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艾滋病患者的三十二年，兩代中國醫生的抗艾接力

2025年是中國發現第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第40年。

2025年12月1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中國全球協調辦公室主任莫易睿在發布會上說，中國已成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重要貢獻者、正向最需要支持的國家分享經驗與資源。

在這背后，是跨越四十年的中國防艾之路。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尋找到最早一批艾滋病幸存者之一張紅（化名），她歷經兩代中國艾滋病專家，第一位便是王愛霞，她發現了我國國內第一個輸入型艾滋病患者并主持制定了我國艾滋病診治的國家標準，建立中國醫院院內第一個 P3 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

退休后，她的學生李太生——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中華醫學會感染學分會主委從老師手中接過患者和重任。張紅與王愛霞、李太生之間的故事，正是中國艾滋病診療四十年發展的生動縮影。

那間辦公室看著只有五十多平方米，坐了好幾位醫生，在北京協和醫院老樓的3層。1993年的冬天，30歲的張紅（化名）站在門口，緊張地掉眼淚。

門內的醫生，51歲的王愛霞教授，是發現我國國內第一個輸入型艾滋病患者并主持制定艾滋病診治國家標準的專家。她把張紅帶到辦公桌前坐下，沉默了一會兒開口說：“很不幸，是艾滋病，如果你能聽從治療，我保證你活八九年。”

“我聽話，只有一個訴求，我媽才五十多歲，我不能死在她前面。”聽完張紅的話，王愛霞點了點頭。這份承諾，開啟了一段橫跨三代人的醫患情誼。

2025年，是中國報告首例艾滋病病例的第四十個年頭。張紅的32年病齡，卻從一位“最多活八九年”的絕癥患者，變成了一位管理著病毒、也管理著退休生活的長者。

她的生命，被兩位頂尖醫學家——王愛霞與學生李太生的接力托起，更與一套從無到有、從模仿到獨創的“中國艾滋病診療方案”同頻共振。

張紅和所有病友們的故事，是一個人的“破繭”，也是一個時代的側影。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協和醫院張孝騫主任在協和成立傳染組，工作人員合影，左起：崔小珍、李邦琦、王詩恒、彭玉、宗淑杰、王愛霞、吳梓濤。北京協和醫院圖

開端：

黑暗中摸索，憑信念點燈

1993年底的確診，對30歲的張紅而言，是世界失色的瞬間。在北京協和醫院那間樸素的辦公室，王愛霞教授給了張紅一個具體又殘酷的承諾，同時也是一份“光明磊落”的態度：不遮掩，不回避，直白地告訴張紅病情的嚴重性，由她自己選擇。

彼時，距王愛霞診斷中國國內首例艾滋病患者（1985年）僅過去8年，全國的病例報告數屈指可數，我們對艾滋病的認知和治療資源依舊匱乏。

那些年的王愛霞滿世界開會，為張紅這樣的患者尋找救命藥。“我很自私，把自己的壓力給到了王教授。”張紅說，也是從確診起，她墜入一個自我編織的“繭”：怕暴露，怕被街坊鄰居像避開瘟神一樣避開，她把對“生”的渴望，“自私”地托付給了那位溫和又堅定的醫者。

1999年，王愛霞退休了。張紅的焦慮到了一個頂峰。但王愛霞告訴她：“不要擔心，我的學生李太生從法國回來了，我會把你交給他。我都放心，你有啥不放心的呢？”

這是一次對患者的托付，更是一次關乎事業的傳承。

1994年，王愛霞教授（左一）在河南為艾滋病患者義診。李太生供圖

接力：赤子歸來，帶來“光”的預言

李太生至今記得第一次見到王愛霞的場景。1987年，21歲的他戰戰兢兢站在辦公室門口，看她搖著紙扇。“你的英語差，要好好練英語。”王愛霞遞給他一本英文版《雙城記》，“我兒子練英語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一周之后再來，講講你理解的內容。”多年后他明白，這位導師想教會他的，遠不止醫術。

6年后，王愛霞送李太生赴法進修。到了法國后，他驚訝地發現，國際感染領域的熱點已是艾滋病研究，而雞尾酒療法即將問世。電話里他與王愛霞溝通，申請轉向艾滋病研究，并決定讀完博士，然后將最新療法帶回中國。電話那頭沉默許久：“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界。”導師的聲音傳來，他明白了，老師怕他不想回來了。于是這句話，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銘。

