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假期發展史，一路走來故事多（民國至現當代）

本文來源愛濟南客戶端（濟南日報·愛濟南記者：李雪萌）

民國時期是中國假期制度變化最大的時期，畢竟這時候整個歷法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為什么這時候能出現廢除農歷新年的事？當時很多革命人士覺得，中國之所以發展滯后，跟那些老舊的道德規范、傳統規矩有著扯不清的關系。要想變得獨立自主，那就得丟掉那些老一套的習俗，把腦子里的老觀念、老習慣都清空，給新文化騰出地方。

不光革命人士這樣想，很多文人也有這種主張。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文人對傳統農歷新年的態度。

民國文人對春節的態度，基本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批判。

許多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文人，對農歷新年中被視為“封建余孽”的繁復禮節和迷信習俗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這些習俗與科學、民主的時代精神相悖。?魯迅?是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他曾直言“舍間是向不過年的”。魯迅在面對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一度很極端，甚至曾提出廢除漢字，直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當然魯迅的這個觀點要結合時代來看。他認為漢字（繁體字）太難，不利于學習，阻礙了人們獲取知識。當時的趙元任、瞿秋白、錢玄同、陳獨秀等都贊同漢字拉丁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讓所有人都識字、會寫字，開啟民智。

張愛玲

張愛玲在散文《天地人》中說“中國人過年，茶葉蛋，青菜，火盆里的炭塞，都用來代表元寶；在北方，餃子也算元寶；在寧波，蛤蜊也是元寶。眼里看到的，什么都像元寶，真是個財迷心竅的民族。”

梁實秋則描繪了童年對過年“煎熬”的體驗：守歲對小孩是煎熬，壓歲錢需叩頭如搗蒜，年夜飯是大鍋剩菜，鞭炮令人恐懼，趕廟會一路吃塵土，人擠人。“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年菜是標準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咽。一鍋純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積不可，結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從初一至少到初三，頓頓煮餑餑，直把人吃得頭昏腦漲。”

二是溫情。

許多文人仍無法完全割舍農歷新年所承載的文化記憶與情感聯結。?老舍?在《北京的春節》中，以充滿京味的筆觸，詳細描繪了從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完整民俗畫卷。他筆下的除夕熱鬧、初一休息、初六開張，充滿了對老北京人情味與生活節奏的深切認同與懷念。

林語堂

林語堂早年也不喜歡農歷新年，“過新年時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裝著慶祝，一點沒有真感情。”他本決心不按舊歷過年，但當聞到水仙花的芬芳，看到春聯、紅蠟燭時，兒時過年的記憶瞬間涌上心頭，最終“打不過，就加入”，掏出一塊洋錢給仆人去買鞭炮，“越大越響越好”，然后“在一片乒乓聲中，我坐下來吃年夜飯，我不自覺的感覺到很愉快。”

豐子愷則說“我幼時不知道陽歷，只知道陰歷”。同樣是吃剩菜，豐子愷和梁實秋就完全不同，“大年夜就燒好一大缸蘿卜絲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來，放在鍋子里一熱，便是最好的飯菜。我至今還忘不了那種好滋味。但是讓家里人燒起來，總不及童年時的好吃，怪哉！”

在新舊文化和認知的沖突中，文化根脈最終占得上風，魯迅后來逐漸轉變了思想，“（對傳統文化）把它們拆開來看，分清楚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定個該留該扔的標準，而且在決定留還是扔的時候，都得小心翼翼地找對方法去做，那不然的話，不管你想怎么改，最后都會被老習慣那塊大石頭給砸碎。”

魯迅反對的更多是拜神、磕頭、祭祀以及一些迷信規矩，對于精神傳統的部分并不抵觸。實際上隨便年齡的增長，他的態度也在改變。1934年，他在《過年》一文中說“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他帶著四歲的海嬰爬到房頂上放鞭炮，一副老父親含飴弄子的心態。

在劇烈的社會動蕩與思想變化中，中國走過了20世紀的前50年。

1949年，新中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正式采用公元紀年。為了區分陽歷和陰歷兩個“年”，又因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恰在農歷年前后，故把陽歷1月1日稱為“元旦”，農歷正月初一定為“春節”。這一決定標志著春節作為中國傳統節日的地位得到正式確認。政府不再試圖用公歷新年取代春節，而是承認兩者的共存，形成了一種“二元歷法”結構。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一共五條，簡單明了。辦法確立了我國法定假日基本格局:元旦1天，春節3天，勞動節1天，國慶節2天，合計7天。

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期：?婦女節、?青年節、?兒童節和建軍紀念日，這些都是半天。還規定了?少數民族節日?：由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地方人民政府，根據該民族習慣，規定放假日期。

