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2025年度十佳好書榜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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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十佳好書榜單（

非虛構類

《墜落天使》(Angel Down)

作者：丹尼爾·克勞斯；

《導演）(The Director)

作者：丹尼爾·凱爾曼；

《索妮婭與桑尼的孤獨》(The Loneliness of Sonia and Sunny)

作者：基蘭·德賽；

《姐妹們》(The Sisters)

作者：喬納斯·哈桑·克米里；

《石院靈修》(Stone Yard Devotional)

作者：夏洛特·伍德；

2025年度十佳好書榜單（

虛構類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

作者：索菲·埃爾姆赫斯特；

《以馬內利圣母堂》(Mother Emanuel)

作者：凱文·薩克；

《母親向我走來》(Mother Mary Comes to Me)

作者：阿蘭達蒂·洛伊；

《無處容身》(There Is No Place for Us)

作者：布萊恩·戈德斯通；

《狂野之徒》(Wild Thing)

作者：蘇·普里多。

翻譯 | AI

《天使墜落》：以無盡長句，擊穿戰爭的荒誕深淵

當一部285頁的小說，從頭到尾只用一個綿延不絕的長句寫就，我們該以何種方式進入它？丹尼爾·克勞斯的《天使墜落》給出的答案是：別找起點，別等句號，直接跳進一戰默茲-阿爾貢攻勢的槍林彈雨里，和主人公一起，在尸山血海的中途醒過來。

這部如驚雷般奔涌的戰爭文學力作，從開篇就徹底打破了傳統敘事的規則。它始于一個句子的中段，也始于一場戰斗的中途——列兵西里爾·巴杰在必死的絕境里蘇醒，剛驚嘆完自己活下來的好運，思緒飄向了名叫瑪麗-路易絲的妓女，下一秒就被四周黏膩滾燙、層層堆疊的尸體拽回現實。

沒有鋪墊，沒有過渡，沒有因果閉環，克勞斯用這種完全貼合意識流動的書寫，完美踐行了文學理論家斯坦利·菲什提出的“附加式風格”：行文隨聯想自然流轉，不斷疊加新的事實、意象與思緒，卻從不強行闡明其間的關聯。

這種風格絕非形式上的炫技，而是與戰爭的本質完美契合。我們早已習慣的、精準有序的從屬式寫作，自帶一套“前因后果、主次分明、意義明確”的敘事邏輯，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生死毫無預兆，善惡邊界模糊，所謂的“意義”本就搖搖欲墜、飄忽不定。還有什么文體，比這種不斷奔涌、拒絕閉環的附加式寫作，更能還原戰爭里那種無序、窒息、沒有喘息余地的真實體驗？

克勞斯用一整個沒有終點的長句，把讀者牢牢釘在了戰場的泥濘里——你無法停下來整理思緒，就像士兵無法在槍林彈雨里求得片刻安寧；句子沒有句號，就像這場戰爭沒有盡頭，死亡的威脅永遠懸在頭頂。

我們固然可以將《天使墜落》歸為戰爭小說，但它之于戰爭無常本質的探索，恰如《白鯨》之于捕魚手冊——它從來不是一本枯燥的戰場紀實，也不是煽情的戰友敘事，而是一部以戰爭為底色、兼具文體革新與人性深度的文學杰作，甚至藏著精妙的推理寓言。書名本身就埋下了核心的戲劇沖突：上帝麾下至善至美的天使，被戰場的喧囂從天堂擊落，困在了無人區的鐵絲網里。

