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強馬壯的希臘共產黨，如何被斯大林用一個"藍對號"，賣給英國？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自西方建立全球殖民體系以來，完全沒有國際背景的內戰是少見的，希臘內戰中卷入的國際因素則更為明顯。二戰尚在進行的時候，在希臘角力的除了日薄西山的德國人之外，依然是英國人與俄國人這對老冤家。傳統上，希臘是英國的勢力范圍，英國在東地中海有無可爭議的制海權和其對掌控蘇伊士運河不容置疑的決心，讓俄國人不會輕易打希臘的主意。

1、蘇聯代表的到來

不過此時的情況卻有些復雜。其一，有德國這個英國和蘇聯共同的敵人，英蘇的種種角力就必須在打敗德國的前提下，在“盟友”旗幟的包裹下悄悄進行。

其二，在希共、蘇共與巴爾干其他共產黨之間，共同的意識形態形成了超越國界和種族的紐帶。在英國人看來，一直以來是自己在援助各路希臘抵抗運動，結果擁有最強武裝力量的卻是聽命于莫斯科的希臘共產黨。共產國際是解散了，然而掌控希共游擊隊的大多是20世紀20年代的老黨員，其中還有人聲稱：現在扛著的雖是英國人的槍，但自己早晚要瞄準這些帝國主義者開火。

1944年春天，隨著蘇聯紅軍日益靠近巴爾干，安排希臘戰后政局的要求變得更加緊迫。希共甚至在一些流亡政府的部隊中也獲得了同情者。4月8日一艘希臘驅逐艦拒絕了流亡政府的出海命令，并且聲稱只接受一個包括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在內的政府的命令。其他屬于盟軍的希臘部隊中也出現了類似騷動，約五千人的希臘旅全體拒絕服從命令，結營自守，在英軍的包圍下斷水斷糧也未屈服，直到英軍開始炮擊軍營方才繳械。

面對嚴峻的局面，丘吉爾在繼續譴責希共叛亂的同時，他打了兩張牌——先命下屬在希臘策劃成立一個反共聯盟以遏制希共快速增長的勢頭，然后又將流亡政府的門面從不得人心的國王喬治二世換成了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喬治·帕潘德里歐。

由這個“好人”出面，于1944年5月在黎巴嫩召集希臘各武裝派別開會，試圖以流亡政府方面的讓步換取成立一個包括希共在內的民族團結政府。民族解放陣線共派出6名代表參加了會議，經過一番唇槍舌劍后在會議形成的《黎巴嫩憲章》上簽了字，他們為民族解放陣線在民族團結政府中爭取到了5個部長席位（總共20個部長）。但在這些代表回國后，民族解放陣線否決了《黎巴嫩憲章》，拒絕參加民族團結政府。

顯然，希共不愿意在光明前景下放棄自己的政權。可到了1944年7月29日，希共卻突然通知流亡政府：只要帕潘德里歐下臺，希共就愿意帶領民族解放陣線參加民族團結政府。盡管流亡政府和英國明確拒絕了希共開出的條件，希共還是在8月18日表示同意按《黎巴嫩憲章》的條件參加帕潘德里歐主導的民族團結政府。

這個峰回路轉的結果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除了其中有極個別人知道：在希共態度突變之前三天，一個蘇聯使團(波波夫使團)秘密抵達了希臘。

7月26日，搭載著幾位蘇聯軍官的飛機從南斯拉夫飛到英美位于意大利的基地一巴里，隨后向英方申請進行一次越過亞得里亞海的測試飛行。誰想，得到批準后，這架飛機一上天就轉向希臘，最后降落在位于西色薩利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和希共總部附近。

從天而降的蘇聯上校怎能不令日日盼望紅軍的希共游擊隊歡呼？但這股熱乎勁兒沒能持續太長時間。關于波波夫上校與希共領導人談話的內容，沒有任何文字記錄，也沒有足夠詳細的回憶材料。

