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李英姬,是在丹東一家朝鮮餐廳。她穿著一身桃紅色的民族長裙,端著冷面在餐桌間輕輕走動,臉上的笑容不濃不淡,剛剛好。如果不是她開口時那一點點不太自然的口音,我根本看不出她和我們身邊的服務員有什么區別。“你好,這是您點的泡菜餅。” 她微微彎了彎腰,把盤子穩穩放下,又安靜退到一邊,不多說一句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姑娘,在她們那邊,是真正萬里挑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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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誰都有機會來中國的,能被選出來到中國打工的朝鮮女孩,個個都不簡單。后來熟了一點,李英姬才跟我說,那邊的選拔嚴到嚇人,家庭必須干干凈凈,三代都不能有一點問題,本人還得是大學畢業,形象氣質要好,唱歌跳舞彈琴,至少得會一樣。她們那一批三百多個人報名,最后只選上了八個。說這話的時候,她語氣很淡,但我能聽出藏不住的驕傲。她們大多二十來歲,能出來打工,在家鄉就是有本事的人,鄰居高看一眼,父母也跟著有面子。
更現實的是收入。她以前在朝鮮紡織廠上班,一個月還不到三百塊人民幣,可到了丹東,每個月能拿到四五千甚至六千。當然這筆錢不是全歸自己,要交各種費用,還要上交一部分,最后真正到手大概一千五到兩千。我當時忍不住問她,那你們還愿意來嗎?她笑了,眼睛彎彎的,特別實在:愿意啊,在那邊干一年,都不如在這兒干一個月。她們平時吃住都在店里,衣服也是統一的,每個月只花兩三百塊,剩下的全都存著。三年下來,能帶回五六萬甚至十萬,在平壤足夠蓋新房、買家電,連找對象都更有底氣。
很多人好奇,既然她們掙得不少,為什么平時在街上很少見到?其實答案很簡單,她們的生活被圈得很死,基本就是餐廳和宿舍兩點一線。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客人來了忙前忙后,打烊后統一回宿舍,不能私自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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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要逛街,也必須領隊帶著,幾個人一起行動。我問她不能自己出去會不會不習慣,她只是輕輕搖頭,說規定就是這樣。她們每個人都有個翻得破舊的中文小本子,每天記單詞,每周還要開學習會,匯報心得。手機可以用,但不能隨便上網。有一次有客人送她一束花,她笑著拒絕了,后來換成一小盒點心,她猶豫了很久才收下,捧著跟同伴說,要帶回去給妹妹。那一瞬間的開心,特別真實。
在中國待久了,她心里也會悄悄比較。她最羨慕的,是我們這邊女孩子的自由。在她們那兒,女人三十歲還沒結婚,會被人說三道四,可在中國,三十歲的女生還在讀書、創業,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她還跟我說,中國男人特別好,會陪老婆逛街,會帶孩子,會做家務,不像她們那邊,男人大多大男子主義。說到這兒,她聲音低了下去,還有點不好意思。我也聽出來,她心里清楚,她和中國男生之間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就算有客人遞紙條表達好感,她也只能禮貌拒絕。她說,國家派她們出來是學習和工作,是為了回去建設祖國。這話她說得很熟,像是背過很多次。
她們的合同一簽就是三年,時間一到,必須回國。我小心翼翼問她,想不想留下來。她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能來中國三年,已經很幸運了。見過陽光的種子,總會找到方向。回國之后,國家會重新安排工作,她攢的錢可以給家里蓋新房,給弟弟買電腦,剩下的留作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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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丹東那天,特意又去了那家餐廳,想跟她道個別,可領班說她休息,和姐妹們一起買東西去了,當然,還是集體行動,有人帶著。我坐在餐廳里,看著臺上的姑娘們唱歌跳舞,歌聲干凈,笑容甜美,表演一結束,又立刻變回服務員,端著盤子在人群里穿梭。窗外鴨綠江對岸安靜得像一幅畫,窗內這些來自對岸的女孩,用三年青春,換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有人問我,她們回去之后會不會不適應,會不會想念這里。我答不上來。但我知道,等她們回到家鄉,會成為別人眼里見過世面的人,會被高看一眼,會跟身邊人講中國有多方便,夜市有多熱鬧,生活有多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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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她們親眼見過的世界,不會白看。見過陽光的種子,總會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破土而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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