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軍歷史上第一任后勤部長，被俘后投敵叛變，結局怎樣？

想必大家都學過《朱德的扁擔》這一課吧？這篇課文，生動講述了1928年，面對井岡山根據地缺少糧食的狀況，朱德也和普通戰士們一樣用扁擔挑糧食的故事。

當時，戰士們都很心疼朱德首長的辛苦，他們知道朱德首長要處理軍務，還要和眾人一樣挑糧食，就悄悄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可朱德還是堅持，甚至還在扁擔上寫下了“朱德扁擔，不準亂拿”8個字。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這幾個字并不是朱德首長自己寫下的，而是我軍歷史上的第一任后勤部長范樹德寫的。

從黃埔軍校的進步青年到紅軍后勤體系的奠基人，從戰功赫赫的革命功臣到被俘變節的歷史過客，范樹德的一生，如同跌宕起伏的戲劇，在革命史冊上留下了復雜而深刻的印記。

1907年，范樹德出生在河北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就算家境并不算富裕，但父親還是送省吃儉用送他去上學。少年范樹德天資聰穎，勤奮刻苦，從村小學一路讀到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于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黑暗時期。在師范學校讀書期間，范樹德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那些關于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進步理念，像一束光照亮了他迷茫的內心。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全國各界紛紛聲援。范樹德積極組織同學上街游行、演講，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卻因此遭到反動當局的打壓，被學校開除學籍。

這次經歷讓范樹德深刻地認識到，只靠著筆桿子是無法改變社會不公的，只有拿起槍桿子才能推翻反動統治。

恰逢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孫中山先生創辦的黃埔軍校正在招收進步青年，經同學王鶴壽介紹，范樹德毅然南下廣州，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

當時的黃埔軍校，堪稱“革命熔爐”，實行“軍事與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針，國共兩黨的進步力量在這里匯聚。

范樹德被分到經理科大隊第一隊，系統學習后勤管理、軍需保障等專業知識，這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埋下了伏筆。

黃埔四期人才濟濟，與范樹德同期的同學中，既有后來成為我黨杰出軍事家的林彪，也有國民黨陣營的名將張靈甫、胡璉等人。

在這個人才輩出的集體中，范樹德雖然軍事天賦不算突出，但在后勤管理方面的細致和嚴謹，卻讓老師和同學印象深刻。

1925年10月，在同學王鶴壽的介紹下，范樹德先是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后又轉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年后，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葉挺獨立團任中尉連指導員，同時兼任輜重隊隊副、會計，正式開啟了他與后勤工作相伴的軍旅生涯。

在北伐戰爭中，葉挺獨立團作為“鐵軍”先鋒，所向披靡，范樹德則在后方默默保障部隊的物資供應，將黃埔所學付諸實踐，積累了寶貴的后勤工作經驗。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大批共產黨員遭到了殘害。

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范樹德毅然脫離國民黨軍隊，追隨革命的火種，加入了武漢政府警衛團，擔任少校團附兼輜重隊隊長。同年8月，警衛團奉命東下南昌，準備參加南昌起義，卻因行程延誤未能趕上，只好轉戰修水休整。

正是在修水，范樹德迎來了革命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范樹德被任命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經理處處長，全面負責部隊的后勤保障工作。

起義初期，部隊屢遭挫折，傷亡慘重，士氣低落。在這危急時刻，范樹德不僅要想方設法為戰士們籌措糧食、彈藥，還要做好思想安撫工作，鼓勵大家堅持革命信念。

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抵達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由原來的3個團所編為一個團，番號改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步兵第一團”，范樹德任團副兼輜重隊隊長。

改編后的部隊凝聚力顯著增強，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向井岡山進軍，開辟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方圓500里，人口不足2000，產谷不到萬擔，糧食只夠當地群眾自用，紅軍的后勤保障面臨巨大挑戰。

1928年4月，朱德和毛主席井岡山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范樹德被任命為軍部軍需處處長，成為井岡山時期紅軍后勤工作的最高領導者。

為了解決物資短缺問題，他牽頭成立了財政科、會計科、糧食科、被服廠、造幣廠等機構，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后勤保障體系。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紅軍開展了下山挑糧運動。當時已年過40的朱德軍長以身作則，帶頭挑糧上山。戰士們心疼軍長，就偷偷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

朱德發現后，找到范樹德，讓他再準備一根扁擔。范樹德立刻帶著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用一個銅板向當地一位姓張的老板娘買了一根毛竹，親手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另一根自己留用。

