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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晚清外務部的大佬們開了個會,決定要在清江浦開埠,準備先派人實地考察,等制訂好規章制度后上奏朝廷批準。可惜,天有不測風云,同一年,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駕崩,清江浦的開埠大計,似乎也隨著這兩位清廷最高統治者的離去而悄然擱淺,再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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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歷史博物館
近日,我在上海歷史博物館里,看到了這樣一段文字:“鴉片戰爭后,上海被迫開埠”。讓我發現:一座城市的開埠,從來不是自說自話的一廂情愿,而是需要權力部門的認可和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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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濟南,有一座城市開埠博物館。1904年,山東巡撫周馥聯合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清廷批準濟南開埠,濟南由此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主動開放的內陸城市。就在我們大張旗鼓地宣揚清江浦開埠六百年輝煌歷史之時,我們卻從未意識到,中國最早的自主開埠城市,其歷史不過是區區的一百多年。歷史的諷刺莫過于此。那些試圖以話語霸權壟斷歷史敘事、欺上瞞下、刻意遮蔽歷史真相的所謂文史專家們,在歷史真相面前,終究會被擊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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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告訴我們不能將自己養成閉門造車的井底之蛙。在《淮南水利考》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平江北陳瑄疏通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沿“轉運使喬維岳開沙河故道,引水自管家湖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易名清江浦”。也就是說1415年,清江浦只是嫁接了府城的一條河名。專家所說的所謂清江浦開埠,只不過是一條河路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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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正德年間,也就是到了1519年,《正德淮安府志》所記載的山陽縣街巷中,并沒有見到清江浦地名。當時的清江浦既非是鎮,也不是村落,更沒有“開埠”之實。而同時期文獻中對西義市、羅家橋市、楊家橋市、姜橋市、菜橋市的注解則明確寫道:“在郡城西北,本土及四方商賈皆萃焉,貨貝雜陳甲于旁郡”,反映出當時河下一帶商賈云集、貨物輻輳,商貿之盛甚至超越周邊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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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河下地區的粉章巷、鐵巷、干魚巷、茶巷、錫巷、竹巷、花巷等,更成為淮安手工業與商業聚集之所。從某種意義上說,若將淮安的“企業家日”定于1415年,顯然選錯了歷史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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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僅憑一條河流的路過,就輕率地將其定性為“開埠”。所謂開埠必須有明確的官方程序:何人申請、何人批準?然而在明代奉行重農抑商政策的背景下,地方官員怎會冒險上奏請求開埠?朝廷又怎么可能批準這樣的商業性請求?再者,如果按照某些專家的邏輯,既然這條河流早在公元前486年就已流經淮安,那沿岸的所有村落豈不是早已“開埠”?那么淮安又何必多此一舉,為清江浦“開埠”?而1908年的清江浦開埠計劃,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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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的文史工作者能回歸常識和專業,說人話、做人事,少些故弄玄虛,多些求真務實。切莫將和稀泥當成格局,更不應將曲意逢迎的文字包裝成學術成果。正如1908年那個因光緒帝駕崩而夭折的開埠計劃,它以鐵一般的事實向我們表明:所謂“六百年開埠”的歷史敘事,終將在嚴謹的史實面前不攻自破。(學術研究,切莫上綱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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