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之殤：多哈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我的父親和卡扎菲》

首屆多哈電影節于2025年11月成功舉辦，由柬埔寨著名紀錄片導演潘禮徳（Rithy Panh）領銜的國際長片競賽評審團將最佳紀錄長片的榮譽授予了《我的父親和卡扎菲》。

紀錄片《我的父親和卡扎菲》是導演Jihan K的紀錄片首作，它既是一幅政治圖景，也是一曲個人挽歌。導演竭力將兩條線索熔鑄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一條是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統治下的利比亞政權如何致使導演父親失蹤，另一條則追溯了這場悲劇發生前的動蕩局勢。

紀錄片開篇以導演童年時期的家庭錄像切入，畫面中還有她的哥哥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這種回顧性的呈現方式，將故事定格在 “殘缺記憶” 的框架里瞬間將觀眾帶入影片之中。

導演的父親曼蘇爾·拉希德·基希亞（Mansur Rashid Kikhia）是一位外交官兼律師，觀眾只能在舊照片中一睹他的風采，而關于他的動態影像，僅限于新聞片、官方鏡頭以及吉漢出生前拍攝的視頻。值得一提的是，父親與女兒從未在銀幕上同框出現，這一細節值得關注，它使得父親的 “存在” 與 “缺席”，就此化作整部影片追逐的幻影。在全家移居美國后，曼蘇爾在埃及的一家酒店里神秘失蹤，此前他剛與導演的母親巴哈（Baha）告別，巴哈在影片中也占據著重要位置。多年來，巴哈四處搜尋、苦苦哀求，卻始終得不到任何回應，這便是影片的故事輪廓。無論是她在舒適沙發上，用阿拉伯語與那些熟識父親的人促膝長談的訪談片段，還是她在銀幕上呈現的、那滿滿一匣珍貴的影像記憶，都流露出濃濃的親密感。

與這段個人回憶錄并行展開的，是一段敘事風格更偏向學術的利比亞歷史：從殖民統治到民族獨立，再到軍事政變，一步步追溯卡扎菲掌權的全過程 ——曾幾何時，曼蘇爾還是卡扎菲的摯友，伴他左右，直至二人分道揚鑣，曼蘇爾投身反對派陣營。盡管巴哈與多位親屬都參與講述了這些歷史章節，但影片在呈現這部分內容時，更側重于信息傳遞，而非情感共鳴。

它采用了類似肯·伯恩斯（Ken Burns）*式的濃縮手法來處理照片，通過緩慢的縮放和導演的畫外音解說，本想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效果卻適得其反，反而生出一種疏離感。導演的初衷或許并非如此，但最終呈現的卻是一條次要敘事線：曼蘇爾失蹤的前因后果，更像一段用文字鋪陳的遙遠背景，而非籠罩所有事件的情感底色。

《我的父親和卡扎菲》最動人的地方，其實藏在那些逸聞軼事與家庭錄像之中。年輕的吉漢和哥哥擺弄攝像機的畫面，他們時而消失在鏡頭前，時而又通過簡單的技巧重新出現，這些畫面揭示了影片核心最深切的渴望：一個家庭渴望填補那巨大的空白。然而，對他們心理狀態的探索，以及他們無法釋懷的遺憾，卻屢屢被影片中那些偏重史實梳理的支線打斷。影片對當時政治環境的冗長闡釋，其實完全可以整理成類似Wikipedia的條目清單，直接分發給觀眾，讓他們了解20世紀阿拉伯歷史的相關知識。

這些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對于回顧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具有重要價值，但它們常常偏離了影片更具溫情（且恰如其分地充滿哀傷）的部分所營造的強烈氛圍，即那些與曼蘇爾最為親近的片段。這些外圍細節并非通過一個流亡家庭的視角來講述，而是作為影片情感核心的附錄。不過，當兩條敘事線偶爾交匯時——比如一些年長的男性親屬與熟人，對曼蘇爾的失蹤諱莫如深、欲言又止——此時的沉默，遠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它以一種比任何旁白都更強烈的方式，將觀眾引向影片那令人心碎的政治隱喻。

遺憾的是，這些充滿嚴重疑慮的時刻少之又少，當故事終于迎來一個看似結局的時刻，卻未能帶來更具沖擊力的情感宣泄。在這個關于想象中的暴力與痛苦的故事中，不乏令人不安的沖突場景。但即便影片時長不到90分鐘，《我父親與卡扎菲》卻幾乎沒有時間深入探討那些圍繞其幽靈般主角之死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和問題。吉漢愿意與世界分享如此私密且痛苦的經歷，理應得到贊譽，只是影片的敘事形式，未能始終如一地傳遞出那份切膚之痛。

*肯?伯恩斯（Ken Burns）：是美國知名紀錄片導演，擅長以老照片 + 旁白的方式講述歷史，此譯法可體現其獨特風格。

本文來源：variety

作者：Siddhant Adla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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