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陶斯亮與她“恩重如山”的老楊叔叔的情緣

紅二代里面，我認為文筆最好的應該是學醫出身的陶斯亮。

最初知道陶斯亮的名字，是因為她寫的那篇一度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里的課文——《一封終于發出的信》。彼時，應該是四十多年前了，我第一次從哥哥的語文課本里讀到到這篇文章。

文章寫得感人肺腑，情真意切，催人淚下。作者的名字叫“陶斯亮”，名字很奇怪，也很特別，就這樣“陶斯亮”三個字，年幼的我，根本不需要記，自然而然就印在腦子里了。

多年之后，在陶斯亮的母親曾志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陶斯亮和她的老楊叔叔的故事，不禁感慨系之。

無數歷史的小人物，他們用自己默默無聞的行動，托舉住了時間的重量，推動了時代的車輪。

陶斯亮和她的老楊叔叔 照片攝于廣州

后來我又知道，陶斯亮本人專門寫有一篇回憶文章《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緬懷她的老楊叔叔。

陶斯亮的文筆極好，文章的開頭寫道：

有一個人我是永遠也忘不了的。
當我還是一個邋遢的小姑娘時，他就像細雨潤土一樣，滋潤著我幼小的心靈。如今，幾十個春秋過去了，我已經是人到中年，然而歲月的流水，卻未曾滌去我的懷念，也未曾沖淡我的感情。
每當想起他時，總是肅然而起敬意。因為，正是他——楊順清叔叔，作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在驚濤駭浪中，載著我渡過了童年時代的激流險灘。

老楊叔叔，名叫楊順清，是位老紅軍，與許多威名顯赫的開國將軍們一樣，也經歷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曾經當過戰士、班長、排長。抗日戰爭時，在太行山，他的面頰和右腿負傷，成了殘廢軍人，不得不離開戰場，來到后方延安，先后擔任過馬夫、管理員、收發員等。

以后，又被組織上調來照顧年幼的陶斯亮。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老楊叔叔是組織上派來照顧陶斯亮的，他的身份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軍人，而不是一般人眼中的“保姆”。

那個年代，正是革命戰爭最艱苦的歲月。革命隊伍里的一切人，上自毛澤東，下至炊事員，都一律過著簡樸的供給制生活，進行著極為緊張嚴酷的戰斗和工作，哪里有可能去照顧孩子!

孩子從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由黨這個有眾多子女的母親撫養了。因此在各種各樣的革命分工中，就有了一項撫養革命后代的工作。

這是當時特定革命環境所產生的特定事物。這里沒有雇傭關系，沒有金錢的概念，沒有尊卑之分，除了對黨負責以外，沒有任何私人的義務。老楊叔叔，就是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無數同志中的一個。

1945 年，陶鑄、曾志夫婦奉命南下開辟抗日游擊區，將 年僅四歲的女兒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給老楊叔叔。

陶鑄夫婦和毛主席夫婦在廣州

曾志對老楊說：“老楊同志，我們這次去，有可能犧牲如果萬一回不來了，這孩子就當你的女兒，你就把她帶大吧！”，這句沉甸甸的囑托，讓老楊叔叔從此將守護陶斯亮視為己任。

在保育院，生活簡樸的老楊叔叔卻對陶斯亮關懷備至，養雞下蛋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給陶斯亮補充營養，紡線換錢也都用來給她買零食，用言傳身教教會她善良、寬容與堅韌。

1946 年，解放戰爭烽煙四起，國民黨對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發起重點進攻。因戰事緊張，保育院大轉移，組織安排老楊叔叔帶著五 歲的陶斯亮去東北尋找父母，這段行程長達一年，跨越多個省份，行程超萬里，堪稱他的 “第二次長征”。

一路上艱險不斷，遭遇國民黨飛機轟炸時，老楊叔叔用身體護住坐在驢背柳條筐里的陶斯亮，躲進青紗帳避險；陶斯亮幾次病重，他悉心照料，四處求醫；途中扮過父女、睡過草堆，為護她還曾與人紅臉爭執。

他們先到晉察冀解放區阜平，南下邯鄲，東行至山東煙臺，渡海到大連，取道平壤，轉回安東（今丹東），最終抵達遼吉省委所在地白城子，成功將陶斯亮交到其父母手中。分別時，兩人哭得撕心裂肺，老楊叔叔還把所有積蓄都留給了陶斯亮。

老楊叔叔和陶斯亮在白城子的合影

陶斯亮的家庭相冊里，至今還一直珍藏一幅照片，那是初到白城子時，她跟老楊叔叔的合影。兩人都穿著黑色的新制服，新理的頭發，整齊而又帶點土氣。老楊叔叔端端正正地坐著，陶斯亮則規規矩矩地站在一旁，兩人還手拉著手，全部神態和表情，還沒有脫掉一年來流浪生活所遺留的驚悸。

1950 年，老楊叔叔因工作需要被調回貴州，與陶斯亮暫別，他將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都交給陶鑄，囑托給亮亮買點好的，陶鑄則將身上唯一值錢的一塊手表送給老楊，留個紀念。

此后，兩人每隔多年便會重逢：1964 年在廣州團聚，1978 年于北京相見，1985 年老楊叔叔重病，陶斯亮徹夜守在病榻前端水喂藥，盡到 “女兒” 的孝心。

1992 年楊順清逝世，陶斯亮悲痛萬分，始終銘記這位 “父親般的叔叔” 的恩情。

2010 年 5 月，楊順清的遺體從貴陽花溪遷回清鎮安葬，69 歲的陶斯亮為恩人立了一塊刻有 “恩重如山” 的石碑，并題下 “偉大不在于一個人的職務，而在于一個人的靈魂”，以此緬懷這位用生命守護她的老紅軍，讓這段超越血緣的親情與恩情永遠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