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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土地的開發史上,一端是連續四任副區長在征地拆遷任上“前腐后繼”,一端是上萬拆遷戶在安置房協議解除邊緣掙扎,昨日,貴陽市紀委的鐵拳與群眾的訴求,共同指向被遺忘的承諾。
“深挖徹查陳凡、張越等觀山湖區連續4任分管征地拆遷副區長。”2026年2月5日,貴陽市紀委監委的這則2025年新聞發布會的通報,撕開了觀山湖區城市化進程的一道暗傷。這份措辭嚴厲的通報發布之際,觀山湖區上萬名拆遷安置戶正面臨協議被單方解除、安置房落空的困境。
十三年間,觀山湖區分管領導換了一任又一任,有的因腐敗落馬,有的已調離升遷。而當年為支持新區建設而簽約搬遷的上萬群眾,卻在漫長的等待中,從期盼到焦慮,最終在2025年底收到了區征收安置中心的《解除協議告知書》。
貴陽市紀委監委的《通報》明確使用“精準挖出損公肥私的‘蛀蟲’”這一表述,來形容包括連續四任分管征地拆遷副區長在內的腐敗分子。這個用詞精準而嚴厲,暗示著征地拆遷領域可能存在系統性、持續性的利益輸送和權力濫用。
耐人尋味的時間線出現了:這四位區長執掌征地拆遷工作的時期,恰恰覆蓋了觀山湖區(原金陽新區)大規模開發、上萬戶居民簽訂拆遷安置協議的階段。他們的落馬,與如今上萬安置戶的訴求,在時間與空間上形成了無法忽視的重疊。
“我們支持了建設,但現在協議要被解除,我們不知道這十幾年間,當初承諾給我們的安置房資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一位拆遷戶在聯名信中發出的質問,此刻顯得格外沉重。
涉及拆遷安置的業主直指一個尖銳事實:“由于這10多年,修建安置房的資金修建了政府大樓和金融中心沒有專款專用來修建安置房。”
過去十三年,正是觀山湖區從城郊新區蛻變為貴陽金融、政治中心的飛躍期。氣派的行政中心、高聳的商務樓宇拔地而起,而規劃中的安置小區卻一再推遲。
土地財政的齒輪高速運轉。數據顯示,2011—2013年,金陽新區土地出讓及相關房地產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高達八成以上。通過征地、出讓、再開發獲取的建設資金是驚人的。那么,本應專項用于安置被拆遷群眾的資金,在其間處于什么位置?是否被挪用于更“緊迫”的形象工程和發展項目?這些需要更多的權威解讀。
四位分管落馬副區長在其任期內,是這一進程的推動者和執行者。他們手中的審批權和項目決定權,是否在“發展效率”優先的導向下,有意無意地擠占了民生安置的優先級?
觀山湖區征收安置中心解除協議的核心理由是,查出部分拆遷戶當年簽約時存在“身份造假”“房屋權屬或聯建材料造假”。這一理由將責任完全推向了被征收人。
然而,結合四位分管區長因征地拆遷腐敗落馬的背景,一個更復雜的問題浮出水面:如果當年簽約審核過程中存在如此大面積的“造假”而能通過,那么負責審批、監督的行政部門及其領導,是否存在著嚴重的失職瀆職,甚至是有意放水的權錢交易?
但業主在申訴中強調,當年的確權是“經過了審核提供省市區四級人民政府機構進行嚴格審查審批表格簽訂下來的”。如果這些程序都被腐敗侵蝕而形同虛設,那么今天讓毫不知情、信賴政府的業主來承擔“造假”的全部后果,無疑是雙重傷害。
當然這些需要最終更多權威的解讀,但因腐敗導致審核失靈,再以“糾錯”為名讓涉及業主買單——這絕非正義的實現方式。
拆遷安置問題,本質是一份以政府信譽為擔保的社會契約。
當契約因權力濫用、資金挪用、監管缺失而無法履行時,修補的起點必須是厘清權力的責任,而非追究涉及業主的“過錯”。
觀山湖區征收安置中心解除協議的核心理由是,查出部分拆遷戶當年簽約時存在“身份造假”“房屋權屬或聯建材料造假”。這一理由將責任完全推向了被征收人。
結合四位分管區長因征地拆遷腐敗落馬的背景,一個更復雜的問題浮出水面:如果當年簽約審核過程中存在如此大面積的“造假”而能通過,那么負責審批、監督的行政部門及其領導,是否存在著嚴重的失職瀆職,甚至是有意放水的權錢交易?
業主在申訴中強調,當年的確權是“經過了審核提供四級人民政府機構進行嚴格審查審批表格簽訂下來的”。如果這些程序都被腐敗侵蝕而形同虛設,那么今天讓毫不知情、信賴政府的群眾承擔“造假”的全部后果,無疑是雙重傷害。
一位拆遷安置房業主說:
先因腐敗導致審核失靈,再以“糾錯”為名讓群眾買單——這絕非正義的實現方式。
一個公正的解決方案,必須建立在事實與分類的基礎之上。 如果經過嚴格、透明的調查,確有人利用當時混亂的監管漏洞和腐敗分子的“幫助”,通過弄虛作假騙取超額安置資格,那么對此類行為的依法處理,同樣關乎公平正義,也符合絕大多數誠實守信安置戶的利益。
但:必須將極少數人惡意欺詐,與因信任政府、遵循當時“特事特辦”政策而簽約的廣大群眾的正當權益嚴格區分。
處理方案應如貴陽市紀委監委辦案般精準:對查實的權力尋租者和欺詐騙取者,依法追責;對因政府失信、管理混亂而權益受損的廣大群眾,則必須履行承諾、補償損失。絕不能以清理“少數造假”為名,行推卸整體安置責任之實。
當下,比追溯十多年前的“材料瑕疵”更緊迫的,或許是審計并公開當年征地拆遷項目的資金流向:土地出讓金中計提的安置補償費用總額是多少?實際用于安置房建設或過渡費發放的又是多少?缺口何在?是否被挪用?應該嚴格按照當時的國家、省、市、區相關政策文件,進行時間平行比對。
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就隱藏在查處四位區長所發現的線索之中。將反腐成果與解決民生積案直接掛鉤,讓案件的查辦成為打開群眾“心結”的鑰匙,才是“保障人民群眾利益”最直接的體現。
反腐的盡頭應是群眾利益的回歸,貴陽市紀委監委重拳查處觀山湖區四任分管區長,彰顯了反腐敗無禁區的決心。但這場反腐風暴的最終成效,不應僅僅體現在立案處分的人數上,更應體現在能否厘清歷史遺留問題的責任,能否切實挽回群眾遭受的損失。
四名區長的落馬不是句號,它必須成為厘清責任、啟動補償機制的開始。
當權力的腐蝕鏈條被一節節斬斷,被其蛀空的社會誠信與民眾信賴,更需要系統性的重建。這上萬家庭十三年的等待,丈量的不僅是一段被辜負的時光,更是對權力究竟在為何人、為何事而運行的深刻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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