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為頭條文章的補充信息,介紹高紀凡是如何在光伏行業里發展起來的。)
1964年臘月隆冬時節,家住常州市武進區小新橋鎮的高家人生下一個男孩。按照家族輩分排行“紀”字輩,父母為其取名“凡”字,這便是高紀凡。
這里先為不了解江蘇的朋友們介紹一下常州——位于江蘇南部,與蘇州、無錫合稱“蘇南”,是江蘇最富庶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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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省13個市中,常州GDP為10813.59億元,位列第5,東哥的老家宿遷GDP為4801.85億元,位列第12。小天是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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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員高葉也是常州人,她在《南京照相館》飾演林毓秀,大部分臺詞就是用常州話演繹的。
高紀凡的父母對于孩子讀書非常支持,經常把省吃儉用下來的錢給孩子們買課本和課外書籍。
高紀凡勤學好問,各門成績都是班內標桿,尤其是化學、物理兩科成績最好。在某次化學考試中,同學們驚呼題目難度過大,很多人都是三四十分,考到60分過及格線的就沒幾個,可高紀凡居然考了90多分。
愛讀書、愛學習的特點,讓高紀凡脫穎而出。1981年考上了南京大學化學系高分子物理專業。大學讀書時高紀凡喜歡問“為什么”,有一次老師就建議他找吉林大學的唐敖慶院士請教。本科畢業后,高紀凡在1985年9月成功被吉林大學理論化學研究所錄取。
唐敖慶是江蘇宜興人,我國知名的物理化學家,中國現代理論化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譽為“中國量子化學之父”。1940年,唐敖慶先生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1949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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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敖慶先生專長物理化學和高分子物理化學,特別是量子化學。他有關分子內旋轉、高分子化學反應統計理論、配位場理論、分子軌道圖形理論及分子軌道對稱守恒原理等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國家獎勵。1978年至1986年,唐敖慶先生就任吉林大學校長,主持和領導學校的全面工作。
1986年夏天暑假,高紀凡與老師們一起前往南方調研。
在改革之風漸次吹來的南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啟蒙已經萌芽,但是囿于體制局限,想要做一點科學轉換并不容易。大部分企業的員工學歷都很低,企業主們渴望技術人才,高學歷的人卻都去了政府、國企。科研與產業的結合極為不易。
轉化無門,高紀凡只好回學校繼續做他的科學家之夢。
但是,市場激蕩下的商業大潮,已經在高紀凡心里沖開了一道細縫。
回到吉林后,高紀凡與企業并沒有斷了聯系。廠長們向他求援,希望他能采購一批急需的化工原料,如聚乙烯、聚丙烯等。
在20世紀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時期,原料供應對于私營企業而言,是難解之題。誰要有關系能搞到計劃指標,立刻就能賺取大筆利潤。但是,對于高紀凡這樣一個年輕的在校學生,又怎么能有這樣的神通呢?
高紀凡買來紅紙,在吉林大學理化樓大樓前貼了一大張海報,說明需要原材料,如果有誰能搞到請支持,每噸將給予300元錢的獎勵。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做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第三天,就有人來說可以搞到貨。
高紀凡獲得了30噸的原料批條,然而,當高紀凡拿著批條去提貨時,新的難題又出現了。工廠只負責供貨,不負責發貨。需要自己找車皮把這30噸原料運回南方。高紀凡始終沒有找到門路弄到車皮,只好先買了火車票回老家過年。
長春到南方老家的列車需行駛36個小時,在這枯燥無聊的行程中,他認識了一位三十幾歲的大哥,正好是原濟南軍區后勤部某地工廠管物資采購的主任,巧的是,這位大哥管理的部門有專業車皮!兩人一談,立刻一拍即合。
就這樣,在機緣巧合中一筆“大生意”就做成了,30噸原料順利運到南方,高紀凡將獲得的大部分收入分給合作伙伴后,依然賺到大約3萬元。
這是他初試商海收獲的第一桶金,是日后走上創業之路的原始起點。
1987年的暑假,他和兩個研究生同學做了一次社會考察,一路向南到了深圳,這一路的見聞讓他大開眼界。同行中有個同班同學叫吳兵,日后成了高紀凡一同創業的合作伙伴,再后來事業也非常成功,2011年任德國漢高集團副總裁,成為漢高公司全球職位最高的中國人。
這一路穿州過府,三個年輕人對他們生活了二十余年的這個國家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從象牙塔走向社會大舞臺,以往深藏心中的虛幻理想開始變得清晰可辨。
時代的洪流正在改變中國,這是歷史的巨變,更是時代給予當時年輕人的饋贈。這讓他們有機會在時代的洪流中順勢而下,去往更廣闊的天地,去成就一番大事業。
這樣的大機遇,不是什么時候都有的,也不是誰都能碰到的。幸運的是,高紀凡碰到了,并且還伸手抓住了它。
1988年夏天,高紀凡研究生畢業。對這個得意門生鐘愛有加的唐敖慶先生,更為他爭取到了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讀博的機會。原本打算投身量子化學領域研究的高紀凡,放棄了去美國讀博士的機會。因為在他看來,中國不缺寫書做學問的人,缺的是把知識轉化成財富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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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的2025年,高紀凡受聘出任吉林大學校友會第四屆理事會副會長。
