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子涵：歸途的嫵媚與返鄉的艱難——簡論西楚的詩集《嫵媚歸途》

作家簡介：喻子涵，本名喻健，1965年生，土家 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貴州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貴州詩人協會副主席，貴州民族大學教授。代表作品有《孤獨的太陽》《雨天作文》《喻子涵的散文詩》等6部， 另有學術著作3部，在各種報刊發表200余萬字。1997年獲第五屆全國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07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獲“中國當代優秀散文詩作家” 稱號，2014年獲第五屆“中國散文詩大獎”。

歸途的嫵媚與返鄉的艱難
——簡論西楚的詩集《嫵媚歸途》

喻子涵

詩友夢亦非在貴州獨山組織一個詩歌筆會，討論“貴州詩歌的語言出路”問題。這個話題很好，體現策劃者、組織者的敏銳眼光和擔當意識。為何這樣說呢？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詩歌是文學中的文學。這雖然是一個很老的命題，但如果文學要繼續存在下去，這個命題還得一代代人堅守。何況，文學發展的關鍵還在于語言及其表達方式的演變與創新。古今如是，中外亦如此。那么現當代的學者研究文學，不管花樣怎樣翻新，比如作家中心主義、作品中心主義、讀者中心主義、媒介中心主義、文化闡釋以及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背景下的文學外部研究，等等，但最核心的還是語言問題。文學的意義及其內在構成在于文本，文本是語言形式的產物，是“能指的無限增殖”(巴爾特語)。所以談語言出路問題，就抓住了文學的要害。