救下她的，不是什么戰功赫赫的英雄，而是那個憤世嫉俗、從美國中西部逃來的騙子與失敗者西里爾·巴杰。

故事的核心篇幅，便是巴杰帶著這位墜落的天使，在尸橫遍野的無人區里奔逃，一邊躲避炮火，一邊守護她免受戰友的覬覦與加害，在徹底的黑暗里，做一場近乎徒勞的守護。

克勞斯的筆力，在描摹死亡與荒誕時抵達了巔峰。他寫被炮火蹂躪的土地，“泥濘中嵌滿了陣亡者的下巴、鼻子和顴骨”；寫被流彈擊中的法國村民，頭顱爆開“如同一枚破殼的雞蛋，雨滴因浸透了鮮血而變紅，鵝卵石上濺滿了像潑出的芥末似的腦漿”。

在這些令人窒息的腐爛與恐怖之間，始終蜿蜒著一條如戰壕般曲折的黑色幽默與反諷，讓人忍不住想起《第二十二條軍規》與《奇愛博士》里對戰爭機器的辛辣解構。

其中最令人難忘的，莫過于那位傲慢的雷斯少將——他對榮譽勛章的執念已經瘋魔，為了給自己的履歷添上一筆戰功，寧愿憑一己之力延長這場屠殺。

這正是戰爭最殘酷也最荒誕的自我延續邏輯：無數底層士兵的生死，不過是上層官僚換取功名的籌碼。

但克勞斯終究沒有讓這部作品淪為一場純粹的黑暗宣泄，也沒有把墜落的天使簡化為承載道德說教的符號。故事真正的錨點，從來不是超現實的宗教隱喻，而是泥濘里不肯熄滅的人性微光：巴杰與少年兵阿諾的情誼。

面對這個如同迷途羔羊的孩子，巴杰和他分享僅剩的口糧，給他讀《泰山之子》的故事，拼盡全力想把他擋在戰爭最殘酷的一面之外。這份可敬卻終究徒勞的守護，成了整部血色長句里最柔軟的底色，也最終引向了故事的終局。

而所謂的“終局”，本身就是對戰爭敘事的又一次顛覆。這部以逗號而非句號收尾的書，根本沒有給讀者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結局。

炮火仍在轟鳴，戰爭仍在繼續，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屠殺接踵而至。但西里爾·巴杰已經被改變了，以一種他自己都無法言說的方式。

《天使墜落》之所以能成為附加式寫作的新經典，正在于此：它用最極致的形式，承載了最沉重的內核。

那個無盡的長句，既是對戰爭體驗的沉浸式還原，也是對人類永恒困境的隱喻——我們永遠活在一個沒有既定意義、沒有確定終點的過程里，在荒誕與虛無中，依然要選擇守護與善良。

即便全書都行走在死亡的幽谷里，這部神秘而充滿力量的作品，依然能給讀者的內心，留下一道無法磨滅的微光。

《導演》：在納粹統治下創作，如何不交出靈魂？

電影明星與納粹的博弈，永遠是文學創作中極具張力的命題。而當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與弗里茨·朗、F.W.茂瑙并稱魏瑪電影三大巨匠的G.W.帕布斯特時，這場關于藝術、妥協與靈魂的叩問，便有了更沉重的分量。

丹尼爾·凱爾曼的小說《導演》，便以這位傳奇電影人的一生為藍本，用機智又鋒利的筆觸，剖開了極權陰影下，一個藝術家無處可逃的困境與掙扎。本書也入選了媒體2025年度十佳圖書榜單。

在魏瑪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帕布斯特曾是歐洲影壇最耀眼的名字。他是三人中最具世界主義視野、也最富左翼立場的導演，早年便以“紅色帕布斯特”之名享譽影壇：

他拍攝的《靈魂的秘密》（1926）大膽觸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潘多拉的魔盒》（1929）讓露易絲·布魯克斯成為一代銀幕偶像，反戰電影《西部戰線1918》（1930）與《三分錢歌劇》（1931），更讓他完美完成了從默片到有聲片的跨越，成為當時歐洲社會派電影的旗手。

但這位以鏡頭解剖人性的天才，卻沒能掌控自己人生的走向。納粹上臺后，帕布斯特輾轉前往好萊塢，卻因語言不通、水土不服處處碰壁；隨后他以探望病中母親為由回到已被納粹吞并的奧地利，卻恰逢戰爭爆發徹底被困。

