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同日選舉：動蕩時代，歡迎保守

2月8日注定不是平靜的周日：這一天，橫跨亞歐大陸的日本、泰國、葡萄牙同期舉行選舉（前兩國選舉國會，后者選舉總統）。

就三國選舉結果而言，因國情政情而各有差異，但結果整體處于選前外界的意料之中，更體現了“殊途同歸”的共性：民粹主義、保守派不是鞏固當權優勢，就是繼續擴大版圖，成為最終的贏家。

如此結果同樣打破了一個誤區：當變數、動蕩、困頓充斥著個人及其生活的社會時，所謂進步變革、溫和中道、小清新可能更不受待見，反而是保守、穩健會占據民眾心態的上風。

1個世紀前，“老保”與民粹就在全球性大危機中合流奔涌；如今土壤合適、恰逢其時，這股浪潮正再度在熱烈歡迎中強勢回流。

高市早苗：我“賭”了嗎？

各家媒體談論高市早苗突襲式解散議會、提前選舉時，都會使用“豪賭”一詞。然而短短的競選周期到結果卻是給這個說法打上了大大的問號（如果不是有力的反駁）。

何為“賭”？從本意延伸，顯然是指高風險與高收益并存，甚至一敗涂地的風險會高于賺得盆滿缽滿的可能性。只賺不賠或者十拿九穩的行為，那不叫賭。

近年各國政壇，最典型的“豪賭”（而且賭輸）的案例，無疑是馬克龍：2024年貿然舉行國民議會提前選舉，結果造就了一個極左、中、極右三足鼎立、執政聯盟“左右為難”的懸浮議會。

自那以后，法國政府的年度財政預算法案一次次在議會闖關失敗，政府自身更是多次受困于議會在野黨的信任投票，兩年內5位總理辭職下臺，連巴尼耶這樣德高望重的老牌溫和保守派政治人物也難以幸免。

這次提前選舉讓馬克龍時代提前宣告難以為繼，可選舉結果本身并非意外。選前的系列民調表明，執政聯盟的支持率明顯落后于極右翼“國民聯盟”和極左翼聯盟。馬克龍明知失敗的風險明顯高于成功，仍決定提前選舉，這無疑是“豪賭”，而且在賭博行為中都算不理性。

相比之下，高市的提前大選與其說“豪賭”，倒不如說是看準時機、鞏固權力、擴大政黨版圖利益最大化的精準算計與穩妥出手。

宣布提前大選之時，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和滿意度正值高位、穩居70%（準確把握了選民關于安全感和民族主義的心理訴求），而這種對高市本人的支持還不完全等同于對自民黨的支持。

高市的前任們，背負著自民黨“黑金政治”、派閥解散的丑聞，無論怎么做都成了自民黨口碑下滑、選舉不利的背鍋俠。高市則精明地把提前選舉與“高市政府的信任票”掛鉤，甚至解散議會的決定都是撇開黨內大佬（尤其是提攜自己的麻生太郎）做出的“突然一擊”。

淡化自民黨的“歷史包袱”，突出“選舉就是對高市首相的正式授權”這一主軸。提前選舉是高市基于對其政府滿意度準確掌握的前提下，風險低到近乎于“只賺不賠”：相比于選前依靠維新會都未能過半的政黨格局，民調早已確定提前選舉自民黨的議席只會有增無減。

這就是為什么在正式宣布眾議院解散的瞬間，執政黨議員紛紛舉手慶賀，而在野黨議員清一色地無言以對：沒有提前大選，高市就像跛腳首相，在野黨還有制衡的機會；只要提前大選，執政聯盟在國會過半就是必然。

你和你的對手都能提前預判結果成敗、而且具有“共識”的行動，能叫“豪賭”嗎？更像是豪賭而且賭成最大輸家的，莫過于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選前合并組建“中道改革聯合”之舉：除了沒有讓維新會成為第二大黨，此次合并幾乎看不出什么正面作用。

要問高市為何能成就自民黨史上最大勝利（眾議院單獨超過三分之二議席），原因其實已經被大家分析透徹：

對于“意外”最支持她的年輕人群體（90%）來說，他們在高中時代經歷過大地震、兩年后遭遇東京大暴雪、初入社會被新冠疫情重創“三觀”，反而比長輩更在意穩定和退路；

何況高市還是日本少有的女性領導人，相比之下在野黨（包括中道改革聯合）的代表人物個個更“老登”——如果追求變革、改變政壇面貌，誰看起來更像？

更不用說在地緣情勢風高浪急，國內經濟積弊難返的情況下，兼具不安全感和民族主義情緒（排外）的右轉選民，在具有長期執政經驗的自民黨和更“登”、沒有執政經驗和亮眼政綱的在野黨之間，本能更傾向于前者。

當然，一個權力鞏固、穩定強硬的日本政府，對于中日關系和地緣形勢意味著什么也不言而喻。結構性對抗取代“一時一事”的摩擦，是可預見的趨勢。

阿努廷：保守派喜迎“真命天子”

