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畫論錢為惜生，齊白石的潤格和賣畫生涯，齊白石傳人湯發(fā)周發(fā)布

草間一粥尚經(jīng)營，刻畫論錢為惜生。

安得化身千萬億，家家堂上掛丹青。

——客有買畫求減值者，作此詩書于寄萍堂上

齊白石是以賣畫為生的藝術(shù)家，特別在定居北京后，家鄉(xiāng)的田產(chǎn)留給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寶珠及寶珠生的孩子，只能靠賣畫賣印維持。白石不經(jīng)商，也不倒賣字畫，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職教書，一切開支只能求助于賣印賣畫。1926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經(jīng)濟(jì)上仍要奉養(yǎng)老親。在齊白石眼里，北京和湘潭兩房妻子兒女是一個家，他必須兼顧兩地，供應(yīng)兩地孩子的衣食、讀書、工作、治病和行旅之用，負(fù)擔(dān)是很重的。

齊白石 蝴蝶草蟲 中國畫

從做木匠的時候起，齊白石就靠手藝吃飯，所以他賣畫賣印從不恥于要錢。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潤格是1902年樊樊山給他定的篆刻潤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這張潤格在遠(yuǎn)游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后是吳昌碩為他定的潤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冊頁折扇每件6元。”（吳昌碩為白石定潤格一事，渺之《白石老人逸話》說是1910年，不知何據(jù)。筆者在有關(guān)齊白石的文獻(xiàn)中，尚未見到他在定居北京前提到吳昌碩的文字。此事存疑待查）

齊白石 牽牛花 中國畫

定居北京后，齊白石多自定潤格。在他客廳里，長期掛著1920年寫的一張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同年還有一張告白：“花卉加蟲鳥，每一只加10元，藤蘿加蜜蜂，每只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余不樂見。庚申正月初十日。”齊白石賣畫賣印，從不講情面，除極個別親友外，不論是誰，都要照價付酬，不能賒，不能減。他托人辦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畫為報(bào)，他把這視為人情與物值的交換，如果他感覺不合算，下次就不進(jìn)行這類交換了。如1935年夏，周維善通過王森然贈白石畫像，白石以一畫相報(bào)；后王森然又領(lǐng)鄭景康為齊白石拍照，并將所拍12張照片相贈，白石又報(bào)以畫。但不久，白石在客廳掛了一張告白，說雙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畫像一概不應(yīng)酬。

齊白石有時請別人（如樊樊山、林紓等）寫序文、題辭或紀(jì)念文章，也都依照對方的潤例付酬，所謂“好朋友，明算賬”，一點(diǎn)也不含糊。

齊白石刻印、賣畫的潤格并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畫家（如陳半丁等）還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2元，生活很是窘迫。他在《題菊鳥圖》詩寫道：“老萍對菊愧銀須，不會求官斗米無。此畫京華人不要，先生三代是農(nóng)夫。”

齊白石 紅荷圖 中國畫 1953年

自1922年他的畫在日本賣大價（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后，情況逐漸改善。1926年買跨車胡同的套院，是這種好轉(zhuǎn)的標(biāo)志。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鄉(xiāng)無此好天恩”，意思說北京比家鄉(xiāng)有更好的賣畫環(huán)境。到1931年，他自寫了《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明示“畫刻日不暇給，病倦交加，故將潤格增加”。增加后的潤格是：“花卉：條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寬），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紙對開）。中堂幅加倍，橫幅不畫。冊頁：八寸內(nèi)每頁6元，一尺內(nèi)8元。扇面：寬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內(nèi)8元……凡畫不題跋，題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與號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為度，字小不刻……石側(cè)刻題跋及年月，每十字加4元，刻上款加10元。”

齊白石 柏壽 中國畫

1931年，齊白石的藝術(shù)已經(jīng)進(jìn)入盛期，作品水準(zhǔn)有了質(zhì)的飛躍，提高潤格理所當(dāng)然。但提高了的畫價，并不比相應(yīng)的北京畫家高。同是1931年的潤格，蕭謙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齊白石約4元）。周養(yǎng)庵三尺以內(nèi)條幅16元，四尺以內(nèi)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冊面每件6元（與白石相同或略低）。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六尺40元（低白石5元），四尺16元（低白石4元）。蕭、周年齡比白石小，在當(dāng)時名聲略相近，秦是小輩。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于蕭、周。當(dāng)時齊白石的畫幾乎供不應(yīng)求，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對錢畫交換的規(guī)矩把得很嚴(yán)，但在畫價上卻持低姿態(tài)，不知是什么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絕非唯利是圖的人。

