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帶來安全”，錯了嗎？｜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

傳統國際關系理論普遍認為“實力帶來安全”。然而，2025年12月24日，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CALEB POMEROY）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指出，強國往往比弱國更缺乏安全感，這一現象根植于權力對心理認知的影響。

他指出，心理學研究表明，被賦予權力感的參與者更容易表現出沖動、多疑和攻擊性，甚至將他人視為威脅并支持懲罰性行為。因而強者更傾向于依賴直覺和刻板印象評估威脅，而非理性分析；弱者則因資源有限而更注重審慎思考。美國的歷史經驗也證明了類似的邏輯：建國初期，美國實力薄弱，卻以務實外交與周邊部落共存；但隨著19世紀國力增強，美國政府開始將印第安部落視為“不可容忍的威脅”，最終導致傷膝河大屠殺等悲劇。二戰后，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反而更深陷焦慮：朝鮮戰爭、伊拉克入侵等決策均源于對“潛在威脅”的過度反應，而非實際危險。

他指出，當前中美競爭本質上是安全感的博弈：雙方增強實力的行為會加劇彼此的不安全感，形成“實力增長—焦慮上升—進一步擴軍”的惡性循環。要打破這一循環，強國領導人需主動“像弱者一樣思考”。

卡萊布·波默羅伊（CALEB POMEROY）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和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的助理教授

大多數外交政策思想都基于一個基本前提：實力帶來安全。由于沒有全球警察部隊能夠在危機時刻做出反應，各國必須積蓄力量以確保自身安全。它們必須建立強大的軍隊來保衛國土，捍衛重要的國際利益。它們需要培育強勁的經濟來為軍隊提供資金，并抵御財政壓力。這些理念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驅動著各國的戰略，包括當今世界兩個最強大國家的政策。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推行軍事建設和經濟自給自足，以威懾對手，他的顧問稱之為“以實力求和平”。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大力投資人民解放軍和制造業，以使中國“自力更生，自強不息”。

實力的確能在純粹的物質層面上增強安全感。但安全感也是一種心理現象。領導人和民眾都希望擁有強大的軍隊，這不僅是為了自身安全，更是為了獲得安全感。然而，幾乎沒有心理學研究支持安全感與物質力量的客觀統計數據相符的觀點。

事實上，證據表明情況恰恰相反：實力會使人們對他人的意圖更加懷疑，從而加劇焦慮。事實證明，強者在做決定時比弱者更傾向于忽略謹慎的理性分析。相反，他們憑直覺評估威脅，并憑本能行事。弱者明白他們必須進行批判性思考才能應對周圍環境，而強者卻認為他們可以依靠刻板印象和其他思維捷徑來蒙混過關。結果，強者以悲觀和過于簡單的視角看待世界，滋生猜疑和焦慮。

為了檢驗這一心理學發現是否適用于國際關系，我考察了外交政策精英和普通民眾如何看待國家實力和威脅感知。我重點研究了冷戰時期美國決策者、2022年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之前的俄羅斯決策者以及當代中美公眾的思維模式。

我的研究結果非常明確：強大的國家，如同更有權勢的人一樣，往往比弱小的國家更缺乏安全感。它們會臆想或夸大威脅，他們更容易沖動行事，也更容易被激怒。因此，與那些感到國家軟弱的人相比，他們更有可能支持發動和升級戰爭。

這一發現令人擔憂。如今，世界格局再次呈現大國競爭的趨勢，尤其是在中美之間。雙方都在試圖超越對方，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求安全感。但這種策略很可能適得其反。如果華盛頓實力增強，它就會更加確信北京構成威脅。如果北京實力增強，它就會認為華盛頓在其周邊地區的行動更具威脅性。其結果可能形成惡性循環：隨著兩國實力的增強，它們的不安全感也會加劇，從而促使雙方進一步加強軍事建設，進一步加劇彼此的焦慮。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任何強國的官員都應該努力消除實力帶來的心理影響。這意味著他們在做決定前應該深思熟慮。他們應該仔細評估所有關于潛在威脅的現有證據，而不是倉促下結論。換句話說，他們應該像管理弱勢政府一樣思考，而不是像管理強勢政府一樣思考。