1999年1月7日，李太生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后便登上了回國的航班。他帶來的，不僅是先進的治療理念，更是一個關于“光”的預言。

“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這是李太生從老師王愛霞手中接過張紅時說的第一句話。這句話也打開了包裹張紅近十年的“繭”，她不再有病恥感，不再怕被孤立和死亡。

從“王教授的病人”到“李教授的病人”，張紅的身份沒變，但她身處的醫療環境，卻因一批年輕醫者帶回的理念和緊隨其后的國家行動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2001年7月，全國多位艾滋病領域專家在河南省駐馬店上蔡縣文樓村考察艾滋病防治。李太生供圖

破繭：從“中國方案”到免費藥的春天

回國前，李太生在法國親歷了“雞尾酒療法”革命，但對中國大多數患者來說，那是遙不可及的希望。進口藥每月費用高達萬元，艾滋病不僅是“死癥”，更是普通人負擔不起的“壞病”。

李太生記得，2001年夏天，一個戴勞力士的小伙子聽說母親得了艾滋病，轉身就走，說不治了，太丟人。而在河南的某些村落，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農民連農產品都賣不出去。李太生說，這意味著它不僅致命，還帶來沉重的社會污名。而很少有張紅這樣的幸運者，在哥哥嫂子知道后，沒有多問一句話，特意把女兒送到她身邊，陪她生活了八年，只為了減輕她的心理壓力，讓她知道，家人一直會和她站在一起。

日子很苦，張紅和很多患者都在等待。從1993到2003，10年間，他們像站在一條黑暗的河流邊，看著病友如星子般接連熄滅。沒有藥的日子，醫生和患者都在煎熬。李太生回憶起當時上海一家藥企送來價值近百萬、足夠30個患者吃兩年的藥時，感慨地說：“我恨不得給藥廠磕頭，只要能讓患者活下來。”

就在第一批患者陷入絕境時，轉機出現。2003年，國家啟動“四免一關懷”政策，為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當時李主任告訴我，全過去了。”張紅說。

上世紀80年代，王愛霞教授（左1）給感染內科后輩授課。左起：王愛霞、吳梓濤、盛瑞媛、劉正印、鄧國華、范洪偉、秦樹林、王煥玲、李太生（右3）、劉曉清、馬小軍。北京協和醫院圖

挑戰：中國患者究竟需要怎樣的藥？

希望來了，但對于李太生這樣的專家來說，挑戰也接踵而至。在河南一些地區，最初的國產仿制藥讓近30%的患者因嚴重毒副作用倒下。希望之后緊隨著悲劇，質疑聲震耳欲聾。經過反復研判，李太生團隊精準地將問題定位在“劑量”上。

李太生回憶說，直接拷貝西方人體格的藥片，并不適配中國人的身體。讓他開心的是，國家科技部開始牽頭攻關了。

2006年，李太生團隊提出三種國產藥隨機選取兩種藥配合的方案，最終發現其中兩個方案達到了國際同類水平，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認可，可在發展中國家推廣。這便是“中國方案”的誕生，中國艾滋病病死率應聲而落，從2003年的22.6%，驟降至2007年的5.8%，并在2014年進一步降至3.1%，相當于十年內降低86%。如今，這個數據仍在持續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的藥物供給體系形成了“三駕馬車”并存的格局：國家免費藥、醫保報銷藥和患者自費藥，為不同經濟狀況的患者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從最早的每天吃一大把藥，還要配糖才能抵消苦味，到現在一天只需吃一次藥，副作用大幅減少。

張紅的月治療費用從最初的全額自費，逐步降低到如今的300余元。這背后是國家醫保政策的不斷調整和醫藥產業的艱難研發。她說：“我很愛旅游，我的命是醫生給的，要好好珍惜”。

在湖北省隨州市均川鎮衛生院溫馨家園內，艾滋病感染者在健康教育室聽科普講座。張赫攝

戰場：當艾滋病的性傳播占比超過98%

當張紅這樣的“老病人”生活日趨平穩時，中國艾滋病的流行病學圖譜已悄然巨變。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的《我國艾滋病防治進展報告（2023）》，2022年全國報告新增艾滋病感染者10.7萬例，截至2022年底，全國現有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約122.3萬例。“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艾滋病防控形勢依然復雜，難點依然存在。”在2025年的12月1日，國家疾控局副局長夏剛介紹，目前我國艾滋病經性傳播占比已超過98%，隱蔽性強，防控難度大，部分人群艾滋病主動檢測意識不夠等，防控工作還需進一步加強。