齊白石 采菊圖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決不為了錢而放棄自己的藝術(shù)追求。初到北京、還租住在法源寺時候，就寫過這樣一個告白：“余年來神倦，目力尤衰。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不敢應(yīng)人示……作畫不為者：像不畫，工細(xì)不畫，著色不畫，非其人不畫，促迫不畫。刻印不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戲索者不刻。貪畫者不歸紙，貪印者不歸石，明語奉告。瀕生啟。”

這段告白袒示了齊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如“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非其人不畫”“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點(diǎn)像鄭板橋一類有個性的畫家。要賣錢，但不喪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驅(qū)使；顧主選擇他，他也要選擇顧主。在前述1931年《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中，也有類似聲明，如“用綿料之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指名圖繪，久已拒絕”“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屬玉屬牙屬不刻”等。誠然，為了掙錢，他有時也不得不遷就顧主，但正是靠了對藝術(shù)自由、個人志趣和獨(dú)立人格的追求，齊白石杰出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才得以成就。

齊白石 草蟲菩提葉 中國畫

《賣畫及篆刻規(guī)例》聲明說“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惡急。余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無論何人，潤金先收”。把這樣嚴(yán)苛的字句寫入潤格，在歷來潤格文字中是少見的。拒絕“人介紹”是為了拒絕酬謝，而介紹者必為熟人，這樣的不講情面，在畫界也不多見。這同時也表明，至遲在20世紀(jì)30年代初齊白石已不愁賣不了畫，而愁求畫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為人祝壽而求畫，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題上款10元”的規(guī)例，老人只畫了一張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嘆說，“論交若余者，其規(guī)例尚不能破，其嚴(yán)格可知。然海內(nèi)慕先生書畫篆刻，輦金以求踵相接，日不暇給”。

賣畫不論交情，賣畫也能交朋友。齊白石因賣畫賣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時還引出一些令人感嘆的故事來。初到北京時，因賣畫而交的一個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湖北江陵人，號南湖，早年肄業(yè)于直隸高等農(nóng)學(xué)堂，辛亥革命期間，曾先后任湖北軍政府要職及鄂軍水陸總指揮。后辭職北上，在天津組織北方革命學(xué)會，1913年任國會議員，又先后出任廣東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務(wù)廳長、北洋政府教育次長，20年代，創(chuàng)辦過《今日》雜志，發(fā)起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胡氏喜收藏，常光顧古玩店，因買畫識齊白石并成為好友。白石《己未雜記》記：當(dāng)年七月一日為胡南湖畫《南湖莊屋圖》，七月十五日為畫《不倒翁》扇面。閏七月十八日，畫籬豆贈胡南湖，引出胡南湖“報(bào)公以婢”的故事，極大地改變了齊白石在北京的生活。八月十七日，胡南湖在琉璃廠清秘閣以十元買白石所畫六小屏，并大為稱賞，白石“感南湖知畫”而補(bǔ)作了鄭重的題記。（此六屏現(xiàn)藏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白石在《秋聲》一畫上加邊題曰：“廬江呂大贈余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燈下一揮成六屏，倩廠肆清秘閣主人裱褙，裱褙成，南湖見之喜，清秘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為不值一錢，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誰何能畫？余感南湖知畫，補(bǔ)記之。”此跋在張次溪《齊白石的一生》、禹尚良《齊白石年譜長編》中都曾引述，但文字都小有差錯。此條屏52cm×16.8cm，正白石所謂“六小條”者）

齊白石 竹筍蝗蟲（工蟲畫冊精品八開之三） 紙本設(shè)色 34cm×27cm 北京畫院藏

除胡南湖之外，由賣畫賣印而交的著名朋友，還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纘緒、須磨（日本駐華使節(jié)）、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認(rèn)識齊白石，是在1920年，那時他作為直隸高等師范的學(xué)生來京辦事，在宣武門外東騾馬市大街的一個地?cái)偵峡吹揭粋€老者賣畫，用很低的價錢買了幾張。那老者便是齊白石。后來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進(jìn)入文化界，成為最早寫文章介紹齊白石、并為他寫評傳的人，相交三十多年。

胡佩衡是金北樓的弟子，北京畫家，并曾在琉璃廠開“豹文齋”畫店。齊白石定居北京后，他就不斷購賣白石作品，齊白石生平第一本畫集《齊白石畫冊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編的。胡佩衡本人的畫與齊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對白石其人與畫極為推崇，讓其子胡橐?guī)熓慢R白石，又與胡橐合寫了《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早在編《齊白石畫冊初集》時，胡佩衡就寫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俠，有古烈士風(fēng)，故見有不平之事，即義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圖，假藝術(shù)之名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潔面傲，借挽頹風(fēng)，求諸今人豈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評價使我們知道這樣一個事實(shí)：齊白石賣畫講市場規(guī)則，但市場規(guī)則并不左右他的思想、個性和藝術(shù)。胡氏能畫、懂畫，又熟知藝術(shù)市場和收藏，齊白石與他的友誼，與買賣畫有關(guān)，卻又在藝術(shù)上真誠相知。這與不顧畫只認(rèn)錢、只管收入不顧友誼的畫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齊白石 壽桃