位高則責重

國際關系中最古老、最主流的觀點之一是：實力帶來安全，弱點帶來不安全。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分析正是基于這一前提：“雅典勢力的增長及其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慌，使得戰爭不可避免。” 但研究個體心理學的學者早已認識到，實力未必能帶來理性的觀點和行為。正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四世所說：“戴王冠者，寢不安枕。”

盡管斯巴達本身實力強大，但雅典勢力的迅速增長改變了既有的權力結構，并在斯巴達內部引發深層次的安全焦慮，最終推動其走向戰爭。圖源：Wikemedia Commons

二戰后，心理學家直接研究了權力對人的影響，試圖理解為何看似正常的人在感受到權力時會做出極其殘忍的行為。例如，在臭名昭著的1971年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心理學家將研究參與者隨機分配到假想的獄警或囚犯角色，結果發現獄警很快就變得虐待囚犯。

十年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進行了臭名昭著的服從實驗，實驗中，參與者被指示對另一名參與者施加電擊。（實際上，另一名參與者是一名演員，只是假裝被電擊）米爾格拉姆的受試者在被告知要施加電擊時，仍然繼續這樣做，即使是致命劑量的電擊。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蘇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達徹·凱爾特納（Dacher Keltner）等研究人員開始以嚴謹的科學方法檢驗這些直覺。心理學家在實驗室環境中為受試者提供不同數量的資源，并測量他們的觀點，觀察他們在群體中的互動，以及他們的行為。他們還調查并分析了企業環境中老板和下屬的觀點和行為。

研究結果令人震驚：權力感似乎會極大地激發沖動和直覺思維。感到自己有權勢的人會承擔更大的風險，表現出更強的過度自信，導致在實驗室游戲中遭受更大的經濟損失。在一項研究中，受試者參與了一個涉及分配公共資金的合作游戲。被隨機分配到權力強大的“管理者”位置的受試者更有可能認為他們的隊友不可信，因此也更有可能認為應該懲罰隊友以遏制自私的行為。實驗者寫道，這項研究表明，權力會激活“霍布斯式”（Hobbesian）思維，其特點是“不信任他人，因此更依賴威懾作為懲罰動機”。

當然，菲斯克、凱爾特納及其同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權力如何影響受控環境下的個人思維——這與高風險的外交政策決策領域相去甚遠。理論上講，即使是他們在企業環境中進行的研究也未必能直接應用于外交政策決策。畢竟，國家通常擁有眾多旨在促進不同聲音之間進行協商的機構和官僚體系。然而，我的研究發現，心理學文獻實際上與此高度相關。

強國的決策者比弱國的決策者感到更缺乏安全感，也更具攻擊性。人們或許會希望，在民主國家，由于民意能夠約束領導人最糟糕的沖動，這些影響會有所緩和。但在我對美國公民的調查中，我發現，那些認為自己國家更強大的普通民眾，其威脅評估也更高，并且比那些認為自己國家更弱的民眾更支持鷹派政策。因此，民主國家同樣容易受到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

事實上，美國或許是國家實力增強如何引發恐懼情緒上升的最清晰案例。18世紀80年代建國之初，美國物質實力極其薄弱，經濟因戰爭債務而舉步維艱，周邊環繞著數十個實力雄厚、主權獨立的印第安部落。僅東南部的喬克托部落就擁有相當于美國常備軍十倍的軍事力量。就連美國的締造者們也對這個新生國家能否生存下去感到擔憂。

然而，他們并沒有驚慌失措，而是認真評估了戰略環境，并將外交作為治國理政的主要手段。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像接待歐洲政要一樣，定期接待并款待印第安代表團，并向這些部落支付土地割讓款。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警告說，享有“完全安全”（full security）的夢想“過于理想化，不足以作為國家行為準則”（too visionary to be a rule for national conduct）。

然而，隨著美國在十九世紀崛起成為西半球霸主，其戰略考量也發生了轉變。決策者們認定印第安部落并非潛在的合作伙伴，而是不可容忍的威脅。他們更加依賴種族化的刻板印象，將印第安人描繪成好戰且不理智的形象。因此，政府認為別無選擇，只能對他們發動攻擊。