最終，這位曾經的左翼反戰導演，選擇留在第三帝國，為納粹政權拍攝了數部無關政治的“重磅”商業片——這個選擇，永遠地玷污了他的聲譽，也為后世留下了一個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G.W.帕布斯特，究竟是投機主義者、時勢的受害者、怯懦的妥協者，還是一個在極端環境里試圖保全自我的普通人？

電影學者埃里克·倫施勒曾評價，帕布斯特是“精準嚴苛的藝術家，卻極度注重隱私，從不輕易吐露內心”。而以《丈量世界》《蒂爾》等歷史重構作品聞名的凱爾曼，恰恰抓住了這份“不為人知”的空白，用小說的筆觸，走進了這位導演的內心迷宮。

本書的德文原名為《Lichtspiel》，既是德語中對“電影”的舊稱，直譯意為“光影游戲”——這個名字本身就道破了小說的特質：它不是一本嚴謹的人物傳記，而是一場在真實歷史基底上搭建的光影幻境，虛實交織，如一場套著一場的噩夢。

小說的開篇，便從帕布斯特虛構的助理導演被拉進一場災難性的電視采訪開始，將讀者直接拽進了這場從荒誕滑向恐怖的人生敘事：有令人捧腹的尷尬——帕布斯特在好萊塢的派對上手足無措，被自己一手發掘的巨星葛麗泰·嘉寶、落魄的露易絲·布魯克斯接連冷遇；

有令人脊背發涼的操控——當他被召進宣傳部，溫文爾雅又殺氣騰騰的戈培爾（小說中僅以“部長”代稱），像一個更高明的導演，輕易就將這位銀幕大師玩弄于股掌之間；更有令人窒息的時代困境——

不僅是帕布斯特本人，他的妻子特露德在納粹高官夫人們組織的讀書會里，被迫學習迎合納粹的集體思維；他年幼的兒子雅各布，也在校園里摸索著屬于自己的妥協生存法則。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沒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每個人都在不斷調整自己的底線，只為活下去。

凱爾曼的創作，始終扎根于真實的歷史細節，卻又以文學的想象力，填補了歷史的空白與曖昧。他精準還原了諸多令人唏噓的歷史瞬間：帕布斯特與轉型為導演的萊妮·里芬施塔爾的重逢——后者曾主演他執導的《匹茲帕魯的白色地獄》（1929），此時卻已是納粹宣傳機器的核心人物，正在拍攝那部臭名昭著的《低地》。

凱爾曼如實寫下了這段歷史里最黑暗的一筆：為了追求所謂的“真實性”，里芬施塔爾從集中營找來100多名羅姆成人與兒童充當臨時演員，拍攝結束后，這些人又被送回了集中營，最終幾乎無人幸免。

在里芬施塔爾1987年的回憶錄里，她將晚年的帕布斯特描述為“冷漠、專制”，將其性格的改變歸咎于好萊塢的失意；而凱爾曼卻在小說里完成了一次精準的反寫——冷漠與專制的，恰恰是里芬施塔爾自己，而帕布斯特，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困惑的、被時代推著走的人。

這種基于歷史的文學重構，在小說的高潮部分抵達了巔峰：帕布斯特在二戰末期拍攝的《莫蘭德案件》，本就因戰火未能完成，最終在廢墟中徹底失傳，凱爾曼便以此為切口，將這部遺失的作品，虛構為帕布斯特回歸魏瑪創作根源、暗藏反納粹內核的表現主義杰作，而他試圖將這部影片運回維也納的過程，最終成了一場悲劇性的荒誕鬧劇。

凱爾曼從未站在后世的道德高地上，對帕布斯特做出非黑即白的審判。他沒有為帕布斯特的選擇洗白，也沒有將他簡單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是寫出了人性最真實的復雜：