在波波夫抵達次日，英國和美國駐希共游擊隊的聯絡官曾串通一氣，想用伏特加和威士忌讓波波夫等人“酒后吐真言”。但用這一招來對付俄國人可謂失策，英國聯絡官在喝得人事不省前聽到的最后一句話是“斯大林萬歲”。

不過即使是普通的游擊隊員也可以看到，笑容從希共領導人的臉上消失了，蘇聯上校多半是勸他們接受“招安”的。已經公開出版的希共領導人的回憶錄中均提到，大家對這位蘇聯上校的到來大失所望。

然而失望的也可能是蘇聯人。斯大林對希臘共產黨有許多疑問，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農民為主的希共是否為“純正”的共產黨，希共游擊隊到底有多少勝算在英國直接干涉的情況下奪取政權？

所以波波夫上校不見得就一定是來“宣圣旨”的，他也有可能是來替斯大林探查希共成色的，或是兩項任務兼而有之。

2、百分比協議

1944年夏天的斯大林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戰后外交方針，為了重建蘇聯并確保國家安全，他仍然期待在不付出重大代價的情況下維持與英美的盟友關系。但如果英美做得太過分，他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核心利益。歷史學家們至今仍不清楚，究竟是斯大林在得到波波夫使團的報告后覺得希共武裝的實力不足，所以不愿在其身上下注，還是他早已決定為了在其他地方與英美實現妥協而拋棄了希臘共產黨。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知道結果：

希共暫時成為棄子，蘇聯既不愿意像對待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那樣給予政治支持，也不愿提供希共武裝迫切需要的軍火，反而勸其參加“聯合政府”。

在此期間，除了波波夫使團之外，蘇聯在埃及的外交人員也頻繁給希共代表遞話，表示蘇聯不希望看到希共用武力奪權。

無奈之下，希共于1944年9月與遷至意大利卡塞塔的希臘流亡政府達成《卡塞塔協議》，解散與流亡政府分庭抗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以派代表入閣的形式參加民族團結政府，并且同意讓自己的武裝歸英國的斯科比將軍指揮。

一個月后，這個安排得到了最高層的確認。

1944年10月，丘吉爾親臨莫斯科，在把美國晾在一邊的情況下與斯大林密談戰后東歐國家的勢力范圍劃分問題，史稱第四次莫斯科會議。就如同今天去境外旅游的人在語言不通的市場上拿著計算器砍價一樣，丘吉爾在自己的翻譯轉述冗長的外交辭令的間隙，在一張小紙片上簡潔地寫下了一串地名和數字，并親手遞給桌子對面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聽翻譯的同時，隨手拿起藍色鉛筆在紙片上打了一個大勾，“一切就這樣解決了，比把它寫下來還要快”。

在領導人中，丘吉爾已算是個性十足，但他仍抱有民選政府首腦特有的謹慎和偽善，他建議：“我們用這種草率態度處理這些關系到千百萬人生死的問題，難道不會被人說成是玩世不恭嗎？讓咱們把紙片燒掉算了。”

而斯大林卻有心展現獨裁者特有的幽默：“不，你保存著。”

于是，我們今天仍有幸能看到這世界政治殘酷真相的見證，紙片上第二條寫的就是希臘：“大不列顛90%，俄羅斯10%”。

為了讓自己的良心稍有安慰，丘吉爾在回憶錄中自辯：之所以用在小紙片上畫百分比這種近乎“玩笑”的方式與蘇聯溝通，是為了獲取一種指導方針，“一旦我們把這些事情處理妥善，我們也許可能制止一些有關的小國家發生內戰、流血事件和爭執”。

沒有什么話比這些辯白更令希臘人覺得諷刺了。早在二戰爆發之前，希臘人已經在為要不要國王爭得不可開交，如今共和派雖然與希共爭地盤，但他們也不愿意國王再次回到雅典，而希臘抵抗運動中力量最強大的希共對國王只會更加厭惡。