不過，語言研究的范圍很寬，按文學批評的語言學范式，它涉及文學性、文本與肌質等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如俄國形式主義，強調文學的本質就是語言，文學研究的焦點就是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深入文學系統內部去研究文學的性質和趣味、文學的形式和結構，揭示其文學性；美英“新批評派”的原則，其核心是對主題的組織結構、文字處理、修辭手段、詞語與語境、結構與意義等復雜關系和多重意義進行細微詳盡的分析；再如結構主義，它研究音素和詞素的差異、歷時與共時關系以及句法結構等。還有言語行為理論，指出“文學是通過語言的媒介來模擬一個由場景、行為、話語、人際交往所構成的真實世界”，或者是“模擬人們表達感情的一般話語”；而篇章語言學則研究語義、語用、語境、語體、結構等。在文學研究中，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是離作品或文本最近的方法，對于促進文學創作其意義更大。當然，我們的文學批評也不能狹窄地走純語言學、語義學批評的道路。從文學話語學批評、符號學批評、文化學批評、文學人類學和文學地理學批評等多角度切入，或許更能把握文學的本質和全貌，更能拓寬文學創作和研究的視野。
貴州是一個地域民族文化資源十分豐富的區域，尤其是構成文學的語言材料千姿百態、得天獨厚。因此，下面我就以西楚的詩集為例，初步探討貴州詩歌的語言出路問題。當然也不單純是語言問題，而是整個詩歌藝術的思考。
考察西楚詩歌的樣本，就是2017年底剛出版的《嫵媚歸途》。這部僅200多頁的詩集，而創作時間長達20多年。也就是說，他的創作數量不是很高。但是，決定一個詩人創作成就的不是數量而是質量。這個質量又要看他的詩對于詩歌發展的貢獻有多大。詩歌評論家張德明教授從歷時性與共時性考察新詩審美評判標準時，把新詩進行幾種維度的劃分：一是“詩”與“非詩”(界限模糊，相對劃分，在不同的語境有不同的判斷)；二是“中間狀態”的詩(原創性不太突出，但流行比較廣泛的詩)；三是“好詩”“重要的詩”與“偉大的詩”(文學史尺度)。其中，“好詩”是指“文從字順、情感明晰、結構完備”的詩，是有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的詩。其公式：好詩=精巧的結構+優美的文字+真摯的情感+(深刻的思想)。論者把“深刻的思想”一項加上了括號。意思是說，有無“深刻的思想”是評判是否真正好詩的標準，而通常的“好詩”，就沒有這一項，“因個性不充分，而很難被文學史所接納”。所謂“重要的詩”，就是“在思想的凸顯和形式的創造上都有獨到表現的質量優異之詩”，如歷史上出現的“朦朧詩”等；所謂“偉大的詩”，是指“不僅體現了時代的風潮和歷史的變遷，而且還能抵達哲學和文化的高度，散發著經久不息的藝術光芒的詩”，如《離騷》、《神曲》等。這后兩類詩，都是具有文學史意義的詩，尤其是“偉大的詩”，張德明認為，“其美學價值極高，具有相對永恒的文學經典意義”。(張德明：《新詩審美標準漫議》，《文藝報》2016年11月28日)
姑且按照這個標準來看西楚的詩，我覺得他的詩處在“好詩”和“重要的詩”之間的位置上。也因為如此，對“70后詩人群”頗有研究的詩人、詩評家趙衛峰說：“西楚這個名字對于中國70后詩人陣列是個不可遮蔽的符號”，“在國內70后詩群里，他也是少有的把觀念、情感與語言結合得相對完好的極少數創作者之一”(趙衛峰：《序：他還要到更遠的地方去》，西楚《嫵媚歸途》，寧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詩人、詩評家夢亦非在其“70后”詩歌批評專著《愛麗絲漫游70后》中也稱：“在70后的詩人中，西楚是最有才華的一個，……在‘歸途’的寫作上，西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夢亦非：《愛麗絲漫游70后》，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1月版)他們是同齡人，又處在當下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第一線，這樣的評價是可信的，也是中肯的。那么，當我閱讀西楚的詩集《嫵媚歸途》，給我的信息很多，沖擊也很大。我一下子擬出11組關鍵詞：
(1)歸途的嫵媚與返鄉的艱難(2)矛盾與哀傷，蒼涼與凄美(3)童年視角、人生節點(4)神性與傳奇、童話與魔幻(5)族群記憶與根性抒寫(6)民俗事象與歷史敘事(7)地域色彩和族群符號(8)虛擬人物對話與深度意象交織(9)詩性的堅守與抒情的延續(10)困惑與焦慮、反思與批判(11)文化救贖與靈魂安頓
下面，我把這些關鍵詞分成五類，盡我有限的理解能力對詩集《嫵媚歸途》逐一予以闡釋：
　第一，歸途的嫵媚與返鄉的艱難。
“歸途”是對人類終極價值追求的過程，這種追求中的愿望與想象是嫵媚的，令人憧憬的。他用一個一個的詞、一句一句的詩試圖去還原母語，還原祖先創造的神話、信念和勇氣，還原母親創造的溫馨和快樂的家園，還原一個民族的氣質、靈魂及其無限的生命力。從詩本體來講，他要還原詩的本真和詩性，還原詩與神對話、與靈魂對話的本能。然而歸途又是艱難的。現代化進程中的動蕩與變幻，工業化面前的人性異化與生命虛無，甚至意識形態斗爭、文明沖突、文化爭奪，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世俗化、商業化的無限欲望，后現代的無序狂潮等，導致的精神畸變、傳統斷裂和精神阻隔，甚至原鄉的頹敗和消失成了“恍惚的家鄉”，造成詩人返鄉的艱難與痛苦。于是，也就出現我要解釋的另一個關鍵詞：矛盾與哀傷，蒼涼與凄美。這是詩集《嫵媚歸途》的情感基調和審美底色。西楚的詩充滿思想的悖論和情感的矛盾，從他對每組詩的命名可以看出，如“小太陽”、“妖精傳”、“變形記”、“短劇場”、“光陰書”等，里面的詩充滿著不定、游移、焦慮、渴望、尋找、失望、自否等復雜情感。在返鄉途中不斷地尋找又不斷地背叛，在這種尷尬與無奈下，他的詩自然是哀戚的、傷痛的，彌漫著蒼涼與凄美。