泰國下議院選舉前，外界普遍預期是“橙藍紅”三足鼎立的權力格局。就結果而言基本如此但更加夸張：藍（自豪泰黨，保守派）贏得席位比橙（人民黨，進步派）+紅（為泰黨，他信陣營、民粹派）加起來還要多1席。

只不過在泰國高度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下，自豪泰黨確實達不到單獨過半的門檻。

在選前高喊修憲、改革，之前穩居議會第一大黨的人民黨，連議席數量的頭把交椅都沒保住，一度被視為總理頭號熱門的黨魁納塔蓬也只得低頭表示“做好準備當反對黨”。

兩年折了兩位總理的前執政黨為泰黨，仍選擇推出他信家族的“皇親國戚”（他信外甥、46歲的尤德查南）作為總理候選人，結果議席減半，成為“悶老三”。除非與自豪泰黨結盟，否則該黨不可能回到政治舞臺中央，但這次結盟，“大哥”與“小弟”的身份必然切換。

在泰國，政府和總理并非由議會一家決定——非普選的上議院和憲法法院長期由保守派主導，前者在上次改選前可否決總理提名，后者可以罷免總理。

2023年大選后，上議院兩次否決第一大黨遠進黨（人民黨前身）黨魁皮塔的總理提名；2008年至2025年，憲法法院罷免了5位泰國總理（全部出自他信陣營），還在2024年裁定解散遠進黨、后者被迫重新組建人民黨。

回到今年大選，此次提前選舉的發生，本質上是“議會外力量”（以及整個保守派）對2023年大選結果、選后格局和執政聯盟的否定。

2023年選后，遠進黨、為泰黨成為前兩大政黨，但進步派與保守派（軍方、保王、建制派）高度對立，保守派不接受進步派執政（特別是修改憲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最終由曾被軍方驅逐的他信陣營與保守派達成了“權宜之計”的聯合執政協議。

只是為泰黨此舉不僅得罪了“紅衫軍”、進步派、年輕人，也沒有換來保守派的真正信任。內政部長的職位之爭（任職者正是保守派的阿努廷）預示著他信陣營與保守派公開反目，議會外的保守派力量開始出手。

此前兩年，時任兩位為泰黨總理賽塔和佩通坦分別被憲法法院以違反內閣部長道德規范為由罷免。在人民黨不可能被接受繼任總理的情況下，阿努廷接受了前者的兩大條件（促成修憲公投、4個月內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獲得前者支持、出任過渡政府總理。

由此，本次提前選舉的發生合乎情理：表面上看，阿努廷兌現了其對人民黨做出的承諾，否則一旦后者放棄支持，過渡政府自動垮臺；根本上看，保守派踢開為泰黨、以“司法政變”打消其繼續執政的可能，本屆議會各黨派無法再組穩定政府，提前選舉、國會重新洗牌“被變成”唯一選擇。

同一時期泰柬邊境沖突頻發，泰國國內民族主義、支持軍方的情緒高漲，而強硬對外、捍衛國家主權成為自豪泰黨和阿努廷最大的加分項。說巧不巧，披露“通話門”、導致佩通坦遭解職的柬埔寨，在大選前居然呼吁泰國選 民支持為泰黨，客觀上又為自豪泰黨“反向助攻”。

作為保守派目前實力最強政黨的臺前人物，阿努廷的特征決定了他是保守派和普通選民都能接受的人選：

身段柔軟、靈活搖擺、善于交易，兼顧經濟自由主義和傳統保守價值（包括君主制）；個人施政也有靈活務實、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的一面（例如泰國的大麻合法化政策）；與商界關系密切，在東北部伊善地區廣大農村支持基礎堅實......

經過3年的政治動蕩，保守派和同樣尋求安全感、確定性的泰國選民看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與下議院選舉同時舉行的，還有憲法公投。結果顯示約65%的泰國人支持制定新憲法，三大主流政黨陣營同樣投下贊成票。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人民黨和進步派的勝利：自豪泰黨和為泰黨或多或少持保留態度，都表示要保留憲法第1、2部分關于國家性質和君主制的根本條款；只有人民黨的立場是徹底重寫憲法，以消除所有的“歷史包袱”（特別是軍政府的遺留影響），可惜在這個問題上該黨勢孤力單。

如果說2023年后軍政府時代第一次大選，見證了進步派沖向高峰，那么3年后的提前大選，這股力量只能接受從高處回落的現實。時勢使然，保守派通過選舉達到了其想要的位置。

葡萄牙：左翼和極右誰贏了？

葡萄牙是議會共和制&半總統制國家，總統的職權不乏禮儀性成分，沒有直接行政權，但有權公布或否決議會和政府通過生效的所有法律，抑或發往憲法法院審核。這在傳統議會共和制下十分罕見，事實上將總統職權置于超乎傳統三權的調和與審核權。

說大不算很大，說小但還不可小覷，決定了葡萄牙總統大選總是備受國內和國際輿論關注。

自1974年“康乃馨革命”、通過民主化轉型進入第三共和時期后，葡政壇長期由中左翼社會黨和中右翼社民黨主導并輪流執政，形成穩定的兩黨制。為了阻止激進勢力進入政府（左翼的葡共或者類似薩拉查軍事獨裁時期的極右勢力），兩黨還在1980年代短暫組建“大聯合政府”。

