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書以立碑：彭崇谷當代詩賦刻石的文化實踐

作者：張國軍 蔣安

彭崇谷教授，著名文化學者、詩人、書畫家，自退出行政領導崗位后，便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化創作之中，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詩詞、楹聯、辭賦文章及書法繪畫作品，其中許多被刻石立碑于祖國名山大川和重要文化景點，深受公眾喜愛。

詩詞石碑，立于浙江遂昌縣城街道

《胡耀邦故里廉政箴言書法碑林賦》石碑。作為瀏陽市中和鎮蒼坊村廉政書法碑林主題碑。　　

彭崇谷先生介紹，將文字刻于硬質物體之上是我國古已有之的文化傳統。我國先人最早將字符刻于陶器之上，商周時期則大量刻于動物甲骨和青銅器上，形成甲骨文和金文。西漢時期，紙張逐漸成為文字主要載體后，朝廷開始將經典刻于石碑上，形成“石經”。漢、魏、唐時期，石經以“經”為核心，如東漢《熹平石經》刻寫了孔子所著《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論語》《公羊傳》七部經典，唐代《開成石經》刻寫《周禮》《論語》。刻石經書意在統一全國思想，確立官方意識形態，同時為太學、國子監提供固定教材，成為永久、權威、不可篡改的范本。北魏末期至北齊時期，佛教也開始將佛經刻于石壁;民間富貴人家則出現將死者生平事跡刻石制成墓碑。歷史上還有少數地方將著名詩文刻碑，如唐代永州刺史元結撰文、顏真卿書寫的《大唐中興頌》，北宋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及蘇軾、米芾題跋書寫的“三絕碑”，岳陽樓懸掛的范仲淹《岳陽樓記》木制匾額。這些碑刻詩文兼具文字與書法價值，是研究文學文字演變的珍貴實物。

　　在這一傳統基礎上，彭崇谷教授將自己的賦文及詩聯系統性刻石立碑，成為當代文人創作的重要實踐。他十余年來創作詩詞、對聯數千首，辭賦文章近四十篇，其中許多作品刻石立碑，分布于全國名山大川、城市文化景點和教育機構。

　　從數量與分布來看，彭崇谷的碑刻作品規模宏大且遍布廣泛。自然山川類賦作有《長白山賦》《衡山賦》《崀山賦》《莽山賦》《湘江賦》;城市類有《永州賦》《湘鄉賦》;歷史人物類有《歐陽詢賦》《左宗棠賦》《曾公國藩賦》《彭公德懷賦》;文化與教育機構類有長沙望成思益書院、瀏陽廉政書法碑林、衡陽虎形山人防公園、王船山古道、湘鄉褚公祠、湘潭華夏大劇院以及岳陽職業技術學院、湘雅醫學院、湖南財政經濟學院、湘鄉東山學校、衡南縣一中等。其他地區如浙江遂昌縣、遼寧營口縣、安徽太湖縣及湖南永州雙牌陽明山、東安舜皇山、祁陽縣大忠橋、岳陽君山、湘西吉首、龍山水沙坪、常德石門等地也有彭崇谷所作碑刻。碑刻及牌匾總數近四五十處，刻字總量萬余字，絕大多數為六、七米長、二、三米高的巨型原石或石墻，也有刻于堅固紅木的作品，規模壯觀。

