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航索賠18000元

2月2日，海南航空HU7932奧克蘭飛深圳航班，一位旅客在食用煙熏三文魚土豆沙拉時，發現餐食內含有魚刺，隨即出現喉部不適咳嗽，反復咳嗽后自行吐出。

乘務組第一時間介入安撫并予以協助，而且在航班落地深圳后，由海航地面人員協同送醫，但旅客因轉機時間原因未繼續排隊檢查。

事后海航持續和該名旅客對接聯系，向旅客誠懇致歉，進行多輪溝通，提出贈送航司禮品、按《食品安全法》上限賠付1000元、退還旅客機票票款1321元。

但旅客不接受，提出按照康復費、精神損失費一共18000元的人民幣賠償、公開發道歉信加蓋公司印章承認這次事件過錯。

事情的脈絡并不復雜。真正復雜的，是圍繞“責任”和“賠償”展開的討論。

我翻了下關于此事的文章評論，很多旅客天然的認為“航空餐就絕對不允許出現魚刺”——乍一看，這句話其實很合理。

但我們還是要回到規范、標準本身。
我找了很久—目前適用的國家層面規范是《GB31641—2016 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航空食品衛生規范》。

該標準在第6章“航空配餐加工”中，對餐譜設計和原料選用提出原則性要求，其中第6.1.2條明確提出：

不得選用在航空環境下食用可能產生不良影響的食品及原料。

其核心是風險評估和源頭控制，要求在設計和加工階段充分考慮高空環境對安全風險的放大效應。

在更早期的民航行業管理實踐中，民航系統曾發布過相關行業衛生規范《MH7004—2012 航空食品衛生標準》，曾對魚類原料提出“去刺處理”等加工要求。

這類規范雖然隨著國家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的完善被整合或替代，但其風險控制邏輯一直延續至今——也就是在加工環節進行去刺、篩查等控制動作。

需要區分的是，規范強調的是加工控制義務，而并非對物理意義上的絕對零殘留作出結果擔保。

所以你看，并沒有一條法律規定要求飛機餐里“不得有任何一根魚刺”。

三文魚作為全球航空餐常見食材，本身并未被列為禁止使用的高風險原料，其風險管理更多體現在加工環節的控制強度。

而國際上IATA及航空配餐行業標準也強調機上餐食應避免骨、刺、核等可能導致嗆噎的風險源。

這些要求的核心都是“風險控制”，都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絕對零殘留”。

海航在事后的調查顯示，這次航班配備了100份煙熏三文魚沙拉，僅有這一例反饋。

從風險性質看，這是個體加工瑕疵的概率事件，而非系統性食品安全事故。

海航已經對奧克蘭航食代理啟動履約處罰并要求改進，本身也說明責任鏈條在內部是被正視的，并沒有推諉。

再看機上處置是否存在問題。

對于喉部異物卡頓，在未出現窒息征象、未出現呼吸困難或意識異常的情況下，機組能做的是觀察、安撫、提供協助，并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啟動廣播尋醫。

旅客自行咳出魚刺，未發生進一步傷害，落地后也安排了送醫。后續沒有提供明確的身體損傷診斷結論。

從現有信息看，機上及地面處置均按照常規流程展開，未見明顯處置失當。

根據《食品安全法》相關規定，食品安全問題的懲罰性賠償通常存在法定上限，旅客提出18000元賠償和加蓋印章公開道歉的訴求，在沒有身體損傷、沒有醫療確診后遺癥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往往難以獲得支持。

法院通常支持的是實際損失及一定范圍內的精神撫慰金，而不會以主觀恐懼感直接對應高額賠償。

在公共討論中，我們也需要警惕一種傾向——任何風險事件一旦發生，便自動等同于高額賠償責任。

維權本身沒有問題，法律賦予消費者救濟權利，這是底線。但維權的尺度，同樣需要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

如果沒有身體損傷、沒有醫療診斷支持的持續性后果，僅以當時的恐懼體驗作為主要依據主張較高金額的精神賠償，難以獲得公眾和司法層面的支持。

因為權利需要被尊重，尺度也同樣需要被守住。

我不支持18000元的主張，因為法律責任必須建立在已經發生的客觀損害之上，而不能以“如果當時更嚴重”作為定價依據——不然“飛機顛簸造成我的恐慌也可以向航司索賠精神損失費”。

飛了這么多年航班，我越來越清楚一件事：

公共運輸系統追求的是風險控制，而不是絕對無風險。

食品加工解決的是流程問題，而不是概率清零。航空運輸強調的是安全邊界，而不是完美無瑕。

一根魚刺，不該被夸張成生死事件，但它也提醒各個航空公司，機上任何微小瑕疵都會被放大。風險管理要更嚴謹，流程把控要更細致。

而在討論責任時，我們也需要把情緒和法律分開。還是那句話：我理解風險在高空環境中容易被放大，但責任的界定必須回到事實本身。

否則，因噎廢食，以后的航空餐里就再也不會有魚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