特別指出?其他紀念日?，如二七、五卅、七七、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日、九一八、護士節、教師節、記者節等，均不放假。

這一制度50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修訂。1999年的修訂版中，春節、勞動節、國慶節這三個大節日，每個都變成了3天的法定假日。并通過調整春節、勞動節、國慶節的相鄰周末，形成三個連續七天的長假，“黃金周”由此橫空出世。

2007年再次修訂，勞動節的3+4黃金周改回1天的法定假期。清明、端午和中秋被增設為了法定假期。事實上假期多了一天。春節假期三天為除夕、初一、初二。

2013年再次修訂，只改了一條：春節假期為初一、初二、初三。

2024年第四次修訂，春節4天（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勞動節放假2天（5月1日、2日），增加了一條：全體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統一放假調休，結合落實帶薪年休假等制度，實際形成較長假期。除個別特殊情形外，法定節假日假期前后連續工作一般不超過6天。

這樣，中國法定節假日天數為?13天?，在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62位?。這個排位并不低，位居前三分之一。中國男足2026年1月的最新FIFA世界排名中位列世界第93位，相比之下，中國假期天數在世界上要領先多了。

在假期辦法修訂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比增減法定假日更重要，那就是雙休日的實行。1995年5月1日，中國全面確立了每周工作40小時、休息兩天的標準工時。這一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國際勞工組織早在1935年就確立每周40小時工作制。但中國一直沒有執行，中國人歷來勤勞，加上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全國上下都處于大干快上建設一個新天地的熱情氛圍。1994年3月1日起試行隔周雙休制。跟今天一些互聯網大廠的大小周幾無二致。實行大小周制的時間很短，很多人可能已經記憶不深刻。

突然多出來的一個休息日人們并不適應。當時一家報紙有這樣的新聞：輪到第一個雙休日（當時是隔周休息一個星期六），全市有幾十個單位的工作人員忘了今天他們休息，照常一大早趕到單位。另一個不適應表現在人們對雙休日的利用方面。有些人在第一個雙休日里并沒有覺得特別輕松，倒是覺得很沒意思，待在家里不知道該做些什么。

對老百姓來說，雙休日是突然出現的。但實際上其背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工作時間比歐美國家大約高出30-50%。據國際勞工局統計，世界上最貧窮的44個國家中也有近28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每周40小時至44小時。而我國是當時是48小時。

亨利·福特

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人是美國汽車商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他就在他的汽車公司里實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到1940年，美國人8x5工作制已經很普遍，一批發達國家也相繼采用。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中國勞動者能夠擁有雙休，是因為美國的促成。美國反對中國加入WTO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動基準要求。但也有人研究說，在WTO的官方聲明里，明確說明了“WTO當前規則不對勞動標準作任何限制”。

雙休日雖然不能明確感謝美國，但其由來也確實跟西方國家密切相關。1979年1月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胡平到聯合國開會。他發現，每到星期五下午繁忙的開會節奏就停止。周六周日都不上班，人們都忙著度周末。這讓胡平感到震撼。因為過去印象是資本主義腐朽沒落，正在垂死掙扎，可這里的人們竟然每周只工作五天，聯合國甚至是四天半。于是，回國之后，他就想在國內推動雙休日。時任科委主任宋健予以支持調研和實驗，當然也有人反對，認為雙休會導致經濟大幅度下降，并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況不是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問題，而是要進一步加強勞動強度的問題！”

有個說法，1984年鄧小平就有擬將每周工作六天改為五天半的指示，只是未能得到貫徹落實。

雖然時至今日依然有996，依然有很多單位不能落實勞動者休息的權益，但不管怎么樣，1995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第145個實行5天工作制的國家。同時這一年中國也開始有了帶薪休假的概念。這一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其中確立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即可享受帶薪年休假。

在傳統文化觀念中，過度休假常被視為懶散的表現，被認為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一個國家假期的設定應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在發展初期，較少的假期有助于增強勞動力市場競爭力，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產出，加速社會財富積累。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消費需求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倘若民眾缺乏充足時間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分享物質文化財富，進行適度消費，經濟在達到一定規模后將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最終將導致投資效率下降。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11年曾經發布一個全球帶薪假期排行榜，涵蓋了39個國家和地區，巴西、立陶宛、芬蘭、法國、俄羅斯前五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中國。

當然這個數據并不權威，每個國家對帶薪假期的界定也不盡相同。

目前沒有法定帶薪休假的國家：帕勞、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美國。

春節的腳步越來越近了，這是中華民族最團圓美滿的節日。朱熹都說，除歲迎新之際，應該縱情歡樂，“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祝愿大家都能度過一個愉快祥和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