《崀山賦》石碑，立于邵陽市新寧縣崀山5A級風景區

《湘鄉賦》石碑，立于湖南省湘鄉市人民廣場

《湘江賦》石碑，立于長沙市開福區湘江北路鵝羊山

《長白山頌》石碑。立于吉林省延邊州長白山北坡上山入口處

《彭公德懷賦》石碑。立于湘潭市湘潭縣彭德懷學校

　　作品內容充滿家國情懷與民眾意識。《永州賦》中寫道：“裝民眾于心懷，負社稷于肩梁。愛我華夏，建我華夏，千秋不易其志。祈吾神州，祝吾神州，萬世永葆榮昌。”《三江源賦》由贊美三江源入筆，逐層擴展至贊美祖國母親，強調保護江河的全民責任：“護吾三江，美吾三江，匹夫皆有其責;污吾三江，毀吾三江，萬物難辭其咎。”《船山古道記》呼吁當政者多做“人民群眾喜愛的事”“國家需要的事”，并提出“政通人和，邦國榮光”的理念。《曾公國藩賦》通過曾國藩的修身、治家、從政事例，強調人才成長與國與家興盛的關系，提出“惟求代代多才俊，壯我中華萬萬年”。

《永州賦》石碑，立于永州市冷水灘區湘江之畔濱江廣場

　　在視角與思想上，彭崇谷賦作獨具特色。他善于從自然與社會現象中悟出發展規律與處世哲理。《莽山賦》中，他通過描寫偏遠山地的景象，聯想到人才選拔與社會施政：“處高位者應盡選賢任能之責，棄陋習陳規，拔俊彥在平凡，任賢能于要位;使之適其崗，盡其能”。同時，他也勉勵基層人才“養其德，強其能，精力勃發，效力社稷”，強調社會繁榮需政通人和、俊才泉涌。

《莽山賦》石碑，立于湖南郴州市宜章縣5A級旅游風景區莽山。

　　文采氣象和宏闊格局是彭崇谷賦作的重要特征。他描寫自然景觀氣勢恢宏，如三江源“孕甘泉而滋天下，峙高原以領八方”，長白山“巍巍長白，五岳齊肩”，衡山“虎踞龍盤八百里”，莽山“逶迤數百里，扶搖九霄天，北望云霞衡岳，南聽南海濤聲”。其作品既描寫地理風貌，又體現地域歷史人文厚度，宏闊氣象與文采并重。

　　彭崇谷碑刻的另一顯著特色是文墨一體。他的碑刻作品多為自撰自書，書法植根中華傳統，筆法嚴謹、結構端莊，兼具行書、楷書精髓與現代審美，筆力雄健，氣韻渾厚，既穩重又靈動。由于碑刻內容原創，避免了當今書壇常見的雷同現象，既體現文學性，又兼具書法藝術價值，其雕刻于堅石之上可長期保存，具有稀缺性和文化傳承價值。

　　在文化和社會層面，彭崇谷的碑刻作品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填補了當代辭賦系統性刻石立碑的空白，延續了古代少量詩文石刻傳統;另一方面，作品置于名山大川、城市景觀和公共文化空間，使傳統文化直觀地貼近公眾，弘揚愛國、鼓勵進取、崇尚高潔、啟迪智慧的正能量，激發民族自豪感和家國情懷。同時，碑刻作品為地方旅游和文化景區增添了精神資源和人文氣息，如《莽山賦》《長白山賦》《崀山賦》等碑刻，成為游客駐足品讀、拍照留影的重要文化景觀，提升景區知名度和影響力。

《衡山賦》石碑。立于湖南南岳衡山

《虎形山賦》石碑，立于衡陽市石鼓區虎形山公園

《左宗棠賦》石碑》，立于湖南省湘陰縣左宗棠文化廣場

　　正如郴州市委主要領導在閱讀《莽山賦》后所感慨的：“妙哉斯賦，奇文共欣賞……莽山必以其文更加名揚天下。”彭崇谷教授以詩文書法為載體，將文學、書法與自然、人文空間融為一體，不僅延續了中華詩文刻石的傳統，也展示了當代文化的繁榮與生命力。

《曾國藩賦》石碑，立于湘鄉市漣濱書院曾國藩紀念館

《東山學校賦》石碑。立于毛澤東母校湘鄉市東山學校

《岳陽職院賦》石碑，立于岳陽市職業技術學院

《船山古道記》石碑，立于衡陽市雁峰區王船山古道入口

來源：中國訪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