部的反抗，故而將蚩尤所屬東夷部落肢解分化成七十二個小部落并將其分散到華夏之外的邊遠地。

說到這里, 還不得不提到, 在周代的甲骨文中, 也有關于“伐蜀”、“克蜀”的記載。由此，你肯定會發出疑問, 巴蜀等國不僅幫助武王伐紂立國, 之后又成為周朝的封國, 那么周朝為什么會討伐蜀國呢？個中的緣由著實有些令人費解。我想無非還是因為如下幾種情況，其第一種情況與之前的論述類似，恐怕還是因為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其二,巴蜀之地自古民風彪悍,難以真心歸附和治理，時有叛亂發生，故而有征伐。其三,作為周朝西南一隅的巴國和蜀國,兩個方國誰也不服誰, 常年戰爭不斷。而為了顯示宗主國地位, 周王朝也可能對挑起戰爭的一方進行討伐。而每一次面臨滅國之災時, 蜀國都會進行一次對神廟器物的隱藏掩埋, 這也可以解釋三星堆為什么有八個器物坑 (也許還有) ,當中為什么會有跨越幾個時代的器物堆積。當然，也有可能是作為占領方的周朝軍隊挖坑掩埋的,其理由與上述類同。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三星堆人的來源及消失。

關于古蜀的記載, 最早源于《尚書.牧誓》, 蜀是參與討伐商紂王的西方八國之一,另外司馬遷的《史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也有關于古蜀國的記載但大多語焉不詳，記載較為詳細的是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開篇說:“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按照《華陽國志》的說法, 古蜀不僅為黃帝世系, 還與巴國同源。須知, 常璩乃東晉人, 與蜀國的滅亡相去六七百年,更不要說遠在近兩千年前的三星堆古蜀國了。此時,華夏大地早已物是人非,自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 所有的歷史都按照大一統的體例敘事, 不僅中原諸侯, 連上古時期的邊陲之國也被硬生生納入這個系統。關于這個敘事,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理由如下: 前面已經提到, 當每一個王靠暴力推翻舊朝建立新朝時, 都毫無例外的要做一件事，就是先神話當世皇帝乃上承天命和順應民意，接著是盡量毀滅前朝留在人們心中的印痕,從而樹立新王朝的合法性。這件事不是從秦始皇開始才做的,至少從周朝乃至商朝就已經開始了。要不是殷墟的發現,連商朝那些事兒都只能算神話,更不要說“開國何茫然”的古蜀了。既然古籍記載不可信,那古蜀人究竟來自何處呢?請聽我慢慢道來:

從三星堆考古發掘的出土器物來看, 大量的玉石器可以證明, 在新時期晚期, 以三星堆為中心的成都平原周圍已經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部落王國在這里棲息繁衍。而這些出土的玉(石)璧、玉琮、玉璋等與中國各地出土的同類玉石器皆大同小異。這說明, 至少在新時期晚期這個階段,古蜀地區萌芽狀態的文明是一種原生狀態同時且跟很多遠鄰有聯系,如果沒有其它因素的干擾，古蜀文明的走向或可與中原文明趨同或同步。但是，當時間進入到商早中期時,這里的文明發生了基因突變。同樣是青銅器,三星堆的器物不僅技藝高超,而且與眾不同,顯得那么的神秘和怪異。在此,不得不提到中華歷史上的一本奇書《山海經》。有人說它是一本神話, 有人說它是一本地理志, 而在我看來, 它更像是一本描寫上古史的史地志,類似于西方的《荷馬史詩》。然而,我們在觀看這本奇書的時候,卻總有莫名其妙。由此不得不讓我們展開聯想,是不是放在我們眼前的這本書并非原本的樣子,而是經過了后人的篡改,不僅掐頭去尾,還增加了許多不該有的內容,而這些內容亦如之前的史書一樣加入了大一統的內容。

好像扯遠了。讀過《山海經》再回過頭來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 你會發現, 書中所描繪的部分內容竟然生動在這里佇立、呈現。那高大的青銅神樹, 不就是《山海經》中所描繪的通天神樹“扶桑”嗎, 那層層壘疊的祭壇,不就是《山海經》中所描繪的各類異獸和神怪嗎。可是, 這些東西在中原器物中并沒有,由此我們又不得不想, 也許《山海經》所描寫的歷史地理并非華夏大地, 而是另一片地域。繼而《山海經》也不是華夏人撰寫的, 它來自西方,由一支神秘的族群萬里跋涉帶到華夏,大約在商朝早中期進入成都平原與當地通過戰爭或其它方式融合成一個新的族群后在這里落地生根, 同時以青銅建造了書中所描寫的景象, 以表達對故土的懷念和對祖先的追憶以及對神靈的崇拜。

前面提到了西方, 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由此, 我們繼續展開聯想。與三星堆同時期或更早時期的西方文明族群不外乎這幾支: (1) 地處于西奈半島的古埃及文明, (2) 地處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 (3) 地處于西南亞的波斯文明, (4) 以及更遠的古希臘羅馬文明。談到埃及,就不得不提到摩西率領部族逃離的“出埃及”事件,他們的行軍路線是一路向東最后在現在的巴勒斯坦地區落腳,但是有沒有這種可能，他的子孫后代中的一支繼續向東一直走到了成都平原。這聽起來十分荒誕和玄乎,但是如果你對比一下三星堆塑造的青銅神像和現在的埃及人, 其面相竟然十分相似。