“疫情從清晰的‘點’擴散為模糊的‘面’，所以未來也必須將目光從病房投向更廣闊的社會場域。”李太生分析，當前主要難點有三：一是青年學生感染風險增高。近年來，15-24歲青年學生感染者報告數呈增長趨勢，部分學生對艾滋病風險和危害認識不足。二是新型毒品濫用增加傳播風險。合成毒品使用可能導致不安全性行為增多，加速艾滋病傳播。三是社會歧視仍存。許多感染者因擔心歧視而不敢檢測，延誤治療時機。

好在，國家政策一直在先行。

近期發布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規劃（2024—2030年）》，其應對策略已極具針對性：強調“一地一策”，要求各地結合自身疫情特點制定方案。記者發現，在四川省的最新規劃中，措施已精細到檢測服務進賓館、高校設置自助檢測包。如今，技術進步也為這場隱匿戰提供了新武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正被用于構建智慧化監測預警體系，試圖從海量信息中更早地捕捉到疫情的蛛絲馬跡。

2023年，在基層艾滋病關懷點，艾滋病感染者在填寫領取藥品登記信息。張赫攝

四十年的路，與光同行

“中國已成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重要貢獻者。”2025年12月1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中國全球協調辦公室主任莫易睿在發布會上說，中國正向最需要支持的國家分享經驗與資源。

這背后是跨越四十年的中國防艾之路，是國家政策的革新史，是醫療技術的進步史，更是一個個像張紅這樣的患者，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心靈史。

這四十年，中國醫生和患者一起，見證了艾滋病從“世紀瘟疫”到可控慢性病的轉變；見證了檢測從昂貴復雜到便捷免費；見證了藥物從“天價”到“可及”；見證了社會認知從恐懼排斥到逐漸包容。這條路，是無數醫生如王愛霞、李太生用專業和堅守走出來的；是無數患者如張紅用生命的韌性走出來的；更是國家政策的不斷優化和社會進步共同鋪就的。

在這條路上，臨床診療模式的創新與標準化建設至關重要。李太生教授團隊建立的艾滋病綜合診療“協和模式”，使患者服藥依從性提升至99.2％，顯著高于國際理想服藥依從性水平（95％），患者的機會感染率由治療前的34.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0.3％，達世界領先水平。同時，由他牽頭并持續更新的《中國艾滋病診療指南》，自2005年推出第一版以來，已成為全國艾滋病規范化治療的基石，其倡導的“全病程管理”理念在2024年最新版中得到進一步深化和推廣。

1987年，王愛霞（右一）與李太生（左二）、曲小丹（左一）在實驗室。北京協和醫院圖

2025年12月，國家疾控局發布數據顯示，我國在治艾滋病病人治療成功率達96%，病死率較2003年下降86%。更令人欣喜的是，“十五五”規劃建議也再次明確，強化公共衛生能力，加強疾控體系建設，防控重大傳染病；《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規劃（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人群感染率控制在0.2%以下，經診斷發現并知曉自身感染狀況的感染者比例達95%以上。

如今，張紅的病痛在藥物的支撐下逐漸穩定，其年度復查內容早已超越HIV病毒載量。在醫院的多學科診室里，感染科、心內科、心理科的醫生共同為她評估——這標志著，中國艾滋病防治的核心命題，已從如何“活下去”，轉向如何“活得好”。32年，張紅走的路，不只是一個病人的幸存，而是一個國家如何用政策、科學與人文關懷，編織出一張接住無數墜落生命的網。

2024年，李太生在協和醫院老樓辦公室看材料。張赫攝

在北京協和醫院的門診，李太生依然忙碌。但也還是總愛拿起桌子上的紙扇，一只手瞬間撐開，說當年王愛霞老師就是這樣扇扇子。當年那位告訴張紅“最艱難時刻已過去”的年輕醫生，鬢角已生華發。如今，他帶領團隊創立的“中國方案”，已惠及超過百萬患者；他也仍在繪制新的“地圖”：探索更前沿的療法，更新診療指南。

當記者最后問，有什么話想對老師說嗎？這位如今中國艾滋病診療的領頭人停頓了幾秒：“老師，放心，學生會完成您的愿望”。

“繭”仍在，但光已照進來。前路尚艱，但人已不再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