大國首腦們在云端定下的協定罔顧希臘實際的人心向背和力量對比，硬是要讓希臘重歸君主制，這樣開倒車的安排怎么可能讓爭斗平息？

沒有誰比英國人更清楚自己意欲扶持的這個希臘政府有多么脆弱。帕潘德里歐不是戴高樂，他手上根本沒有基干隊伍，其政府唯一的武力依靠就是一小群愿意為英國人效力的希臘人，而這群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昨天還在為德國人看門。

希共武裝仍然控制著雅典以外的廣大地域，在德國人1944年10月從希臘撤軍之后，希共只是出于對蘇聯的敬畏才沒有把自己的宿敵趕到海上。

但英國的外交大臣艾登已在警告政府：“如果掌握著強大武裝的希臘共產主義分子想要奪權那么可能會發生一場屠殺。這將大大折損我們的顏面，乃至將讓希臘加入戰后明顯受到俄國人影響的巴爾干斯拉夫陣營，而這正是我們費盡心力要阻止的事情。”

在這個岌岌可危的時刻，最重的擔子壓到了名義上的希臘武裝力量，總指揮斯科比將軍肩上。

3、斯科比的狂傲

時年51歲的斯科比身材瘦削高挑，一張典型的英式長臉上鼻梁高聳，一撮修剪成三角形的胡子使得他換上便裝就成了老派的英國紳士。斯科比是1914年參軍的老兵，他在二戰中曾經率領英國陸軍第七十師與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對陣，于“十字軍行動”中破解托布魯克之圍，后升任中東英軍總參謀長。

1943年12月，他被任命為第三兵團司令，專門負責希臘事務，并由《卡塞塔協議》獲得了節制所有希臘武裝力量的權力。

在丘吉爾看來，如果盟軍（也就是英軍）不“采取堅強的手段來控制當地局勢”而放任共產黨人在希臘建立政權，不僅巴爾干地區的其他國家會陷入同樣的處境，共產黨游擊隊同樣活躍的意大利和法國也將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

因此必須立一個規矩：剛剛從德軍手下解放的國家不應立刻舉行公民投票或普選，換句話說，應該由盟軍而不是本國的武裝力量決定這個國家的政體。

如此罔顧希臘本地力量對比的設想實質上是要將希臘“推回”戰前狀態，也就是說，英國不在乎在地中海的東邊再造一個希臘版的“佛朗哥政權”，他們在乎的是使希臘這個國家重新變成大英帝國與印度之間海運通道的看護人，確保蘇伊士運河周邊的制海權絕對掌握在英國手中。

要實現此目標，最理想的情況是由英軍解放希臘，但德國重新占領意大利后亞平寧半島的戰局呈僵持狀態，英國一時無法抽調足夠的軍隊到希臘。

于是就有了一個折中方案：讓一向穩健的斯科比少將帶著五千英軍控制雅典，再憑借英國的威望和隨軍而至的糧食控制整個希臘。

本來，長期與希共游擊隊合作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能夠成為英國政府內部的平衡力量，他們的情報和經驗能幫助英軍更為有效地與游擊隊溝通。

然而自德軍于1944年10月撤走之后，英方專門負責敵后工作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也不再將希臘作為工作對象，一大批熟悉希共游擊隊的工作人員隨即調離，取而代之是斯科比第三兵團的軍官。跟那些一心以對德作戰為目標且工作細致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人員不同，語言隔閡、意識形態偏見和殖民時代的舊習氣讓新到的英國大兵與希共游擊隊不能相容。

當斯科比帶領的英軍準備為光復希臘舉行一次慶典時，他們根本沒有想過為希共游擊隊的領導人安排任何觀禮席位。一位尚未離去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官員問及此事時，斯科比的副官喃喃自語般反問：“游擊隊的領導人…這事兒跟他們有關系嗎？”

如果是在幾十年前，像斯科比這樣的傳統軍官或許有機會順利完成丘吉爾所交付的任務。但斯科比并不理解整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劇變，他拒絕相信游擊隊才是希臘戰場對德作戰的關鍵角色，對五萬游擊隊員在希臘民眾中享有的威望一無所知。