　第二，地域色彩和族群符號。
西楚的詩，入詩的角度大都是童年視角，或者選取青春期刻痕較深的重要人生節點來表達他的心路歷程和精神返鄉。如《給黛帕達的哀歌》《楓木組歌》《妖精傳》《紅燈記》《桃花七殺》《變形記》《葬禮上的三個唱段》《幻聽或騎虎者日記》《蕩繞果或小敘事曲》《訣別詩》《遇仙記》《明月書》等等，這些都是組詩，作者的用力恰在這些組詩上，是詩集《嫵媚歸途》的精華。這些詩風格清婉、詩性真淳，有悠遠的民謠質素和純凈的抒情味道，無論是童年經歷、青春盤點，還是族群記憶、根性抒寫，或者民俗事象與歷史敘事，都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符號，既是詩人對“歸途”中“嫵媚”的體驗與抒敘，也是渴求抵達終極目標的悲情詠嘆，既體現了詩性的堅守與抒情的延續，同時又體現民族文化尋根的自信精神和自覺意識。
第三，神性與傳奇、童話與魔幻。
在《嫵媚歸途》中，老虎敲門、群鴉的合唱、狼和小羊、小金魚、小精靈、黑精靈、小妖怪、狼外婆、妖精、畫皮、蝴蝶、小馬、小蟲、蜘蛛、兔子、烏鴉、夜鶯、天鵝、明月、燈盞、玫瑰、楓木、上古的生靈、無名小獸、無名小動物、飛來飛去的不明物體、懸掛腰間的小鐘……由這些物象構成的意象群，充滿童話色彩；而人物以及人物活動的場地也是奇幻的，如黛帕達、牙果、小哥哥、姐姐、理老、指路人、巴狄熊、銀匠、巫、格魯格桑、阿德呼鳩、蕩繞果以及手相、面相、數術、捕蛇者說、騎虎者日記、遇仙記等，其人其事足夠傳奇味和民俗味。在“充滿奇異的歲月”里，抒情主體處理成兒童視角，這就削弱了人本中心，提升了物本地位，達到萬物平等，實現靈魂對話，如此而來，人性里有神性，神性里有人性，加上語言的童話處理，便產生一種童話與魔幻色彩。而《短劇場》《敘事曲》兩輯中，除了童話與魔幻，還有一些民間戲謔特征，語言色彩斑斕，詩的風格呈現多樣化。
第四，虛擬人物對話與深度意象交織。
法國著名作家安德烈·紀德的長篇散文詩《人間食糧》，被稱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經》”，里面反復出現的一個人物叫“納塔納埃爾”，有時又替身為“梅納爾克”。紀德在引言中說，現實中是不存在這個人物的。閱讀全書，詩人虛擬的這個人物，我感覺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對話，心靈跟心靈的交流。在《嫵媚歸途》中也有類似的人物，那就是“黛帕達”。當然，西楚在一篇文章中有交待：“我生命中經歷過的無數女性，在此交錯著進行對話，她們的形象互相纏繞，以至于讓我難以分辨。她們帶來的苦痛和幸福也相互纏繞著，而讓我的表達不準確了。或者，她們的存在本來就充滿了不確定性。按BOUD DAD(苗語：外祖父)所說，我‘在路上’，我只能帶走她們其中的一個，也只有其中一個能和我一起回到她所描述的地方。”由此，我們明白這是詩人的特別構思，于是，也就明白《嫵媚歸途》為何大量出現帶引號的詩句，除了詩歌的異質性構造和對“原鄉”的想象憧憬以外，其實也是詩人與神靈、與自然、與歷史、與現實、與心靈的對話，或者是一種萬物與萬物、靈魂與靈魂的對話方式，使詩增強神秘效應。
正是存在這種虛擬性人物對話，加上神性與傳奇、童話與魔幻的風格，西楚在意象群建構上采用的是深度意象交織的方法。所謂“深度意象”，按美國“超現實主義”代表詩人勃萊的說法，是“由無意識、幻覺、夢境或雜亂聯想中出現的意象”，即“由潛意識(直覺)加工處理后透析出來的物象，是肉眼看不到的”。它往往采用超現實手法，展開“自由聯想”和“無限跳躍”，并提倡“自然語言”和“內在力量”，使之“貫通意識、潛意識、無意識之間的隔閡，并與客觀世界融匯成一個超現實的有機整體”。這一特點在西楚的詩中是明顯的。其大量的隱喻構成“深度”，并從一般隱喻向深層隱喻轉化，達到多重甚至無限對話的效果。
第五，文化救贖與靈魂安頓。
應該說，西楚是一個文化型現代詩人。他忠誠于自己的民族，崇敬祖先的創造，念念不忘自己的母語和文化傳統，敬畏并感恩原始偉大的神性，并力求讓逐漸消失的神性恢復活力。因此，他在“歸途”中，不斷回憶，不斷講述，不斷尋找，不斷復原，希望通過神性與傳奇的建構、童話與魔幻的書寫，追溯歷史，守護原鄉，拯救民族未來，并使自己的靈魂得以安頓。當然現實是殘酷的，一頭“焦慮的王”面對逐漸遠離的神性、恍惚的原鄉而憂傷不已，這也就是他的詩始終充滿矛盾與哀傷、蒼涼與凄美的原因，也是詩性的堅守與抒情的延續之目的所在。文化救贖是詩人的使命擔當，靈魂安頓是詩人的終極追求，詩藝精進與語言創新是詩人的責任使然。詩人之所以還要繼續存在，詩之所以依然不可缺少，就在于詩人及其詩是人類文明的締造者和傳承者、人類心靈的療救者和滋養者。由此，前面我說西楚是一個重要的詩人，就在于他的詩，無論在詩性堅守、品質締造和個性追求，還是文化擔當、現實批判、精神引領等方面，都對于當下詩歌承前啟后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

西楚：本名田峰，苗族，1976年 生于貴州松桃，“貴州詩壇三劍客”，中國70后代表性詩人之一，詩作發表于《山花》、《星星》詩刊、《詩歌月刊》、《詩選刊》等，入選詩刊社《中國當代詩 庫》、《70后詩歌檔案》、《中國當代漢詩年鑒》等，出版詩集《過程：看見》、《嫵媚歸途》。現居貴陽，貴州新媒中心CEO，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