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深究：修法不是做“大法”：重讀張曉學的邊界之問——歷史會記得，概念必須清晰

歷史從不喧嘩，但它會記錄。

當有人重新挖掘張曉學那篇《修法應正本清源》的舊文時，我們看到的不是一段塵封往事，而是一種仍在回響的制度追問。感謝那個年代的思考者，在機構更迭、理念搖擺、口號翻飛的背景下，仍然堅持對“法律邊界”的冷靜辨析。

那篇文章寫于《安全生產法》修訂討論階段，核心觀點只有一句話——不要把一部專業法律，修成包羅萬象的“母法”。

這句話，今天讀來，仍然鋒利。

一、當“生產安全”被無限外延

張曉學指出，這些年“生產安全事故”的外延被不斷擴大：娛樂場所火災、交通事故、群眾踩踏等，都被納入其中。概念被泛化，邊界被模糊。

問題不在于這些事故是否重要——它們當然重要。問題在于，它們是否屬于“生產過程中的安全風險”。

“生產安全事故”原本指向勞動過程中的風險關系——人與生產活動之間的結構性危險。如果將所有公共安全問題都納入這一概念，結果會是什么？

結果是：

• 統計失真

• 責任錯位

• 監管重疊

• 法律功能稀釋

當一部法律試圖統攝一切，它就失去了聚焦能力。法律不是口號，它是工具。工具必須精準。

張曉學的擔憂，并非縮小安全，而是守護法治秩序。他反對的不是強化監管，而是概念失控。

二、“以人為本”不等于“無限擴張”

文章中有一個被忽視的思想深度——對“以人為本”的冷靜解讀。

他贊成修法突出“以人為本”，但同時強調：
“以人為本”是原則，不是邊界。

法律必須回答兩個問題：

1. 它保護誰？

2. 它在什么場景下保護？

如果答案變成“保護人民群眾一切場景下的安全”，那這部法律就不再具有專業定位，而變成宏大宣言。

法治的成熟，不在于擴大覆蓋范圍，而在于清晰界定適用場域。

“人民群眾”是國家治理的總體對象；
“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健康”才是《安全生產法》的專業對象。

這一差別，看似細微，實則決定責任體系的結構。

三、死亡崇拜與治理盲區

張曉學對“防止和減少”表述提出質疑，主張強調“防止”，體現零容忍態度。這不僅是修辭問題，而是治理哲學問題。

更重要的是，他批評長期以來過度關注死亡事故，而忽視非致命傷害與職業危害。

在現實中：

• 重傷

• 輕傷

• 職業中毒

• 職業病

往往不進入公共視野。

但它們同樣消耗社會資源，同樣毀掉家庭生活，同樣制造制度成本。

如果監管體系只圍繞“是否死人”運轉，那么風險治理就會被極端化——
要么風平浪靜，要么問責風暴。

真正成熟的治理，是在無人死亡之前，就已經精準干預。

四、職業危害：慢變量的被忽略

張曉學特別區分了生產安全事故與職業危害。

前者是突發型風險，后者是漸進型風險。

職業危害不制造爆炸性的新聞，但它會在多年后以肺部陰影、神經損傷、慢性中毒的形式出現。

當職業衛生監管在制度演進中被分散、被邊緣化，風險治理就會出現斷層。

他提出，應在修法中強化職業衛生監管的硬性規定。
這不是增加條文，而是承認一個現實：慢變量比快變量更難治理。

一個制度如果只對瞬間爆發負責，而不對長期積累負責，那它并不完整。

五、為什么“母法沖動”值得警惕

張曉學最后寫道：
不管名稱是什么，都不應把《安全生產法》制定成統領全部安全領域的“大法”“母法”。

這句話，在今天尤具警示意義。

在現實治理中，確實存在一種沖動—
當出現安全問題時，總希望通過擴大一部法律的適用范圍來解決。

但法律的邊界一旦被突破，后果往往不是強化，而是削弱：

• 行政權力膨脹

• 專業分工混亂

• 統計口徑失真

• 多頭監管疊加

最終，人人負責，等于無人真正負責。

法治的成熟，不在于規模，而在于自律。

六、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點反思：

第一，概念必須清晰。
沒有清晰概念，就沒有清晰責任。

第二，統計必須完整。
忽視非致命傷害和職業病，是對風險結構的誤讀。

第三，法律必須節制。
邊界清晰，比范圍宏大更重要。

歷史不是用來感慨的，而是用來校準方向的。

張曉學在那個年代提出“正本清源”，是一種制度自覺。
我們今天重新呈現這段文字，是一種歷史責任。

真正值得感謝的，不只是他們的名字，而是他們對“邊界”的尊重。

因為只有守住邊界，安全治理才不會滑向概念混亂；
只有拒絕“大法沖動”，法律才能保持專業與力量。

歷史會記得。

而我們是否記得，決定未來制度的形狀。

來源于36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