朱屺瞻與齊白石的友誼始于1929年冬。朱在畫展上看到齊白石畫與印，又經(jīng)徐悲鴻介紹而知齊白石，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與白石的私交求取齊氏刻印，而是通過上海榮寶齋按白石潤例代辦。自此而后，他不斷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四十石，1944年增至六十余石，遂自稱“六十白石印富翁”，繼而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并請白石題跋。白石跋曰：“人生于世不能立德立功，即雕蟲小技亦可為。然欲為則易，工則難，識者尤難得也。予刻印六十年，幸浮名揚(yáng)于世，譽(yù)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六十白石印’自呼為號，又以‘六十白石印’名其軒，自畫其軒為圖。良工心苦，竟成長卷，索予題記，欲使白石附此卷而傳耶？白石雖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齊白石引朱屺瞻為“知己第五人”（被齊白石視為“知已”的，還有胡沁園、郭人彰、夏午詒、陳師曾、徐悲鴻），全由購求印石的“厚我”“知我”而來，雖十?dāng)?shù)年“睽隔千里而未嘗一面”。直至1946年齊白石到上海開畫展，才有緣面敘。二人的友誼，以買賣印和共同的藝術(shù)趣味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齊白石 藕和螻蛄（工蟲畫冊精品八開之四） 紙本設(shè)色 34cm×27cm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與王纘緒的交往，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購畫。王纘緒（1887-1950），四川西充人，字治園，早年就學(xué)于四川陸軍速成學(xué)堂，先后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集團(tuán)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約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請齊白石刻印，彼此通信，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說入蜀可掙豐厚潤資，并贈他一侍女，以為他“磨墨理紙”。白石作《夢游重慶》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yīng)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并作序曰：“王君治園與余不相識，以書招游重慶，余諾之。忽因時變，未往。逐為萬里神交。強(qiáng)自食言前約，故夢里猶見荊州。”

1932年7月，齊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贈王纘緒。這十二屏精妙絕倫，堪稱白石山水畫的極品。在其中《夢中蜀景》一屏中，題了《夢游重慶》詩。王治園所贈侍女名淑華，侍白石近一年。張次溪《齊白石的一生》紀(jì)其事，說齊白石沒有接受王纘緒所送侍女：“他回信以年老辭，寄去二百元，囑速遣嫁，寫了兩首詩：‘衣裳作嫁為君縫，青鳥殷勤蜀道通。向后從夫休忘記，羅敷曾許借山翁。’‘桃根一諾即為恩，舊恨新愁總斷魂。又把紅繩甘割斷，永豐園里屬何人。’”這兩首詩應(yīng)沒有疑問，但說白石“以年老辭”，沒有接納此女卻是假話。張次溪寫此書應(yīng)在白石逝世以后，因?yàn)闀r代環(huán)境的原因，他對事實(shí)真相有意作了掩飾，在當(dāng)時是可以理解的。從白石這些詩及序可知，王治園送侍女，原本是給白石作妾的，因此白石才有“羅敷曾許借山翁”一類的話，但淑華沒有與白石成親，又讓她還鄉(xiāng)了，所謂“許放淑華”包含著許她嫁他人之意，亦即詩中說的“又把紅繩甘割斷”。筆者在90年代前期在湘潭訪問白石后人，知白石放淑華，是因?yàn)樗c寶珠關(guān)系難處，在白發(fā)紅顏與家庭“安定團(tuán)結(jié)”兩者之間，白石最后選擇了后者。淑華走后，白石作《許放淑華并序》紀(jì)其事：“淑華，蜀人王治園贈來磨墨者，侍余未及年。吾女愛其閑靜，自婢入門，多吉祥（小兒女輩常弄火，火將上屋，兩遇淑華撲滅）。欲求為兒媳，余許之。淑華不求妝奩，但求畫一幅。余畫鸚鵡與之，題一絕句：‘湘上青山好景光，能言鸚鵡莫思鄉(xiāng)。太平橋外槐花下，親手開籠欲斷腸。’（此詩后改題為《別淑華》）”

