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迎來第二輪熱演，與污蔑九兒是地主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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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官方新媒體“藝綻”公眾號報道，歌劇《紅高粱》將迎來第二輪熱演。文章說：

為大力弘揚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優良傳統，國家大劇院在202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推出了原創民族歌劇《紅高粱》，讓高粱地里的血性傳奇在歌劇舞臺上重現，收獲業內外如潮好評。 該劇題材選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作品以抗日戰爭時期山東高密鄉為背景，講述了村民九兒（戴鳳蓮）、余占鰲等人的傳奇故事，展現了舊社會的人性掙扎，以及普通民眾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覺醒與抗爭。

這兩段話介紹了兩個事實。第一，歌劇《紅高粱》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的作品，第二，莫言原著《紅高粱家族》的主題。

據介紹，該劇獲評“國家藝術基金（一般項目）2026年度資助項目”及“大戲看北京’2025展演季榮耀劇目”，后者是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頒發的。

去年夏秋之際，圍繞《紅高粱》上演，互聯上同時上演了一出鬧劇，各種造謠歪曲滿天飛，甚至首演之后，有人仍然造謠說首演取消，改為其他節目。這種說謊，就像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王隨學說《鱷魚》是小說一樣，河馬一張大嘴亂噴，臉都看不見了。

聽說，某個攻擊莫言的“著名人物”也到現場去觀劇，看到動人處，他也熱烈鼓掌。

可見互聯網上的一些觀點，你看看就行了，別當真。有些人嘴上都是主義，心里都是生意；有些人為了他們的生意，可以無視國家大劇院的團隊創作，可以無視北京市委宣傳部頒發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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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公眾號發文說九兒是地主婆，說《紅高粱》是為地主婆唱贊歌，更是抹黑八路軍。

作者拿著原著文本，說九兒一雙小腳，擔著幾十人吃的拤餅走十里路，這是不可能的，小腳女人走不了那么遠，余占鰲也不會舍得讓自己老婆涉險。

此人算了半天，一張餅是一兩還是二兩，多少人吃飯，擔子有多重，來證明九兒沒那個挑擔子的能力。

這樣的文字太好玩了，這說明語文教育真是有很大不足。語文其實就是文學，但是顯然文學對某些腦袋完全不起作用。

文學中的合理性不是這樣找的。

《水滸傳》中，兩個大漢抬不起武松，母夜叉孫二娘一彎腰，就把武松扛起來，我看這世界上找不到這樣的女人。一丈青扈三娘能生擒矮腳虎王英，這樣的女人也不存在。

《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將近五十歲高齡，一雙手抬起一輛馬車，此人被抓后又能再次越獄，這樣的天神一般的人物，現實世界中一個也沒有。

知道什么叫浪漫主義嗎？浪漫主義就是用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這種形象本身就是“傳奇的”、“不寫實的”、“想象的”！

如果你非要說關羽沒有青龍偃月刀，趙子龍無法抱著阿斗七進七出，魯智深使不動62斤的鑌鐵禪杖，李元霸更拿不起800斤的鐵錘，因為這些否定“三國水滸說唐”，我會說你的想象力嚴重受限。沒有想象力，絕不會有任何創造，從文學到科技創新，全都如此。

具體到九兒，莫言為什么要寫她一雙小腳呢？

莫言寫的是“小腳的身體”加“狂野的靈魂”。這種強烈的反差，塑造的是中國女性被摧殘、不屈服、爆發強大生命力的形象。

中國女性形象，魯迅寫了《祝福》的祥林嫂，沈從文寫了《蕭蕭》，到當代又有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祥林嫂怕兩個死鬼爭奪她的身子。蕭蕭嫁給一個三歲男孩，待她和長工花狗產生私情并生下一個兒子后，她又給兒子找了一個童養媳，她最后滿足這樣的生活。春妮和小豹子的幽會被撞破，春妮只有投河自盡，待到荒妹的愛情來臨，她懼怕得要死。

九兒這個形象，是對上述形象的顛覆。她既不是母夜叉一丈青、也不是祥林嫂和蕭蕭，而是一個正常人，是覺醒的女性。

誰告訴你小腳女人不能覺醒？杰出的女作家、馮友蘭的胞妹馮沅君就是小腳，她邁著一雙小腳出國留學，回國后走上三尺講臺，是山東大學一級教授、副校長，桃李滿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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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說：

那么，問題來了，作者為什么要不顧常識，編造一個這么樣的情節呢？不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他是在為“地主婆”唱贊歌！而如果再進一步推測，則更能看出作者的險惡用心：他為在抹黑八路軍作鋪墊！我們都能從作品中知道，“爺爺”余占鰲既是土匪，也是后來的地主，“奶奶”自然就是“土匪婆子”、地主婆子。

既然他承認自己“惡意推測”，那就不必重復他的“斜兒”一般的小人之心了。

需要指出的是，你雖然看了小說，卻仍然沒有看懂。

余占鰲不是什么地主，地主得在家種地，余占鰲是個轎夫，是個殺人越貨的莽漢，是個打鬼子又盤剝百姓的土匪，是個和八路軍搞摩擦又聯合八路軍抗日的草莽，后來又被鬼子抓到了日本北海道，晚年才回到家鄉。

回到家鄉的老翁余占鰲，已經喪失了說話能力，卻記得自己藏起來的槍。這就是余占鰲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北京日報新媒體文章所說的“民族危亡時刻的覺醒與抗爭”。

以往的抗戰小說，橋隆飆是土匪，但是變成了八路軍；劉洪、王強是“吃鐵路的”，但是變成了八路軍。《紅高粱》沒有重復這種老套，它寫了很復雜的一群人，有些人就看不懂了。跑到余占鰲身上去找“政治正確”，跟在魯智深、武松、阮小七身上找政治正確一樣荒唐。

《紅高粱》改編成歌劇，要作很大改動。歌劇是用音樂調動情緒，不是用情節講故事，有人試圖用讀小說的習慣在歌劇中尋找故事情節，這是不對的。這一點請觀劇的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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