直到此前兩年，連續兩次提前大選徹底改變了第三共和50年來的穩定格局：

2024年社會黨政府因腐敗丑聞辭職解散（其任期原本應到2026年底），3月舉行提前大選，極右翼政黨“夠了”黨（Chega）以超過18%的得票率贏得48個議席，傳統兩黨格局搖搖欲墜；

2025年，上臺僅一年的社民黨總理蒙特內格羅因家族控股企“利益沖突”丑聞決定解散議會，再次提前大選——這一次社民黨保住了第一大黨，但“夠了”黨以海外得票率略高的優勢力壓社會黨，在成立僅6年后歷史性成為最大反對黨，社會/社民兩黨制徹底終結。

葡萄牙在國際政治舞臺存在感并不高，然而該國1974年4月25日的“康乃馨革命”被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定義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開端。2024年提前選舉后 ，英國《衛報》特約記者發出如此哀嘆：

“在距離推翻50年獨裁統治的‘康乃馨革命’50周年紀念日不到50天之際，整個國家醒來后看到的，是近50名新當選的極右翼議員進入議會。”

極右翼氣勢如虹，以議會少數執政的社民黨政府被迫在部分議題上松開“防火墻”與之合作，而社會黨則經歷著黨員流失、支持率與“夠了”黨持續“死亡交叉”、在“老二”與“老三”之間來回游走的憋屈。這是總統選舉之前的葡政壇現狀。

社民黨想鞏固執政，社會黨想重返政治舞臺中央，“夠了”黨領導人文圖拉想借總統大選帶動聲勢、促成下次議會選舉更進一步乃至盡早執政。各方皆有所圖，竟有11人登記參選。

1月18日的第1輪投票沒有直接產生得票率過50%的勝者，社會黨前總書記塞古羅和“夠了”黨的文圖拉分別以31.11%和25.52%的得票率進入最終對決——40年來第一次總統大選進入次輪投票，可見競爭之激烈。

2月8日第2輪投票，反極右翼的支持者匯聚選票，幫助塞古羅以超過66%的得票率勝選，而且幾乎在全國各地（除了波塔萊格雷和馬德拉）選區全面勝過文圖拉。

從數字來看，左翼無疑贏了，淡出政壇十余年的塞古羅從第1輪到第2輪都是得票率第一，兩次力壓近年來葡知名度最高的政客，使得社會黨人第3次，也是20年來第1次進入總統府。

可看似大勝背后，葡萄牙拒絕極右翼進入總統府的方式，與2017年、2022年法國兩次拒絕勒龐入主總統府的模式并無二致。塞古羅并沒有真正獲得葡多數選民的支持，不少中右翼保守派是捏著鼻子在第2輪投票給他，只為將文圖拉擋在總統府門外。

同時，塞古羅能進入第2輪投票，一方面源于他本人溫和的形象和意識形態底色反而被不少選民視為“當下應團結各方而非制造對立”的首選，另一方面則是左翼陣營幾乎沒有能打的對手，反而是中右翼不少實力相當的候選人在初選中各自選票分流，結果無一晉級。

反過來看，文圖拉和極右翼是否真的輸了呢？

他們從來就沒打算在今年贏得總統選舉，只是想進一步打造文圖拉的個人形象和影響力，并帶動“夠了”黨繼續壯大，為將來贏得議會選舉做準備。外界衡量極右翼本次選舉表現的觀測指標并非勝負，而是其得票率是否超過了去年議會選舉的執政黨社民黨和總理蒙特內格羅。

從最后得票情況看，文圖拉第1輪得票率比去年的社民黨略低，第2輪得票率卻超過后者，且兩次得票率都超過了“夠了”黨在議會選舉的得票率和長期的支持率——始終主打“反建制派”、不向中間靠攏的文圖拉個人影響力超過了其政黨，且幾乎和當權總理不相上下。

至少第1輪投票證明了一點，這位曾被視為“異端”的前社民黨人，已經是整個右翼陣營支持率最高的人——這個人在去年批評建制派時，揚言“打擊腐敗需要3個薩拉查（臭名昭著的軍政府獨裁者）”。

住房危機、物價高企、移民問題、公共服務落后、政府脆弱、腐敗難解......葡萄牙選民的痛點和歐洲其它國家無異，極右翼借機“俘虜”越來越多被拋棄的選民，建制派政黨對此無可奈何，同樣屢試不爽。

塞古羅這位社會黨人的勝利，與其說是1974年的進步派社會黨人回歸，倒不如說是當下他是比極右翼更“穩重”、更能帶來安全感、更守成的選擇——相比于爆沖式的“薩拉查粉”，大家更青睞可預期的（左翼）“保守派”。

充滿變數、前景難料、動蕩不安，這不是受普通人歡迎的時代，卻是歡迎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時代。同一天內，亞歐三國用選票映射出民眾對如此時代最本能的反應。這當然不是開始，更不會是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