在朱德的扁擔上，他用毛筆寫下“朱德扁擔，不準亂拿”8個字，從扁擔兩頭向中間書寫，既醒目又不易磨損。

這件事后來也被收錄進小學語文課本，成為代代相傳的革命故事，而范樹德這位“幕后功臣”，卻長期被人忽略。

后來，黃洋界保衛戰打響。當時紅軍主力外出作戰，留守井岡山的部隊只有2個連，面對國民黨軍隊4個團的進攻，攻勢異常危急。范樹德協助營長陳毅安，積極備戰：組織戰士們加固工事、籌備滾石檑木，調配有限的彈藥，合理布置防御力量。

經過1天1夜的激戰，紅軍以僅2名戰士受傷的微小代價，取得了殲敵400余人的輝煌勝利，成功保衛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場勝利的背后，離不開范樹德周密的后勤保障和物資支持。

隨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的物資需求日益增加。1929年，紅軍進軍贛南閩西，范樹德跟隨部隊轉戰各地，始終堅守后勤崗位。

紅一軍團成立后，他調任紅六軍（后改稱紅三軍）軍需處處長，在軍長黃公略的領導下，繼續為部隊提供堅實的后勤保障。

在汀州解放后，紅軍繳獲了大量布匹，范樹德立刻組織縫紉組日夜加班，趕制出4000套灰藍色軍裝和八角帽，還為每位戰士發放了軍餉，極大地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和凝聚力。

此后，范樹德就一直在后勤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為組織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他建立的后勤保障體系，雖然簡陋但實用，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累的后勤工作經驗，為后來我軍后勤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借鑒。

但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34年，第5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根據中央部署，項英、陳毅等人留在中央蘇區，組成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守部隊堅持游擊戰爭，掩護紅軍主力轉移。

當時，留守蘇區的紅軍僅有3萬余人，其中傷員萬余人，戰斗部隊僅1.6萬余人，面對的卻是蔣介石調集的重兵圍剿，形勢異常險惡。

受傷的范樹德也留守在了蘇區，他先后擔任中央軍區供給部副部長、贛南軍區參謀長，繼續負責后勤保障和軍事指揮工作。

紅軍主力轉移后，蔣介石下令對蘇區進行“斬草除根”式的“清剿”，瑞金等地淪為一片焦土。留守部隊在項英、陳毅的領導下，化整為零，開展游擊戰爭，處境極為艱難。

1935年，范樹德率領部隊在湘贛邊境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不幸受傷被俘。被俘后，國民黨軍隊得知他是黃埔軍校畢業，又曾擔任紅軍高級將領，并沒有將他立即處決，而是對他進行威逼利誘。

當時，留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難，瞿秋白、何叔衡等領導人先后犧牲，賀昌、劉伯堅等被俘后英勇就義，革命形勢陷入低谷。

在國民黨的威逼利誘和同窗好友的勸說下，范樹德的革命信念發生了動搖，最終選擇背叛革命，投靠國民黨。

這個決定，讓范樹德從革命功臣淪為歷史罪人，親手毀掉了自己多年積累的革命功績和名譽。此后的歲月里，他在國民黨軍界任職，參與了對抗人民軍隊的活動，徹底站到了革命的對立面。

而那些與他一同留守蘇區的戰友，在陳毅、項英的領導下，歷經3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始終堅守革命信仰，最終迎來了抗戰的曙光。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人民解放軍席卷全國，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幾年后，范樹德作為曾經的叛徒，被人民政府逮捕，關押改造。

在獄中，他深刻反思自己的罪行，認識到當年的背叛行為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損失，內心充滿了愧疚和悔恨。

考慮到范樹德早年為革命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在改造期間的良好表現，1975年，我國政府對一批戰犯實行特赦，范樹德也在其中。特赦后，他遷居廣西桂林，過上了平靜的晚年生活。

由于他對紅軍早期歷史較為熟悉，且在后勤工作方面有豐富經驗，后來被推舉為桂林市政協委員，參與文史資料的整理工作。

范樹德的一生，是革命年代無數仁人志士人生軌跡的縮影，更是關于信仰和選擇的一份“答卷”。

他早年投身革命，懷揣著救國救民的理想，為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但在生死考驗面前，范樹德最終還是沒能堅守住自己的信仰，這也成了他人生中永遠無法抹去的污點。

如今，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對生死考驗，但還是要堅守信仰，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