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為何不能復制中國發展模式？

就在剛剛，以色列和伊朗，又又又打起來了。

昨天是巴阿沖突，今天又輪到伊朗和以色列，不是老張標題黨，實在是最近的國際熱點層出不窮。

言歸正傳， 根據最新消息，2026年2月28日下午，以色列正式宣布對伊朗進行“進行預防性打擊”，緊接著各聊天群開始刷屏當起了新聞小記者。

熱鬧歸熱鬧，可以確定的是，不論美國和以色列將付出怎樣的成本，伊朗，必然是這次沖突的吃虧的一方。

看戲之余，老張有個問題跟大家分享：

即，同樣是曾被美西方制裁，我國最終打破桎梏，走出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并且在今天實際上已經實現了全產業鏈自主，打破了西方對我國發展的封堵。

而伊朗，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雖然也經歷過經濟飛速發展，但至今為止，其經濟、工業體系，仍然長期依賴于外部供應鏈，以至于西方一個制裁就能讓伊朗半死不活。

假如這是一場開卷考試，伊朗，有沒有可能復制中國的發展模式？

換句話說，咱們的成功路子，伊朗能照抄嗎？

先給出老張的答案，復制不了。

很多人覺得伊朗發展不起來，全是因為外部封鎖，可在老張看來，封鎖只是放大了它自身的問題，這些內部硬傷，才是它翻不了身的關鍵。

1，一門心思靠石油，抗風險能力為零。

伊朗的經濟，說難聽點就是“一條腿走路”，全靠石油撐著。據伊朗自己公布的數據，石油出口占它財政收入的六成以上，外匯收入更是八成以上，最多的時候高達九成。

這種高度依賴石油的玩法，只要石油出問題，整個國家經濟就垮了。

更要命的是，它一門心思靠石油，別的產業全荒廢了：七成多的糧食要從國外買，藥品、工業設備也大多靠進口，一旦被封鎖斷了外匯來源，沒錢買這些東西，老百姓的日子立馬就沒法過了。

舉個直接的例子，2018年以前，伊朗國內汽車工業發展其實很強勁，制裁之前它的年產量突破了164萬輛，超過中東所有國家總和，全球排名第12，在汽車工業的培育下，伊朗也培育了三百多萬的汽車產業工人和人才。

這些中產階級，就是伊朗穩定的基本盤。

結果2018年被美國制裁以后，外資車企紛紛撤離，對外零配件需求被阻斷，伊朗的汽車工業迅速萎靡，到2023年，伊朗汽車年產量只有46萬輛。

這里的一個本質原因，就是伊朗的汽車工業雖然比較發達，但關鍵零部件仍依賴于國外的供應鏈，一旦被制裁，自身又無法實現國產化，最終導致受制于人。

伊朗的本土教育其實很成功，伊朗目前每年培養的工科畢業生達到15萬，遠超以色列的5萬，但是在工業體系畸形發展的情況下，這些人才很難獲得充分就業，只能被迫離開。

話說回來，伊朗的核研發搞了二十多年了，目前不還是停留在鈾濃縮的階段么？

對比新中國就會發現，獨立自主有多么重要。

那時候被西方封鎖，咱們就靠自己，一邊爭取外部幫助，一邊自己建工廠、搞農業，盡管這期間也走過彎路，遇到過挫折，最終也慢慢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糧食、能源也能自己滿足。

這種底子，伊朗從來就沒有過。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伊朗是有機會復制的，盡管它的國內市場不如中國這么龐大，即便是它不能像1972年的中國一樣，靠著美蘇爭霸的機會緩解同美國的關系，但它仍然可以像五十年代的中國一樣，從外部獲得充足的工業技術援助。

尤其是來自于中國、俄羅斯的技術支持。

但從結果看，伊朗似乎對此并不感冒，而現在，伊朗也已經錯過了這個機會。

2，既得利益集團過于強大，阻礙社會發展。

在老張看來，伊朗還有個大問題，就是權力和經濟攪在一起，伊朗革命衛隊是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后，由霍梅尼親自創建的核心力量，最初使命是保衛革命成果，僅對最高領袖負責。

只是很多年以后，伊朗革命衛隊憑借這份特殊信任，逐步滲透經濟領域，形成 “以軍養商、以商強軍” 的模式，成為伊朗經濟的 “隱形掌控者”。

首先，革命衛隊直接或間接掌控伊朗 15%-35% 的經濟總量，每年經濟收入達 300 億至 500 億美元，而伊朗全國年生產總值僅 3756 億美元，分量舉足輕重。

革命衛隊控制的哈塔姆?安比亞工程集團（旗下 800 余家子公司），壟斷了伊朗的能源、基建、金融、貿易、民生等關鍵領域 。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能源領域，該集團每年獲準直接出口 124 億美元原油，通過 “影子油輪” 變現。

注意，伊朗革命衛隊所掌控的這些企業的收入，不納入國家財政統一管理，也不接受政府預算的嚴格約束，這也是其 “以軍養商、以商強軍” 模式的核心特征之一。

這種壟斷，不光讓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還讓市場變得更僵化。

舉國體制的優勢，在于它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類似于我國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在關鍵工業領域，還是在民生保障問題上，國家控制的經濟都應該是為國家服務，而不是為某一利益集團服務。