就在同一年,與他同為江蘇人,后來有 “中國光伏教父” 之稱的施正榮,被公派到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留學。冥冥之中,歲月也許是有著宿命一般的安排,多年后,施正榮和高紀凡都先后成為中國光伏領軍人物,而在故事的起點,他們的選擇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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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秋天,高紀凡入職了常州的一個公司,短暫待了幾個月后,他南下廣東順德,擔任順德大良清洗劑廠副廠長。
1992年,高紀凡回到家鄉常州創業,創辦了武進協和精細化工廠。
1995年,他偶然發現氟碳鋁板幕墻的商機,斥資600萬元從日本引進生產線,接連拿下了華彬國際大廈、南京國稅大樓、人民日報編輯大樓等項目工程。
1997年,高紀凡迎來了事業重要的轉折點。
12月,國際組織在日本京都召開《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克林頓也推出了“百萬屋頂光伏計劃”。
受到啟發的高紀凡判斷,以光伏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產業勢必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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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高紀凡隨即和同為南京大學校友的弟弟高紀慶創立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寓意著“天人合一”,從事太陽能應用技術的研發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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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紀慶出生于1968年,南京大學碩士畢業。目前為天合副總經理。
而在當時,光伏產業在我國剛剛起步,接近一片空白。
先來科普一下光伏產業。
光伏(photovoltaic),即光伏發電系統,是利用半導體材料的光伏效應,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的一種發電系統。光伏發電系統的來源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過程不污染環境,是一種清潔、安全的能源。
有人可能會問,那家里的太陽能熱水器是光伏嗎?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太陽能熱水器是通過光熱轉換直接利用太陽輻射加熱冷水,其核心部件是集熱器。而光伏技術則是通過光伏電池將太陽光轉化為電能,通常用于發電或為電器設備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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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伏產業在政府的補貼政策下發展迅猛,通過技術攻關,中國光伏成為世界光伏市場上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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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常州高新區管委會的支持下,天合光能入駐了常州高新區創業中心,開啟了發展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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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也迎來了最初的發展機遇。
為了盡快結束四川、貴州、新疆、西藏等省區一些邊遠地區無電的歷史,國家啟動了“光明工程”,通過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為改變當地貧困落后的面貌提供條件。天合光能作為進入“光明工程”的首家民營企業,中標承建西藏昌都地區40座光伏電站。
歷盡千辛萬苦,光伏電站建成通電的那一刻,給高紀凡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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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為高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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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天合光能登陸紐交所,成為常州市首家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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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在紐交所上市,中間者為高紀凡。
而前一年,2005年12月,同為光伏企業的無錫尚德成為第一家在紐交所公開上市的中國民營企業,還被華爾街稱作“光伏界的微軟”。
前面提過的創始人施正榮以150億身價超越黃光裕登頂中國首富。
但創業并非一帆風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第一次寒冬,光伏市場需求急劇下滑,而前幾年在各路資金和政策刺激下中國國內涌現了上百家光伏企業,一哄而上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