1890年，一場名為“幽靈舞”（Ghost Dance）的宗教運動興起，旨在讓參與者與祖先的靈魂重新連接，以此抵抗美國的西進擴張和文化同化。拉科塔（The Lakota）人的這種舞蹈習俗令美國精英階層極為擔憂，以至于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總統派遣了自美國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軍隊前往松樹嶺印第安保留地。結果便是傷膝河大屠殺（Wounded Knee Massacre）。美國非但沒有因實力增強而感到安全，反而開始追逐幽靈。

傷膝河大屠殺發生于1890年，是美國歷史上針對原住民最具象征性的暴力事件之一，也常被視為印第安戰爭的終結。圖源：Wikemedia Commons

這種侵略行為的部分驅動力并非恐懼，而是機遇。隨著國力的增長，華盛頓能夠輕易地攫取比以往更多的土地。但決策者們明確表示，擴張的另一個驅動因素是他們認為印第安部落構成了威脅。

“我并不認為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西奧多·羅斯福在1886年曾發表過一句言論，“我相信十個印第安人中有九個是好印第安人，至于剩下的第十個，我可不想深究。”正如歷史學家內德·布萊克霍克（Ned Blackhawk）所言，美國官員感到他們“正在形成的種族秩序”正受到西部印第安人的“持續威脅”。

權力導致腐敗

二戰結束后，美國的實力再次大幅提升。戰前，其他國家至少還能自詡與華盛頓平起平坐。但戰后，美國已無真正對手。法國、德國和日本都已四分五裂。英國雖然避免了被入侵，但也遭受了慘重的傷亡，德國的轟炸也使其城市和工業中心滿目瘡痍。蘇聯的實力與美國相差無幾，但也同樣疲憊不堪：其軍民死亡人數約為2700萬，而美國死亡人數不足50萬；蘇聯的許多主要城市也遭到德國的蹂躪。與美國的工業實力、遠洋海軍和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網絡相比，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相形見絀。

然而，美國并沒有表現得像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那樣。相反，華盛頓的領導人比戰前更加焦慮。幾乎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美國官員就開始擔憂共產主義政權。1950年，國務院和國防部起草了NSC-68備忘錄，呼吁大幅增加和平時期的國防開支并研發氫彈。該文件宣稱：“隨著其實力的增強，美國及其公民正處于最深的危險之中。”

哈里·杜魯門總統迅速將這份備忘錄奉為美國冷戰戰略的指路明燈。備忘錄發布不到三個月，杜魯門便下令美軍涌入朝鮮半島，以回應朝鮮“入侵”其南部鄰國的行為。對華盛頓而言，這并非出于安全考慮；這場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內戰。但由于美國官員早已疑神疑鬼，他們將朝鮮的入侵解讀為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企圖引發連鎖反應，將一個又一個政權轉變為共產主義政權（即決策者后來所稱的“多米諾骨牌理論”），最終導致一場針對美國的世界大戰。

美國介入朝鮮局勢，部分源于其在冷戰初期將朝鮮半島的地區沖突，納入對蘇聯全球擴張的整體判斷之中，從而在高度安全焦慮下采取了超出半島本身威脅程度的軍事行動。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如果任由韓國淪陷，”杜魯門反思道，“共產主義領導人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征服離我們更近的國家……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遏制，就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相比之下，實力遠遜于美國的英國人則看得更為清晰。1950年，英國駐美大使寫道，華盛頓“充斥著太多清教徒式的復仇天使”，他們一心只想“懲罰罪犯”。換句話說，美國的入侵是侵略行為，而非自衛。實力更為弱小的加拿大人則對華盛頓的應對措施提出了更嚴厲的質疑。他們認為，對國際安全最緊迫的威脅并非斯大林，而是美國在朝鮮的過度反應。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的實力更加無可匹敵。它不再僅僅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可爭議的全球超級大國。但即便如此崇高的地位也未能消除美國的擔憂。

“我們斬殺了一條巨龍，但如今我們卻身處一個充滿各種毒蛇的叢林。在很多方面，那條巨龍反而更容易掌控。”即將上任的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1993年的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如此宣稱。其他外交政策官員也發表了類似的評估。正如在朝鮮戰爭（以及后來的越南戰爭）中一樣，他們將這些評估付諸行動。美國所有軍事干預行動中，有整整四分之一都發生在冷戰后的時代。

如同十九世紀一樣，這些冒險行動部分源于華盛頓強大的軍事實力。一個能在30分鐘內將特種部隊部署到世界各地，并在數日內發動全面地面入侵推翻政權的國家，比那些不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更愿意發動戰爭。強者為所欲為。

