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大清把互惠互利的貿易視為對對方的恩賜？

貿易，說白了就是買賣。我買你的東西，我給你錢，你能賺到錢，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東西；反過來，你買我的東西，你給我錢，我賺到錢，但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可見貿易是個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事兒。一般來講，雙方發展貿易，會產生一個互利的結果，大家都從貿易中得到好處；如果雙方斷絕了貿易，結果也是雙輸的。

但在清朝，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前，對于來華發展貿易的洋人，大清皇帝基本都是把貿易這種本來是互惠互利的東西看作是大清單方面對洋人的恩賜。大清皇帝認為：跟你展開貿易，是讓你單方面從大清得到好處，賺大清的便宜；如果你哪天讓天朝不高興了，天朝不跟你做生意，那也是對你單方面的懲罰，天朝不會因為斷絕貿易而承受任何損失。

大清皇帝的觀點我們現代人看著覺得很荒謬，但是如果你從大清皇帝的視角去看，這種觀點并不荒謬。大清皇帝持有這種觀點，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先說第一個原因。中國古代王朝除了宋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外，是不重視國際貿易的。就像乾隆皇帝給英國使臣馬戈爾尼說的那樣，“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根本不需要通過以國際貿易的方式從國外獲取天朝沒有的東西。貿易本來就是“互通有無”，現在天朝什么都有，從天朝的角度根本就沒有跟你互通有無發展貿易的必要性，但天朝仍然選擇跟你貿易，讓你可以從天朝買到在天朝有而你沒有的東西，那不是恩賜是什么？

再說第二個原因。我們拿乾隆皇帝舉例。在乾隆皇帝眼里“國際貿易”跟“朝貢”的性質差不多，確實很多歷史研究者也往往把“朝貢”稱為“朝貢貿易”。如果把“朝貢貿易”也看作是一種“貿易”，這種“貿易”顯然并不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它遵循的是一種“厚往薄來”的原則。番邦使臣大老遠來大清進貢，獻上他們當地出產的土特產、方物，皇帝感受到了他們的孝心，龍顏大悅，回賜給他們的禮物，價值往往是他們獻給朝廷的貢物價值的幾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可見，每次“朝貢貿易”與其說是“貿易”不如說是朝廷對番邦的“賞賜”，讓番邦“血賺不賠”，這種“貿易”不是天朝的恩賜又是什么？這種貿易的斷絕不是天朝單方面對番邦的懲罰又是什么？

這樣一分析，大清皇帝把貿易這種對雙方互惠互利的關系看作是大清對洋人單方面的恩賜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當然，大清皇帝對貿易的這種認識并不是大清皇帝獨有的，而是所有的皇帝幾乎都有這種認識。因為朝貢貿易也不是大清獨有的。以“朝貢貿易”的思維看待“貿易”就成了皇帝們共同的“思維誤區”。

對皇帝們來講，朝貢貿易的本質就是花錢買面子。因為朝貢制度自從建立以來就成為考核一代代皇帝功績的“重要KPI”：一個帝王在位時有多少“邦國”來朝貢，這是衡量該帝王政績的重要指標。如果“萬邦來朝，八方歸化”，那基本能證明這個皇帝治下是盛世，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如果朝貢國寥寥，甚至都沒有“外邦”認這位帝王當國的朝廷為“正統”，那基本能證明這位皇帝的“業績”不怎么樣，大概率是國力衰弱甚至民不聊生的那種。

對皇帝們來講，無論是通過朝貢貿易這種方式回賜給番邦豐厚的回報以換取他們來朝貢還是直接向番邦大把撒錢換他們來天朝朝貢，都是給皇上的“政績”加分的，皇上覺得“錢花得值”，反正不是皇帝老兒自己買單，而是億萬天朝子民為皇帝買單，所以皇帝在“花錢買面子”的時候可以不計成本。

皇帝對貿易有這種錯誤的認識，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這種畸形的貿易觀雖然不符合貿易的本質但真的很符合皇帝的利益。但廣大天朝子民也用皇帝的視角去看問題，認為貿易是天朝對番邦的恩賜，認為天朝如果與番邦斷絕了貿易是對番邦的懲罰，這就非常悲哀了。

天朝子民的這種錯誤認識有其思想根源。秦制帝國“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延續了千年，到了清朝的時候早就深入人心，這培養出了天朝子民一個很畸形的帶有自虐傾向的認識：權力從他們身上直接掠奪財富，這種掠奪是無償的，不會給他們任何回報，但他們認為這是合理的；但商人如果要與他們展開公平自愿的交易，從他們手上賺到錢，他們同時從商人手里通過交易買到東西，這是有償的，可他們認為這種有償的貿易反而是不合理的，認為他們吃虧了，商人從他們身上“占便宜”了，賺到了他們的錢，無商不奸。

這就是一種奴性思維。這種思維的潛意識是放棄了思維的自主性，讓權力任意支配他們，剝奪他們的財富或者征發他們去打仗、從事徭役。他們只能完全服從，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因為他們只能完全服從支配、完全沒法反抗，為了從心理上安慰自己，他們潛意識就開始想方設法把這種狀況論證為合理的。“完全接受被權力支配是合理的”這種認識本來是他們在無法改變命運的無奈之下構建出來的一種自我安慰，但時間長了，思維產生了慣性，他們就真的認為“完全接受權力的支配是合理的”了，實現了從思想上被“奴化”。而交易，由于交易雙方是自愿的，需要雙方都有自主性思維，當需要讓他們具有自主性思維才能做事的時候，他們就覺得很不習慣，還不如直接放棄自主性思維，任權力自由支配來的爽快，不要自己動腦子了嘛！

從這個角度講，奸商、刁民都比麻木地接受“被權力完全支配”的順民要更有進步性。因為奸商刁民他們都是有自主思維的，他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在“為自己謀利”、知道“發揮個體自主性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現在是奸商刁民，道德上比較齷齪，手段上是罪惡的，但一個有自主思維的大活人比僵尸還是要強。

被奴役慣了的人是害怕擁有自主性的，他憂心忡忡，六神無主，不知道怎么辦好。反而有一個權力的大手在背后支配他的一切，他雖然完全無法抗拒這種支配，但可以不需要自己動腦子，完全接受安排就行了，這讓他覺得心里踏實，有安全感、依賴感。“如果哪天支配他一切的這個權力忽然沒有了”，對他來講簡直是“天塌下來一樣的恐懼”。所以他們會自覺地站在支配他們的權力的視角去看問題，為這種支配他們的權力辯護、甚至發自內心地去保護這種支配他們的權力。

當然，這種認識也不是大清子民的專利。美國19世紀解放黑奴的時候，有很多黑奴在得到了自主權之后，也變得迷茫起來，不知道怎么應對眼前這個世界。他們也非常懷念由領主支配他們、他們只需安心接受支配即可、無需主動操心任何事的日子。甚至有些黑奴被解放了，當他知道他的領主還在，他又自愿跑回他領主那里繼續主動去當奴隸。

所以，在大清，大清子民們“丫鬟命，公主心”，雖然身在底層但卻完全站在大清皇帝的視角上去看問題，認為大清與洋人發展貿易是對洋人的恩賜，認為大清如果斷絕了與洋人的貿易對洋人是一種懲罰，也就完全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