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校園送”豈能變成“校園丟”

“校園送通知取餐，我立馬下樓翻遍貨架，外賣還是沒了！”近期，四川某高校大一學生張旭東（化名）無奈吐槽。這已經是她入校以來第六次丟外賣了，這樣的遭遇在校園里并非個例。記者針對山東、四川、河北、新疆四所高校的80名大學生展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半數學生曾有過丟失外賣的經歷，65%的學生一提到外賣，首先想到的是“易丟失”。

“丟外賣”這種事，雖然社會上偶爾也發生，但高校屬于“重災區”。有學生“三個月丟六次”，有學生“一頓飯點兩回”，是外賣“易丟失”的縮影。這主要是因為高校推出“校園送”服務后，外賣騎手只能將外賣送到校門口，再由校內騎手接力送至指定地點，但因外賣柜供不應求，外賣只能放在無人看管貨架上，這給了“外賣小偷”作案機會。而“丟外賣”責任歸屬存疑。

調查顯示，外賣被偷后，37%的學生選擇自認倒霉、不采取任何措施。這意味著學生吃不到外賣，還得為丟失的外賣買單。即便學生維權，也要耗費時間、精力，未必能達到目的。學生向平臺投訴后，平臺會協助處理退款，這意味著平臺大概不會買單，那么買單者就不外乎騎手和商家，但“丟外賣”發生在校園里，與騎手和商家無關，讓其買單有些冤枉。這種情況有待協商處理。

顯而易見，“丟外賣”發生在校園，高校應該為此負責。然而，很多高校并沒有做到。比如，四川某高校學生“丟外賣”后，曾要求保衛處查監控，畫面里偷外賣的人的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保衛處建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種處置態度既縱容“外賣小偷”，也讓學生承受不該承受的損失。更重要的是，高校雖然推出了“校園送”服務，但沒有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服務。

譬如，既然高校知曉學生對外賣需求很大，學生取餐高峰時間段外賣柜不夠用，容易丟失外賣，按理說，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配置外賣柜，或者安排專人核對訂單分發外賣，但高校在設施投入、人員配置、壓實責任等方面，工作都很不到位。如果高校在外賣貨架處增加攝像頭，貼“防偷標識”以及偷外賣所要承擔的后果，相信會有震懾作用，但一些高校連這種基本工作都未做到。

也就是說，對于“丟外賣”，高校不是不能防范，而是不積極作為。實際上，有多種措施可防范“丟外賣”。另外，學生對預防“丟外賣”有各種建議，但未見高校傾聽和采納。這都表明高校推出“校園送”是好事，但沒有為此做好配套服務。如果監控發現，部分丟失的外賣被某些大學生所偷，更要以“丟外賣”為契機，對大學生進行道德和法律教育。這方面高校同樣缺少作為。

令人欣慰的是，國內不少高校已經開始探索破解外賣困局，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例如，有高校采取自主管理、免費服務模式建設智能外賣柜；有高校明確宿管員的外賣管理職責等等。這些做法值得肯定，也值得推廣。當然，外賣平臺也可以在高校投資設置外賣柜，以方便學生使用。而且，“丟外賣”后的責任歸屬有待明確，將“鍋”甩給騎手和商家或者學生，顯然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