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遼夏金時期列朝列國志】南宋（十）：宋高宗4

南宋（十）：宋高宗4
（10）為政舉措 ①政治 a.官制改革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趙構應呂頤浩奏請，改革元豐官制，部分恢復北宋前期舊制，即改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為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相；改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為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右相；改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為副相，革除尚書左右丞。通過“合三省為一”來減少省吏人數，提高辦事效率。

南宋建立之際，北宋時作為中央主力部隊的禁軍已完全崩潰，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徹底瓦解。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趙構登基后，為加強自身防衛始置御營司，作為最高軍政指揮機構，以宰相兼任御營使和副使，下轄五軍。此時，樞密院雖沒有廢除，但于軍事“幾無所預”，有名無實。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趙構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司及官屬，并設機速房于樞密院內，由宰相掌控，基本上代替了原樞密院，負責管軍。紹興和議以后，機速房的作用大減，樞密院的職權逐漸恢復，下屬吏員也得到充實。此時，樞密院一般不除樞密使，多以副相等執政為簽書樞密院事或知樞密院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革除機速房，其職權全部回歸樞密院。

b.清算新黨

宋徽宗時，蔡京等打著延續熙豐新法的幌子掌權。趙構在支持舊黨的元祐皇后孟氏的指定下繼承皇位，因此傾向舊法。建炎四年（1130年）初，隆祐太后請趙構刪定新黨所編的神宗、哲宗兩朝實錄，趙構聽后“悚然”，決定讓舊黨大臣范祖禹之子范沖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并強調“朕最愛元祐（舊黨掌權的元祐時期）”。[71-72]又說：“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將導致靖康之變的罪責追溯到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為了清算新黨和王學，趙構采取了如下措施：

在登基伊始即下詔“住散青苗錢”，并陸續廢除市易、保甲、免役、方田均稅等法，自紹興二年（1132年）起，改變在科舉中只以經義取士的做法，恢復元祐時“詩賦、經義兼收之制”。

以“誣謗”孟后之罪，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凡是追隨過原變法派和蔡京、王黼的官員，一律免職。與此同時，盡行追復“元祐黨人”的官職。

貶抑王安石，并清算其學術思想。趙構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改以司馬光配享。接著，加王安石以“心術不正”之罪，削去他的王爵，并禁止舉子用《三經新義》，最后禁止王學的傳播。

推崇程頤、程顥所倡導的洛學，先后將二程弟子和門人楊時、胡安國、朱震、胡寅等召還朝廷，加以重用。他所任命的宰相趙鼎也是忠實的洛學信徒。

重修《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通過對實錄的修改，對哲宗和徽宗兩朝的統治作了諱飾，對王安石和“熙寧變法”作了徹底否定。這種觀點進一步影響到元人所編纂的《宋史》。

但是，由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有些確實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或有利于均平賦稅，或有利于增加國庫收入，或有利于鞏固統治。因此，趙構并未徹底廢除“熙寧變法”。如建炎初年廢常平法，紹興九年（1139年）又恢復，免行法在靖康年間即遭廢除，紹興十一年（1141年）又恢復征收。有些新法只是改了一個名稱，實際上還在推行。如紹興年間所推行的經界法，與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多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所重用的秦檜也袒護王安石，排斥洛學，因此趙構對新黨的清算并不徹底。盡管如此，趙構定下的崇尚元祐政治的方針，亦奠定了南宋王朝保守、反對革新的性質。

c.紹興更化

秦檜死后，趙構即著手整頓政治，史稱“紹興更化”。秦檜死半年之后，趙構才任沈該、萬俟卨為左右相，不再兼任樞密使，樞密院長官職權得到恢復，既而整頓官員轉對制度，同時也限制了相權。對中央決策系統進行局部調整的情況下，其運作機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對言事官的更革與備員，打通信息渠道，講筵官選取仍從舊制，恢復給事中與中書舍人的約束監察機制。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國史院以宰臣提舉，置修國史、同修國史共二員、編修官二員，內侍省官充都大提舉諸司官、承受官、諸司官，基本上成為此后國史院的制度模式。

南渡以來，以例壞法的官場腐敗問題一直延續到紹興后期，再加上“紹興更化”背景下紹興冤獄平反運動的影響，許多犯贓罪者乘機借權臣脅迫所為以求解免。“紹興更化”之后，趙構整頓吏治基本秉承著德法相輔的路徑得以展開。在趙構看來，吏治的核心或許不在待罪或真決，贓罪嚴刑話語只是起到威懾作用，而防范的舉措則是對監司官的法制規約。

②經濟 a.發展農業

趙構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相當重視，他采取了如下措施發展農業：

命地方官加強勸農。紹興十五年（1134年）閏十一月，趙構接受司農寺主簿宋敦樸的建議，要求地方官每年春季親至郊野，傳達朝廷勸農之意，發布勸農文。此后南宋就掀起勸農文的熱潮。

保護耕牛，減免耕牛稅。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趙構登基之際，就下令：“人戶置買耕牛，權免稅一年。”以此鼓勵農民多養耕牛。此后，又多次下詔，免除買耕牛稅。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趙構從溫州返回越州不久，為了保護耕牛，下詔嚴禁屠殺耕牛，甚至頒布了“軍民殺耕牛者抵死”的法令。凡老牛、病牛不得不屠宰者，必須經過“耆保驗實申官”方可。趙構還應臣僚之請，命諸路轉運司詢訪早年曾使用于河北路的踏犁制作方法，使踏犁在南方也得以推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缺少耕牛的困難。