齊白石 豇豆螳螂（工蟲畫冊精品八開之六） 紙本設(shè)色 34cm×27cm 北京畫院藏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讓他的三子齊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給王纘緒帶去手拓印譜四冊。（重慶博物館編《齊白石印匯》有白石題跋云：“此四本乃璜與姬人手拓，不欲贈人。今兒輩游蜀，璜無所寄贈治園將軍，撿此令子如代呈，癸酉春齊璜。”）1936年，白石終于帶著寶珠和兩個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在成都等地為王纘緒刻印又作畫。但這次蜀游，白石并不高興，因?yàn)橥趵y緒原答應(yīng)給他三千元酬金，只給了四百元。白石《蜀游雜記》寫道：“半年光陰，曾許贈之三千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五年后，八十一歲的齊白石又在《蜀游雜記》末頁題了兩句話：“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后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shù)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渺之曾看過齊白石的《蜀游雜記》，說“在這本日記中，邀他游蜀的人名字都已涂去，但細(xì)看還是可以看出是當(dāng)時鼎鼎大名的四川軍閥王纘緒。老人的‘不樂之事’，原來是上了軍閥的當(dāng)”。又記曰：“老人還有同一年的‘丙子賬冊’一本，記的都是畫店送款收件的事，其中一頁有橫書‘補(bǔ)遺失’三個大字。下面寫‘寄成都二尺二幅，四尺二幅。王纘緒收到隱瞞，已現(xiàn)實(shí)之，事情勿論，今補(bǔ)還榮寶，已免事”。可見王纘緒還白收過他的畫，沒有付賬） 蜀游使白石老人對王纘緒這個“神交”有了認(rèn)識，后來就不再往來了。白石口述自傳談及蜀游時，只說“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云云，連王氏的名字也沒指明。不妨說，他和王纘緒的關(guān)系，由賣印賣畫始，亦由賣畫賣印而終，在賣畫賣印的背后，可以看到齊白石對于倫理人格的價值要求。

齊白石 獨(dú)酌（工蟲畫冊精品八開之二 紙本設(shè)色 34cm×27cm 北京畫院藏

抗戰(zhàn)期間，齊白石厭于日偽人員的糾纏，對賣畫賣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門上貼出一張告白：“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詳告白：中外長官要買白石之畫，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jǐn)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賣畫，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偽人員打交道。這樣的告白，表現(xiàn)了白石老人的勇氣和膽量。

齊白石賣畫靠琉璃廠畫店作中介，他和這些畫店的關(guān)系很好，這種關(guān)系的標(biāo)志是講信義，保持作品的質(zhì)量，畫價的合理與穩(wěn)定。榮寶齋為齊白石售畫最久也最多。他與榮寶齋等畫店的交情非常好。長期在榮寶齋工作的白石孫女婿薩本介說：“榮寶齋和齊白石的聯(lián)系有諸多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質(zhì)。”這個“質(zhì)”是什么呢？他解釋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掛面（天天如此，常年不變）。吃完稍事休息，養(yǎng)養(yǎng)精神，就走到畫案前，帶上套袖，第一句話就要問，有沒有榮寶齋的筆單？如果有，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張畫就是給榮寶齋畫的。”

齊白石 鷹 中國畫

1946年，齊白石應(yīng)中華全國美術(shù)會之邀到南京、上海辦畫展，“帶去的二百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一捆捆的數(shù)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面粉都買不到。”通貨膨脹以至如此，書畫篆刻真是不值一錢了。但白石老人總還要賣畫賣印。1947年5月，白石老人自書了一張潤格：“一尺十萬（冊頁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扇面中者十五萬，大者二十萬。粗蟲小鳥一只六萬，紅色少用五千，多用一萬。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萬，朱文十萬，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這“一尺十萬”“一字六萬”，可真夠嚇人了！但“一個燒餅，賣十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面包，賣二十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千萬元以上”，這樣一比，還算貴嗎？白石老人感嘆說：“人們紛紛搶購實(shí)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換上東西……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dāng)作貨物一樣，囤集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說：‘看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cái)源茂盛達(dá)三江了。’實(shí)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fèi)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弄來許多廢紙，欺騙自己呢？只得嘆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

齊白石 大利

在20世紀(jì)的中國畫家中，齊白石不像王一亭、陳師曾、金城、吳湖帆那樣有生活來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藝術(shù)目標(biāo)或自由地游戲筆墨，也不像某些以賺錢、逐名為唯一目的，趨時迎合、賣掉才華、喪失藝術(shù)追求的“明星”。他兼取兩者，獲得了兩方面的成功。相似的成功者還有吳昌碩、張大千等。

齊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條最重要，一是他沒有膨脹的物質(zhì)欲望，生活節(jié)儉，自足于溫飽小康，有充分的精力與閑暇進(jìn)行藝術(shù)探索；二是他始終保持著人格與創(chuàng)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市場，而不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當(dāng)然，賣畫賣印對齊白石的藝術(shù)也有負(fù)面作用，這主要是賣畫數(shù)量過多，為了賣畫之需，即便沒有興致也畫，不想畫的也畫，不免出現(xiàn)氣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復(fù)之作。在歷代中國畫家中，這種現(xiàn)象是很難避免的。（選自：少白公子趣說齊白石、齊白石傳人書畫網(wǎng)、齊白石書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