2006年當時多晶硅價格高、供不應求,施正榮拍板簽下驚人的長單:他與美國MEMC公司簽訂了一份長達10年、價值高達60億美元的多晶硅采購合同。這筆鎖定高價原料的豪賭很快證明失策,隨著后來多晶硅嚴重過剩、價格暴跌,尚德在2011年被迫支付2.12億美元高額違約金取消該協議。
而天合光能為什么可以躲過一劫呢?靠的是高紀凡敏銳洞察風險,知進知退。
天合光能此前已規劃投資10億美元在連云港建設萬噸級多晶硅項目,還計劃與美國 GTSolar 簽訂3億美元設備采購合同。
但董事長高紀凡在美國考察時,發現全球多晶硅規劃產能遠超市場需求,預判會出現嚴重過剩。盡管該項目已舉行隆重簽約儀式,放棄會造成損失,他仍在深思熟慮后決定終止項目。
2008年4月,天合光能正式對外宣布終止該多晶硅項目及相關設備供應合同,雖損失前期開支1000多萬元,卻成功規避了后續行業產能過剩帶來的致命打擊。
高紀凡曾回憶,當時的訂單基本上全部停止、取消,很多應收賬款幾乎歸零。但他認為這是短期影響,所以依舊和客戶保持著良好關系,也得以平穩度過了行業寒冬,在一年之后扭轉勢頭。
2009年6月19日,江蘇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發展改革委《江蘇省光伏發電推進意見》(蘇政辦發〔2009〕85 號),這一文件針對性解決了當時產業發展的核心痛點,從項目配額、電價補貼、市場拓展等多方面給予企業精準扶持。
文件里專門提到了幾家龍頭光伏企業,就有天合光能和無錫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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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沒過多久,第二次寒冬出現。
從2011年開始,美國和歐盟針對中國光伏企業發起“雙反”調查(反傾銷、反補貼),對中國制造的太陽能組件征收懲罰性關稅,僅2012年中國光伏企業就倒下了超過100家。
無錫尚德遭受毀滅性的重創,股價跌至1美元。施正榮辭任無錫尚德董事長。個人財富也隨之灰飛煙滅,曾經約186億元的身家迅速歸零。
無錫尚德正式發布《尚德電力關于無錫尚德破產重整的聲明》,牽涉50多家債權人,涉及金額高達170億元。從在紐交所上市到破產重整,不過才8年時間。
天合光能當時同樣深陷虧損之中,用高紀凡的話來說,“每天由于庫存產生的損失是150萬元,睡一覺,150萬就沒了。”
他曾在騰訊的《一問》對話節目中坦言,當時壓力大的有時候都睡不著,因為確實天天在虧損。“我跟同事開玩笑說,我們的使命是用太陽能造福全人類,現在才剛剛開始我們就陣亡了,那怎么造福全人類呢?所以,我們得活下去。”
最終,天合光能還是成功挺了過來,并在 2014 年成為光伏組件出口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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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從紐交所退市后,天合光能先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重組,整合境內外相關業務和資產,還引入了興銀資本等新股東,完成了從中外合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變更。
“531新政”無疑是光伏企業的第三次寒冬。
2018年5月31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的《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該政策因管控光伏建設規模、下調補貼力度,被業內稱為 “史上最嚴厲光伏政策”,給光伏行業帶來巨大沖擊,同時也倒逼行業向高質量、無補貼的方向轉型。
此前兩年,在補貼刺激下,下游盛況再次出現,下游電站利潤遠超上游制造端。當同行紛紛殺入光伏電站時,高紀凡再一次踩下剎車,要求天合光能下游光伏電站項目目標從750-850MW下調到400-500MW。他還不斷提醒同行,要重視電站的收益、價值,而非規模及其背后的補貼。
正是這樣的預判力和決斷力,讓天合光能在這場光伏的馬拉松中堅持下來。2020年6月,天合光能成功掛牌科創板,市值一度達到1013億元,成為常州又一家千億市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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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三大業務為光伏產品、光伏系統和智慧能源。
2022年,高紀凡以51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坐上“常州首富”寶座。
2023-2025年,高紀凡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跟隨江蘇代表團三次進京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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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更是有了直接向領導人匯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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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國性的政治舞臺,高紀凡在老家江蘇也展現出強勁的影響力。
他先后于2017年、2022年兩次當選民建江蘇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時還是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中央企業委員會主任。
他頻繁與多地黨政部門互動,僅2025年初兩天內,就先后與揚州、鹽城、淮安、宿遷四地的黨政一把手會見交流,而這四座城市均有天合光能的業務布局,此類互動既推動了企業項目落地,也助力長三角區域新能源產業協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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