他把希臘的解放看成自己那五千桿槍所取得的戰果，而將游擊隊視為烏合之眾，因而拒絕為希共游擊隊中的軍官保留任何軍事或行政職務，居然設想像解雇一批臨時工一樣用一紙命令把這些身經百戰的勇士趕回家放羊。

相比之下，戴高樂政權光復法國之后審判了十二萬通敵分子，處決了其中的約一千六百人，并將法共游擊隊官兵納入國防系統。

4、西安托斯的游移不定

最初，希共方面并沒有完全拒絕整編軍隊的提議，但堅持要一碗水端平，在解散希臘現存的全部武裝后重新成立國防軍。斯科比對這個要求不屑一顧，他堅持認為一直掛名在流亡政府之下并受英軍指揮的希臘“山地旅”和“神圣營”早已是希臘的國家部隊，無須再解散改編。

游擊隊員們不得不看到：自己要繳槍，而那些曾經的“賣國賊”和死對頭保王派的部隊卻可以保存建制，萬一對方翻臉，會不會再來一次30年代的白色恐怖？

隨著英軍后續部隊（至10月底已有22600人外加5個空軍中隊)及“山地旅”和“神圣營”的到來，斯科比愈加底氣十足。12月1日，他勒令游擊隊必須在10天內解散，即使臨時政府中的五位民族解放陣線的部長以辭職相威脅，他也不為所動一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12月3日，民族解放陣線重新設立了一度解散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并于同日組織大批左翼群眾到雅典憲法廣場游行，隨即發生了十二月的那聲槍響”慘劇。

然而希共在“十二月起義”前后的表現讓人疑惑。

如果希共確如反共人士所言是斯大林的馴服工具，那么它應該老老實實地帶領民族解放陣線加入民族團結政府，不要給斯大林的戰后安排添亂。可是希臘人民解放軍在內戰的槍聲響起之前確有集結，而且內戰開始后解放軍很快就將政府軍逼到了雅典一隅，幾乎就要趕入大海。由此來看，豈能說希共對內戰全無準備？

如果希共的確有奪取政權的決心，為何在占有兵力和裝備優勢（英軍沒有重武器）的情況下，不用精銳部隊沖入雅典控制局面，卻讓類似于“縣大隊、區小隊”這樣缺乏戰斗經驗的地方部隊進攻？為什么先是不敢向保衛希臘臨時政府的英軍開槍，然后又始終將戰斗局限于雅典，不敢圍殲分散于其他地方的英軍？

結果等到英軍攜帶重武器的增援部隊到來，希共的處境迅速惡化。

與絕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一樣，“十二月起義”之后呈現出的局面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由于一手資料奇缺，歷史學家們至今仍對許多細節持有不同看法。

不過，要是我們觀察大脈絡的話，希共的行為邏輯和形勢的演變軌跡也并非不可理解。

首先，人們不能假設希共及其控制的希臘人民解放軍有一套如臂使指的指揮系統。在德軍入侵以前，梅塔克薩斯的政治迫害已將眾多希共領導人投入監獄。德軍占領希臘后，包括扎希阿里阿迪斯在內的部分希共領導人被轉移到德國集中營，另一部分趁亂越獄，其中就有“十二月起義”時期的希共領導者，人稱“西奧大叔”的西安托斯。

與眾多出身于小知識分子背景的希共領導人不同，西安托斯是色薩利鄉間農夫的兒子，所受的教育不多，當過兵也當過煙草工人。1922年，32歲的他成了希臘煙草工人工會的總書記，進而加入希臘共產黨的前身之一希臘社會勞動黨，并在1927年進入政治局。1931年，獲得共產國際青睞的西安托斯在莫斯科工作兩年之后返回希臘。