此外, 蘇美爾文明的元素在三星堆中也有體現, 如太陽神崇拜、黃金崇拜、權杖以及陶器等。所以也不排除當蘇美爾文明敗落時一支族群翻山越嶺或駕船遠渡進入成都平原。還有《圣經》記載,大洪水之后,諾亞有一個兒子叫“閃”也曾帶著他的子民一路東遷,其后裔的遷徙譜系與文明軌跡暗藏人類起源密碼。閃族以中東為文明策源地, 從兩河流域延伸至伊朗高原, 其血脈衍生出亞述、希伯來等族群, 更孕育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信仰體系, 那么我們更可以大膽的猜測,“ 閃”的后裔中的一支有沒有可能也一路向東,最后來到成都平原與當地土著融合而成為一個新的族群。

說到這里, 你也許又會提出疑問, 因為不管是摩西出埃及或者閃族東遷, 都是在商朝建立之前很早發生的事，不僅時間點對不上, 而且以當時人的能力要翻山越嶺或駕船遠渡談何容易。為此, 不得不說明一下, 相對于今人, 古人的耐受力其實要強大得多,而且這種遷徙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完成，, 其過程往往長達百年甚至千年。歷史就是這樣, 當自然災害和戰爭抹去遠古的歲月,剩下的都是神話，可是有些神話是可以被證實,如《荷馬史詩》。

接下來說三星堆人的消失。

前面已經提到，作為古蜀都的三星堆曾數次遭受滅頂之災，被滅國的古蜀或被肢解或四處逃散，有的逃到四川的西南部，成為現在彝族人的祖先，有的逃到現在的渝、湘、鄂等巴族之地，甚至還有部分人逃到青藏高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被肢解弱化后的古蜀人的主體應該是來到了成都平原中心，也就是現在金沙遺址所在地，在商與周忙于戰爭的空隙中覓得機會重新壯大起來。

再說說古蜀人的文字。就三星堆的發掘和出土器物來看, 沒有發現成熟的文字體系, 只留下了七個神秘的陶畫符號。當然,還有到春秋戰國時期的 200 來個巴蜀圖語。那么,三星堆時期的古蜀國究竟有沒有文字呢?我想是有的,不然的話,很難想象那些技術高絕的青銅器是怎么鑄造出來的。聯想到三星堆早期先民中可能有蘇美爾人的融入,而蘇美爾人的文字是刻在泥板上，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斷,三星堆古蜀人也沿用了這種在泥板記事的習慣,這便能很好的解釋在三星堆出土陶器中可以發現文字符號而在青銅器上卻沒有, 這不僅因為在泥板上寫字更容易且記載更詳細。但是,泥板是不易保存,再加上站領者的蓄意毀滅,所以在三星堆發掘中沒有找到成體系的文字就可以理解了。盡而我們還可以產生聯想。其實殷墟甲骨的出土地其實也是周人集中消滅商朝文化的毀滅場。

最后，說說青銅神樹頂消失的神秘構建。關于這一點我比較肯定, 它應該是出土于金沙遺址的太陽神鳥。其實《山海經》中已有描述, 就是太陽是靠四只神烏托舉著運行,白天在空中不歇氣的飛行，而到了晚上則停留在扶桑樹頂落腳。至于太陽神鳥為什么會跟青銅神樹身首異處, 這個也好解釋, 因為在從神廟中卸下青銅神樹的時候, 作為三星堆古蜀人最高信仰的太陽神鳥并沒有被埋葬, 而是被單獨保存攜帶到了另一個地方。進一步推論, 也許這太陽神鳥并非只是一塊薄薄的金箔,或許它也是被依附在一塊銅質或木質的圓盤上。

關于三星堆,還有很多想說的話,但是在這個快餐時代,以上的文字已經顯得十分啰嗦了,留點話題以后再說吧。

作者：阿卡

西南大學教授

歷史博物館館長

作者簡介

卞兆明

筆名阿卡，現任西南大學教授、歷史博物館館長，香港當代藝術聯盟會員、重慶市藝術美學學會副會長，是跨界藝術創作、學術研究與文學寫作的復合型學者。

1985年，畢業留校任職于校歷史博物館并擔任《文物鑒賞》《古書畫鑒賞》等課程教學，深耕文物研究領域。

專業學術方面，他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和相關專著，出版《文物鑒賞與投資》《盛世寶藏》《收藏入門》等專著，構建起系統的文物研究與傳播體系。

文學創作方面，他以文化探秘為核心，推出解析巴國歷史的奇幻小說《時空裂穴》三部曲，及面向青少年的自然歷史科普童話《博物館魔法之旅》系列，該系列因趣味性與知識性兼具廣受兒童喜愛，續集已完稿，預計2026年初出版。

藝術創作上，他早年專攻傳統水墨，尤擅宋元山水技法；近十年轉向油彩、丙烯及綜合材料等新媒介探索，曾七進藏區、遍歷名山大川寫生，作品既保留傳統山水的構圖、線條、皴法與暈染精髓，又融入西方繪畫的材質表達，形成中西融合的藝術語言，畫面富有詩性并極具張力，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