這個能在鏡頭前精準掌控演員情緒的心理學天才，在自己的人生里卻始終手足無措；這個曾用電影反抗戰爭、批判社會的導演，最終卻在極權體制里步步妥協；他以為自己能在體制內保住創作的自由，卻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

小說里最耐人尋味的一筆，來自帕布斯特戰時執導的《帕拉塞爾蘇斯》。這部沉悶的中世紀傳記片里，突然出現了一段風格詭異的圣維特斯舞蹈，后世無數影評人將其解讀為帕布斯特對納粹統治無聲的、痛苦的反抗。而凱爾曼借英國作家P.G.伍德豪斯的視角寫道：“有那么一刻，我懷疑這是不是我親眼所見，難道是我夢到的嗎？”

這句疑問，恰恰是整部小說的核心。所謂的“無聲反抗”，或許只是后世的一廂情愿；所謂的“妥協墮落”，也可能只是絕境里的無奈之舉。在那個是非顛倒的時代，所謂的“意義”早已支離破碎，所謂的“堅守靈魂”，更是一個奢侈到近乎殘忍的命題。

《導演》從來不是一本簡單的歷史小說，它是一場關于選擇的叩問：當極權的陰影籠罩一切，藝術家到底該何去何從？是流亡他鄉，是以死相抗，還是在體制內周旋？而周旋的底線，又該劃在哪里？凱爾曼沒有給出標準答案。就像帕布斯特的一生，至今仍在被世人爭論，沒有蓋棺定論。

而這本行文流暢、兼具尖銳的黑色幽默與令人窒息的現實感的作品，最珍貴的價值，便是它拒絕了簡單的道德評判，帶著我們走進了那個黑暗的時代，走進了一個天才導演的內心困境。它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如果身處那樣的絕境，我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索尼婭和桑尼的孤獨》：二十年磨一劍，寫盡跨越大洋的孤獨與聯結

在這個被熱點速食與效率邏輯裹挾的時代，“二十年磨一劍”的寫作早已成了文學界的稀缺品。2006年憑借《失落之遺產》斬獲布克獎的基蘭·德賽，用近二十年的沉淀，交出了一部近700頁的長篇新作《索尼婭和桑尼的孤獨》。

這部作品不僅入圍布克獎長名單，更入選年度十佳圖書，與其說它是一部小說，不如說它是一場文學的奇跡——它用足夠漫長的時間醞釀，最終織就了一幅橫跨三大洲、縱貫幾代人，寫盡愛情、家庭、身份、傳統與現代碰撞的豐滿畫卷，沒有一頁多余，也沒有一筆乏味。

故事的核心舞臺設在1990年代末，那個名氣崇拜抵達頂峰的時代。“在這個世界上，你要么出名，要么無名”，書中角色的這句斷言，像幽靈一樣纏繞著每一個在異鄉與故土之間漂泊的靈魂，也隱隱叩問著曾站在文學巔峰的德賽本人：廣為人知，究竟是現代疏離感的解藥，還是它最極致的體現？

來自德里的女孩索尼婭·沙阿，是這場時代迷思里最典型的漂泊者。她在佛蒙特州虛構的休伊特學院讀大四，日常在圖書館工作，讀《安娜·卡列尼娜》時會被那種“近乎難以承受的、崇高的刺痛感”包裹，懷揣著成為作家的夢。

她遇上了比自己大32歲的傲慢畫家伊蘭·德托爾延·福斯——這個在蘇格蘭寄宿學校學會高地舞、家族扎根蘇黎世的貴族氣男人，像一個掌控欲極強的皮格馬利翁，徹底闖入了她的人生。

他喚醒她的性意識，為她在紐約謀得光鮮卻暗藏種族歧視的畫廊工作，在頂級百貨為她購置華服，讓她搬進自己的公寓，也讓她淪為自己脆弱自我的照料者。他嘲笑索尼婭初出茅廬的寫作嘗試：“別寫那些東方主義的胡言亂語”“別寫包辦婚姻”，用羞辱式的規訓，把她塑造成自己專屬的繆斯。

