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的野心：修改“安保三文件”，重獲戰爭發動力，挑釁整個東亞

近日，日本人又整出了幺蛾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的新聞記者會上公開表示，將以年內修訂“安保三文件”為目標。高市此言一出，輿論嘩然，瞬間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1月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明確指出，這反映出日本加速推進“再軍事化”的危險動向，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的一眾東亞鄰居里，朝鮮反應最為激烈。朝鮮官方媒體直接斥責這是“日本軍國主義亡靈復活的危險舉動”，是美國縱容下的對朝鮮及東亞地區安全的“公然挑釁”！

那么，這個頻頻被提及，甚至能牽動地區神經的“安保三文件”，究竟是什么呢？它為何擁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能讓日本的安保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

所謂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劃》，這三份文件共同構成了日本國防安全政策的頂層設計。

說起這“安保三文件”，歷史最早的當屬《防衛力整備計劃》。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被閹割的國家。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11條中明確規定：“日本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這是國際社會對二戰后日本實現“非軍事化”的要求。

在這一要求下，戰后初期，盟軍總部（GHQ）解散了約693萬日軍，拆除了日本國內所有大型軍事設施，并禁止飛機、潛艇等武器的研發。

同時，在美國主導下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日本國憲法》里的這則條款使日本成為全球唯一在憲法中明定放棄戰爭權、不保持戰爭力量的國家。此后，日本政府又在六十年代出臺一系列政策，進一步細化了“唯守不攻”的國防戰略，比如1967年提出的無核三原則：承諾“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自我剝奪核武裝選項。

只是，進入七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騰飛，日本右翼分子的勃勃野心又開始“春風吹又生”了。

1976年，日本制定了第一版《防衛計劃大綱》。這份在冷戰背景下制定的大綱，核心是“基礎防衛力構想”，強調建立一支規模適度、用于自衛的純粹守勢力量。

可此后，日本對《防衛計劃大綱》有過多次修訂，給日本自衛隊擴充軍力，一步一步放行。

1995年第二版《防衛計劃大綱》是在冷戰結束后修訂，開始關注“周邊事態”，自衛隊的活動范圍開始出現擴大的苗頭。

2004年第三版《防衛計劃大綱》則伴隨反恐戰爭，明確將“國際和平合作”與本土防衛并列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

2010年第四版《防衛計劃大綱》在民主黨執政時期制定，相對穩健，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自衛隊在國內災害救援中的作用凸顯，也為后續擴張提供了民意基礎。

2013年第五版《防衛計劃大綱》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同步出臺，明確提出“整合機動防衛力量”，轉向更具主動性和靈活性的軍事部署。

2018年第六版《防衛計劃大綱》則實現重大突破，首次明確寫入“跨域作戰”概念，并計劃將“出云”號護衛艦事實上航母化，發展所謂“多次元統合防衛力”。

由上述不難發現，日本每修訂一次《防衛計劃大綱》，日本自衛隊的武力限制就會被減少一點。

不同于《防衛計劃大綱》，《防衛力整備計劃》是日本“安保三文件”中負責具體落實的一環，它并非與《防衛計劃大綱》同時誕生，而是后來制度化的產物。

第一個《防衛力整備計劃》始于1976年。當時，日本政府為落實首個《防衛計劃大綱》提出的“基礎防衛力構想”，配套制定了《中期業務估計》。而這正是《防衛力整備計劃》的前身和雛形。其目的是在五年內，有計劃、分步驟地建設大綱所規劃的防衛力量規模。因此，《防衛力整備計劃》的內容主要是五年期的具體預算和裝備采購計劃。

在“安保三文件”中，《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出現的最晚。故而直到2013年，“安保三文件”才作為一個整體概念被提出并制度化。這一年，第二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領導內閣，于12月17日首次制定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并同步修訂了《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出臺背景是安倍政府強調所謂“安全環境惡化”，旨在整合外交、軍事、經濟等手段，主動塑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安倍在這份文件里首次明確提出基于“積極和平主義”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為后續解禁集體自衛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簡言之，安倍晉三的目的在于突破二戰后日本自衛隊“專守防衛”原則，賦予自衛隊更大行動權限，擴大自衛隊軍事活動范圍。

而現今，高市早苗再度興風作浪，想要年內修訂“安保三文件”，可見其居心不良。高市此舉很可能是為了進一步加速和擴大2022年計劃中的進攻性力量建設，并將防衛費提升至GDP 2%以上。

要知道，2023年日本防衛費預算約為6.8萬億日元（約合510億美元），已創歷史新高。如果真如日本媒體披露，高市早苗此次修訂將會把防衛費占GDP的比重大幅提升至2%。若達到GDP的2%，以日本2025年預計約550萬億日元的GDP規模計算，其年度防衛費將突破11萬億日元（約合830億美元），甚至超過了北約成員國的標準，將使日本防衛預算躍居全球前列。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日本如此急切地擴充軍備，當真只是為了自衛嗎？

再者，高市早苗修訂“安保三文件”，極有可能會修改“無核三原則”，這一原則自1967年由時任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以來，一直是日本標榜自身為和平國家的重要象征。如今，堅持了近60年的無核承諾搖搖欲墜，作為日本的鄰居，東亞諸國又怎能不擔心？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曾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背棄這一原則將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又將造成何等沖擊？

據悉，高市早苗還打算大力發展進攻性軍事力量，諸如發展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y），這已完全超越了日本憲法所規定的“專守防衛”原則。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日本軍工產業潛力巨大，全面解禁后可能顯著改變國際軍貿格局。

目前，日本政府已計劃采購多達1000枚射程達1000公里的美制“戰斧”巡航導彈，并加速開發國產遠程導彈。一個擁有強大遠程打擊能力的日本，真的能讓地區更安全嗎？日本自衛隊的性質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

近年來，執政的自民黨核心高層、黨內保守派（右翼）勢力、部分軍工產業相關利益團體、以及那些仇外的民粹主義者大量引用朝鮮的導彈試射、中國的軍力增長等作為“威脅證據”，強調日本正處于“存亡危機關頭”，現行的“專守防衛”政策已不足以保護國家。他們認為，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是必要的威懾，增加軍費是“對國民安全負責任的投入”。

于是，高市早苗不斷借地區局勢緊張為由，加速推進防衛轉型。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日本政府的種種舉動實質是謀求軍事松綁，重獲戰爭發動能力。此舉不僅違背和平憲法精神，更將引發區域軍備競賽，破壞東亞戰略穩定。

二戰后，日本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放棄戰爭、不維持戰爭力量。戰后很長時期內，日本軍費一直被控制在GDP1%以下。如今高市早苗追求軍費占GDP2%，達到11萬億日元的構想，不僅遠超歷史平均水平，更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數十倍！

如今，日本政府的動向與和平憲法的精神已漸行漸遠。從安倍晉三到高市早苗，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似乎已是近在眼前，他們到底要把日本帶向何方？可倘若日本妄圖再度將中國、東亞乃至整個世界拖入戰爭的漩渦，那日本這個島國可能真要沉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