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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楨,1890年3月出生,浙江省上虞縣東關鎮人,1936年任浙江大學校長。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滬會戰打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火很快燒到了杭州。竺可楨作為一校之長,在邁出西遷第一步時,他考慮得很長遠:鑒于武漢、重慶和長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機關、工廠和高校遷入,運輸困難、供給困難和住宿困難都是板上釘釘的事,他決定將學校搬到西南內地較為偏遠的小城甚至鄉村。
于是,從1937年9月開始,他帶領浙江大學師生從杭州開始西遷。
浙大西遷的路程是曲折的,初遷浙江建德,二遷江西吉安與泰和,三遷廣西宜山,終遷貴州遵義、湄潭,經浙、贛、湘、粵、桂、黔等六省,歷時近三年,于1940年初,到達貴州遵義的湄潭,在湄潭堅持辦學長達七年之久,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
竺可楨廉潔儉樸、一心為公、公而忘私,更是處處為人表率。他忙于遷校事宜,無暇顧家,如若西遷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楨痛心疾首的話,那無疑就是在江西泰和時,他的夫人張俠魂和兒子竺衡的去世。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浙江大學和整個中國一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于是,竺可楨將妻子和孩子接到了杭州。
在戰事進一步惡化,浙江大學不得不離開杭州另尋安全之地之時,張俠魂的母親曾勸她回上海,跟著家里人一道避難,張俠魂卻不忍離開竺可楨。西遷路的苦與險她都想清楚了,越是艱難的時候一家人越要在一起。她帶著幾個子女,隨浙江大學踏上漫漫的西遷之路。
1938年7月23日,在桂林考察遷址的竺可楨接到夫人張俠魂患了痢疾的電報,立即返回泰和,先見到了大女兒竺梅。竺梅說:“媽媽的病好些了,但弟弟衡沒了。”竺可楨如同五雷轟頂,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
竺可楨回家后看到張俠魂仍臥病在床,已經病危,他強忍悲痛,撫慰夫人。由于戰爭,醫療條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張俠魂不幸逝世。
十幾天里,竺可楨接連失子喪妻,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隨后的日記里感嘆的那樣:“近來早稻均在收獲,田畝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國破家亡,對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對泣之象也。”
竺可楨痛苦異常,在日記中寫下《挽俠魂》等詩多首。其中有依陸游《沈園》詩原韻,吟成的悼亡詩:
生別可哀死更哀,何堪鳳去只留臺。西風蕭瑟湘江渡,昔日雙飛今獨來。結發相從二十年,澄江話別意纏綿。豈知一病竟難起,客舍夢回又泫然。
從中能深刻感受到竺可楨對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8月3日,竺可楨總要設家祭紀念張俠魂,十幾年后也依然如此。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大概就是竺可楨與張俠魂之間的遺憾吧,本是一對相親相愛的夫妻,卻沒能一起走到人生的盡頭。
后日軍進逼,省圖書館想把書運至建德,但省里無經費,竺可楨得知后馬上派校車幫忙運到建德,后來省圖書館又把書運到龍泉鄉下。浙江大學遷到江西后,竺校長為四庫全書的安全擔心,認為在龍泉也不安全,特致電教育部,指出四庫全書應及早遷到內地,并表示浙江大學愿意派人協助。
教育部復電同意竺校長的意見,準備遷到貴陽,要求浙江大學協助遷運。竺校長即指派一位教師回到浙江,與有關部門商議,幾經周折,終于會同浙江圖書館啟運出省,途經五省,歷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運抵貴陽附近的地母洞存放。
更令人感動的是,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竺可楨表現出知識分子的清廉與敬業。
詹鎖先生回憶,1940年底,友人介紹他到浙江大學任講師。當天正值大年初一,詹鎖以為竺可楨不會來上班。但當他來到校本部時,竺可楨一個人正在忙碌。在竺可楨的辦公桌上,有兩種信封和稿紙,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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