這段關系里的危險信號早已鋪天蓋地：被暴怒扔出窗外的食物、深入骨髓的自戀與控制欲、毫無底線的情緒勒索，可沉溺其中的索尼婭，直到關系轟然崩塌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弄丟了已故畫家祖父留下的那枚護身符——那是她與自己的根源、與未被異化的自我，最后的聯結。

與索尼婭的人生遙遙相對的，是桑尼·巴蒂亞。這個在德里被家人安排好要和索尼婭結婚的年輕人，是美聯社的夜班文字編輯。他因為讀了塞林格與馮內古特筆下的美國，懷揣著對異鄉的向往來到紐約，住在布魯克林士紳化的格林堡社區，守著一份看似體面的工作，卻始終找不到身份的錨點。

他守寡的母親執著于階級體面，卻不知道他正和來自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女孩烏拉同居；他在這個張口閉口“種族、種族、種族”的國家里，始終困在“有色人種”的模糊定位里；他采訪了一位靠超長指甲沖擊吉尼斯世界紀錄的鐵路職員，卻因報道引來對方的暴怒，這場風波也成了故事高潮的伏筆。

德賽公然違抗了筆下那個惡棍伊蘭的禁令——她不僅寫了包辦婚姻，還把這段看似老套的家族安排，寫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質感。她把伊蘭的成名畫作、畫中索尼婭的形象，巧妙地織進了這段跨越重洋的緣分里，甚至加入了一絲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讓兩個從未謀面、卻同樣在孤獨里掙扎的靈魂，有了命中注定的聯結。

這部作品最動人的奇跡之一，是德賽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與共情——哪怕是最邊緣的小人物，哪怕是不會說話的動物，甚至是沒有生命的物品，都在她的筆下擁有了鮮活的靈魂。她跳出了19世紀小說“樓上樓下”的階級敘事框架，把筆觸伸到了地板之下、樹梢之上，跨越了時區與國界：

離婚后鼻子長疣的姑姑，在床上摩挲著自己的腿尋求慰藉；耽誤了索尼婭和桑尼第一次約會的司機，正蹲在路邊認真撿拾廢棄的塑料袋；沙阿家那輛被洗得發亮的大使牌轎車，在她的筆下有著水牛般溫順的質感。

還有那些無處不在的生靈：威尼斯漁網上無助掙扎的小魷魚，闖進廚房偷肥皂的袋貍，在空調外機上交配的鴿子，甚至是家里的貓與狗，都在這個龐大的故事里擁有了自己的位置。近700頁的篇幅，故事擁擠卻絕不逼仄，每一頁都有鮮活的細節，沒有一句多余的筆墨。

德賽的野心從來不止于寫一段猶豫的羅曼史。她用兩個年輕人的人生，剖開了90年代末的時代病灶：名氣崇拜對人的異化，移民群體的身份焦慮，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撕裂，傳統家庭結構的松動與崩塌。

甚至連那場改變了世界的9·11事件，她都沒有用慣常的美國本土視角，而是借遠在墨西哥的目光，寫出了那場災難的荒誕與遙遠，給了讀者一個全新的審視維度。

《索尼婭和桑尼的孤獨》，是那種能成為讀者靈魂伴侶的作品。它寫盡了人類永恒的孤獨，也寫盡了孤獨的人跨越山海尋找彼此的可能。它能讓你在閱讀時，重新體會到讀經典文學時那種直擊心底的崇高刺痛感，也能讓你在合上書之后，依然記得那些鮮活的面孔，那些在異鄉漂泊的靈魂，那些藏在細節里的溫柔與共情。

時隔二十年，基蘭·德賽用這部作品證明：真正的文學杰作，從來不怕時間的打磨。

參考資料

【1】《紐約時報》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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