1936年，“準獨裁者”梅塔克薩斯掌權后開始加大對政敵的迫害力度，當選為國會議員后不久，西安托斯被關進監獄。后值希臘遭德意入侵，西安托斯越獄后成為希共抵抗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在抵抗德寇期間，西安托斯采取了一條類似于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當然這也同樣與莫斯科的指導有關)。

他組織的以希共為核心的民族解放陣線照顧了希臘農民看重上地、家庭和教會的想法，將凝聚人心的焦點放在抗擊德寇上，并沒有過分強調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大大改善了希共在普通農民中的形象。

與從前遙遠且松散的王國政府不同，希共將治理的根須深入每一個村莊，為鄉村普及基本教育并積極提高婦女地位，由此將希臘北方山區中的絕大多數農民（特別是長期被此前的政權忽視的婦女和兒童）組織了起來。

同時，對于城市內的和希臘中產階級以上的愛國者而言，民族解放陣線也比遠在埃及開羅的喬治二世流亡政府更具有吸引力。

一些原先對希共不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和市民也懷著民族主義的熱情投奔民族解放陣線，這些人提升了希共武裝的整體文化水平并增加了他們在希臘社會中的代表性，其中的不少人在此后還加入了希共。

與此同時，民族解放陣線接受了英國的援助，1943年又獲得了意大利降軍的武器，逐漸變得兵強馬壯。

不過，在德軍的壓制下，溝通不暢的各希共游擊隊之間一直保持著“去中心化”的特點，各隊間的聯系也相對松散，這導致了希共武裝并不一定總能執行一致的政策。

同時，緊張的戰事也讓很多農民出身的游擊隊員沒有時間系統地學習共產主義理論，與其說他們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戰，不如說是為了本村的友鄰和“恩人”而戰。對于城市出身的愛國者來說，更多是為了希臘而戰。

在1944年夏秋這個關鍵時期，西安托斯領導下的希共中央是游移不定的。地盤和武裝上的巨大優勢，讓希共不愿意放棄奪取政權的可能性，但波波夫使團的到來又讓希共擔心單憑自己的力量戰勝不了英國扶植的希臘臨時政府。西安托斯最初的設想是先按照蘇聯的意見派代表入閣，讓希共游擊隊員加入臨時政府的軍隊，然后逐步架空政府并控制希臘正規軍，這相當于是重新上演一出希臘木馬計。

但其他一些希共領導人和游擊隊的中下層軍官依然擔心：如果不能保留建制完整的部隊，希共將重新面對1936年任人宰割的狀態。所以希共的領導層總是處于主戰與主和的搖擺之中，而西安托斯又沒有斯大林或鐵托那樣一錘定音的地位，這才會出現1944年5月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已經同意的《黎巴嫩憲章》又遭到希共總部否決的怪事。

12月1日，希共中的主戰派在聽到臨時政府要求解散游擊隊武裝的命令之后情緒十分激動，不愿意在昔日敵人當上警察的時候放下手中的槍。沖突發生后，一位去解放軍指揮部“勸降”的英國軍官留下的記錄稱：這些人“說他們必須保留武器，不然就無法在希臘本國的法西斯分子面前保護自己。他們堅持認為，英國人無權干涉希臘的事務”。

希共中央之所以在內戰的前兩周反應遲緩，是因為西安托斯等領導人猶豫不決，他們自己也沒有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雖不甘心卻又沒有制訂詳細的武裝奪權計劃。流血沖突發生后時局的發展瞬息萬變，希共又難以對民族解放陣線中的各隊嚴加控制，同時也有某些人想將一場混亂作為實現自身野心的階梯。

其次，民族解放陣線所憎惡的主要是喬治二世及其鷹犬，主要訴求是改組臨時政府并懲辦通敵分子，不想也不敢（至少在取得蘇聯的支持之前不敢)與英國軍隊開戰。但他們低估了英國維護臨時政府的決心，這決心并非某種偏愛而是源自英國人反共的戰略意圖。流血沖突發生后，臨時政府總理帕潘德里歐很快就撐不住了，是英國人生生將他按在總理的位置上，不許其按民族解放陣線的要求辭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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