招撫流民歸業，廣泛實施營田和招集流民墾荒復業。主要形式有二：一是實行土地相對集中的營田，為了加強對各地營田的領導，從紹興六年（1136年）起，趙構以諸路宣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宣撫副使、招討安撫使兼營田使。這一規定，終南宋之世沒有變化，可見營田的重要性；二是采取“蠲租稅”“免耕牛稅”“借貸種子”等措施，鼓勵一家一戶流民分散墾耕荒地。在南宋政府的招誘下，大批荒地獲得開墾和種植，僅四川一地，紹興十五年（1145年）有官員奏稱：“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余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

興修水利，防御旱澇災害。趙構命各地守臣，疏浚太湖、西湖、鑒湖等重要湖泊，或禁止開湖為田，又擴大圩田建設，加固圩堤。廣泛修建陂塘，以利灌溉。同時修復歷史上遭到破壞和湮沒的水利設施。在趙構的重視下，南宋的水利事業取得長足進步，《宋史·食貨志》稱：“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興。”

b.行經界法

北宋在熙寧變法時，曾經推行過方田均稅法，目的就是為了清丈田畝，均定田稅，防止賦稅失漏。但在保守派的猛烈反對下，方田均稅法最后不了了之。靖康之變，金兵南侵，各地戰亂頻繁，造成人群逃散，版籍混亂，有力者趁機侵占民田，土地登記更加嚴重不實。可是，地方政府仍然按照原來的版籍征收兩稅，攤派差徭。

紹興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左司員外郎李椿年上疏指出，經界不正害處甚多，有力者冒田、侵田，使國家賦稅流失；無力者產去稅存，造成終身窮困。為此他提出推行經界的建議。趙構接受其建議，于是以李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推行經界法，取得成效。

紹興十四年（1144年）八月，趙構將李椿年擢為權戶部侍郎，并成立戶部經界所，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經界。是年底，李椿年以憂去官。次年正月，趙構命權戶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王鈇以簡化手續，縮短經界時間為由，改變了李椿年造砧基簿、地形圖和打量勘查的辦法，令民戶十家為一甲，自報田畝及應納之數，如不實，許人告發。由于經界省去了這幾個最重要的環節，進度雖然加快，卻為不法者勾結鄉司通同舞弊打開了方便之門，實質上是使經界變得有名無實。

紹興十七年（1147年）正月，李椿年免喪還朝，這時全國經界遠未完成，即使兩浙路的經界，在七十九縣中也只完成了四十個縣。為了不使經界半途而廢，李椿年經朝廷同意后，恢復了以前的做法，并派遣官員分赴各地督促、檢查，糾正經界中的不法行為。可是，正當經界法順利推行之際，僅僅過了半年多時間，當年十一月，李椿年在秦檜一派的陷害以及地主豪強的反對下，就以“趙鼎游舊將之門，傾危朝廷”“私結將帥，曲庇家鄉”等罪名被罷了官。

紹興二十年（1150年）正月，趙構命戶部盡快“結絕”已經界地方的未了事宜，歷時八年的經界法到這一年畫上句號。推行經界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既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也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

c.發展外貿

趙構在位初期，應李綱奏請，吸取徽宗朝統治者大量進口奢侈品，造成腐化亡國的教訓，以“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為由，將兩浙、福建市舶司歸并于轉運司，并撤銷了廣南市舶司。南渡以后，他知道市舶司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性，于是陸續恢復之前撤銷的市舶司，并在溫州、江陰軍先后增置市舶機構。趙構對海外貿易日漸重視，下詔福建市舶司等，“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紹興七年（1137年）閏十月，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為了保證市舶司的正常運作，更好地“招徠遠人”，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的健康發展，趙構結合北宋舊例，采取了強化市舶司的管理、消滅海盜、招徠蕃客、救濟遭遇海南的外國船舶、保護蕃商的合法權益和財產安全等措施。隨著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市舶收入也逐年增加。紹興七年（1137年），三個市舶司的收入為一百萬緡，紹興十年（1140年）的收入為一百余萬緡，到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增加到兩百萬緡，幾乎是北宋收入最多年份（崇寧、大觀間）的兩倍，使南宋成為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一個高峰時期。

d.貨幣政策

趙構在位前期，宋廷財政緊張。官方試圖通過出賣身份性證書與財政票據向民間籌款。由于影響長期財政、社會利益，以度牒為代表的身份性證書一度停止銷售；而以茶鹽鈔引為代表的財政票據需要官府支兌專賣產品，使專賣收入受損，宋廷自紹興元年（1131年）六月起不再將多發鈔引作為常用的籌款手段。十月，宋廷推出見錢關子以替代多發鈔引。見錢關子因以見錢兌現，與專賣體系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幾乎不影響專賣收入。紹興末，錢端禮等財政官員開始以見錢關子為物件，舉行“貨幣實驗”，試圖改造見錢關子，為發行紙幣做準備。見錢關子逐漸不再兌現，而改由茶鹽鈔引兌換。兌換過程也與購買茶鹽鈔引合為一體，商人向榷貨務兌換見錢關子的過程，也同時是以見錢關子購買茶鹽鈔引的過程。由此，見錢關子進入專賣體系，其發行和流通上的波動將直接影響茶鹽鈔引的價值和專賣收入。此時的見錢關子失去了始發時的優勢。行用于民間的便錢東南會子吸收了見錢關子的優點而規避其劣勢，成為宋廷在見錢關子之后的新選擇。紹興三十年十二月（1161年），趙構應時任權戶部侍郎錢端禮的請求，以東南會子品搭見錢作為左藏庫的對外開支。自此，東南會子逐漸成為南宋最重要的紙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