在這一點上，伊朗如果想學習中國，就必須要對革命衛隊進行改革。

只是話又說回來，革命衛隊作為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它不受伊朗政府管轄，而是直接聽命于伊朗最高領袖，所以換句話說，伊朗政府無權改革伊朗革命衛隊。

至于伊朗最高領袖是否有這個魄力，那就不得而知了。

3，外交政策長期停滯不前，缺乏靈活性。

在以前的文章中，老張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就是國家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換句話說，怎樣選擇外交政策，是要根據對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去考慮的。

伊朗在1979年以后的外交歷史，總結下來就兩件事，第一，反美，第二，跟沙特等國爭奪中東話事人角色。

后者實際上是宗教領導權的爭奪，伊朗屬于什葉派神權國家，伊斯蘭革命以后的第二年，就跟遜尼派主導的伊拉克爆發了八年的兩伊戰爭，消耗了大量的國力，也浪費了發展的黃金期。

兩伊戰爭以后，伊朗又長期醉心于拓展什葉派之弧，癡迷于意識形態輸出，跟周邊國家鬧得不可開交。

展開聊聊伊朗反美。

有時候我很費解，伊朗跟美國，到底有什么世仇？

在人類世界史上，但凡不是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關系，沒有什么坎是過不去的。

日本如果能老老實實認個錯，好好反省自己的二戰罪行，中日關系也不會搞成今天這樣，即便如此，中國仍然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最大進口來源國。

我不是在說人要忘記歷史，我是說，人要務實，務實不等于背叛歷史。

銘記南京大屠殺的苦難，不耽誤我們掙日本人的錢，掙敵人的錢，怎么能叫背叛？

對比來說，即便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領”的七十年代初，我們不也利用當時的國際環境，及時地跟美國緩解了關系么？

韜光養晦的道理，伊朗怕是不太懂。

回到本題，由于伊朗長期跟西方敵對，至今為止，伊朗依然被排除在國際經濟體系之外，連WTO都沒加入，不能用國際支付系統，跟西方做生意都難；

就算有中國、俄羅斯幫襯，也補不上跟全球經濟脫節的虧空，發展路子被自己堵死了不少。

反觀我們，從建國起就堅持和平外交，我們可以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會主義陣營，也會在蘇聯提出不合理合作要求的時候（租界旅順、建立長波電臺），迅速抽身，避免陷入美蘇爭霸的泥沼。

我們打過聯合國軍，打過蘇聯，打過印度，打過越南，打完迅速抽身，不搞結盟，不搞對抗，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主動融入全球，借助全球經濟的發展紅利，壯大了自己。

一句話， 求同存異，韜光養晦。

伊朗跟美國沒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伊朗之所以反美，純粹是伊朗什葉派教士集團的問題。

一句話概括：伊朗的什葉派宗教領袖，如果不關心其他國家的什葉派小兄弟的死活，就會降低宗教權威性。

在絕對的宗教權威面前，伊朗政府即便是想要緩和跟美國的關系，也會被宗教領袖打壓下去。

不反美，不等于就一定要親美，更不是將自己變成老美的附庸，伊朗完全可以走一條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有道是打鐵還需自身硬，先把自己經濟搞起來，再考慮輸出影響力的問題。

話說回來，在中國近代所遭受的來自西方列強侵略造成的苦難面前，伊朗和美國的這點過節不值一提。

以上，是明牌，但伊朗學不了。

因為咱們有一些獨有的東西，它沒有，主要是四點：

第一，權力結構不一樣。

我們的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是國家主動推進的，中央政府有絕對的權威，能協調各方利益，把改革推下去，這是我們在1949年就完成了的任務。

而伊朗，大改要動宗教權威，小改要動革命衛隊，革命衛隊是它的政權支柱，宗教權威是它的最高領袖，這就是一個悖論，因為人不可能革自己的命，這是它根本的問題。

第二，所處的環境不一樣。

冷戰格局已經結束，美國目前仍然是世界超級霸主，沒人愿意為伊朗的安全買單，中國更不會。

這也是為什么伊朗搞核武研發，會遭到美國和西方的集火攻擊的內在原因。

第三，自身條件不一樣。

我們有14億人口，市場大、產業鏈完整、勞動力充足，就算被制裁，也能靠自己的市場循環起來。而伊朗只有8000多萬人，市場小、工業落后，沒有完整的產業鏈，一旦全面開放，本土企業很容易被沖垮，根本沒法自己循環。

不過話說回來，在這一點上，沒有絕對的行或者不行，八千萬人口的市場也是市場，九十分做不到，六十分也算及格。

第四，時代機遇不一樣。我們趕上了全球化的黃金時代，踩中了產業轉移的紅利。而伊朗現在面臨的是逆全球化、大國競爭激烈的時代，以前的紅利已經沒了，想靠全球化發展，難度太大。

不僅僅是伊朗，隨著逆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對于存量蛋糕的爭奪會更加激烈，接下來的世界，還會出現更多的動蕩和沖突，對于很多國家而言，歲月靜好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