但這些行動也無疑是日益增長的焦慮情緒的產物——具體而言，是對不作為可能帶來的后果的恐懼。以入侵伊拉克為例。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對美國并不構成威脅。華盛頓的情報報告顯示，他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但這并沒有消除喬治·W·布什政府的擔憂。2002年，時任布什國家安全顧問的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警告說，等待伊拉克擁有核能力的證據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現在采取行動的代價。“我們不希望最終的證據是一朵蘑菇云，”她解釋道。

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觀點更為精辟：“沒有任何恐怖主義國家比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對我們人民的安全和世界穩定構成更大或更直接的威脅。”布什的想法則更加缺乏理性。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世界各地進行民意調查，來告訴我我認為應該采取什么行動，”總統在襲擊發生前說道，“我只需要知道我的感受。”他擔心侯賽因，這就足夠了。結果是無數平民喪生，民眾激進化，制造出未來的恐怖分子，以及超過2萬億美元的損失。

像弱者一樣思考

美國并非唯一一個因實力增強而感到不安全的國家。莫斯科也同樣有著因實力增強而產生的恐懼的悠久歷史。上世紀70年代，蘇聯的核武器和常規軍事能力相對于在越戰后正處于裁軍階段的美國而言，占據了優勢地位。作為回應，蘇聯開始更加擔憂美國在阿富汗的影響力，并因此發動了代價極其慘重的入侵。

如今，莫斯科已不再是超級大國，但它依然強大卻又缺乏安全感。事實上，2020年一項針對俄羅斯高級精英和政府官員（包括軍方和安全機構人員）的調查發現，那些認為俄羅斯實力正在增強的官員最有可能將烏克蘭、美國和北約視為威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并未參與此次調查，但他似乎持有類似的觀點。毫無疑問，他入侵烏克蘭的決定部分是出于領土收復主義的考量。然而，在為這場戰爭辯護的演講和論文中，他反復表達了對華盛頓將利用基輔威脅俄羅斯安全的擔憂。

因此，世界似乎正朝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發展。畢竟，對于這些強國的領導人來說，消除恐懼并非易事。但他們可以通過積極嘗試像弱者一樣思考——也就是說，深思熟慮、感同身受、務實地思考——來做出更好的選擇。至少強大的美國在這方面有一些經驗。

面對他所認為的蘇聯擴張主義抬頭以及美國混亂、代價高昂且日益軍事化的外交政策，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于1953年啟動了一項絕密的宏觀戰略設計評估。在這項評估中，由高級官員組成的團隊研究了三種侵略程度不同的外交政策戰略。在審查了他們的分析后，艾森豪威爾認為較為溫和的策略更為有效，并選擇了更具成本效益的遏制戰略，而不是采取代價更高的積極主動地遏制莫斯科影響力的策略。

艾森豪威爾的演練無需對官僚機構和組織進行代價高昂的重組，而僅僅需要謹慎深思熟慮。為了避免陷入危險的糾葛，強大的國家應該更多地進行此類演練。例如，這樣的演練或許能夠引導華盛頓放棄目前在委內瑞拉周邊海域的軍事集結。特朗普認為，打擊船只、扣押油輪以及威脅攻擊加拉加斯，都是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國的必要手段。

但這套邏輯是錯誤的。芬太尼或許是導致美國人過量吸毒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委內瑞拉大規模生產芬太尼。因此，這些行動并不能增強美國的安全。相反，它們有可能引發一場新的重大沖突，消耗大量的美國資源，很容易使國防開支超出最近通過的近1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而如此龐大的預算本身也不太可能給華盛頓帶來和平。對不同黨派的人來說，撥給五角大樓的資金都是為了加強美國的安全。但這種心理計算是有問題的。

這并不意味著各國政府不應該投資于其武裝力量。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它們應該放棄發展經濟的努力。但這確實意味著，領導人和分析人士必須摒棄這樣一種觀念：在外交事務中，實力可以減少不安全因素。

文章原標題為《 力量越強，不安全感也越強——為什么強國比弱國更恐懼》（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Insecurity——Why Stronger States Are More Fearful Than Weaker Ones） ，2025年12月24日刊載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網站。內文有所刪減。

編譯｜劉深 IPP新媒體主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