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氣候變化，媒體如何闡釋復雜？

2025年，極端天氣正以前所未有的頻率與強度沖擊中國農業：華北秋收遭遇連綿陰雨，玉米、花生大面積霉變；長江流域伏旱肆虐，晚稻減產；華南臺風接踵而至，養殖業損失慘重。

氣候變化下，與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聯系更緊密的農村和農業往往會遭受更嚴重的破壞。但在媒體報道層面，有關這一議題的呈現卻顯得非常薄弱和貧瘠。在本文中，稿鑒編輯部以今年10月份“華北秋收遭遇連陰雨”作為切入點，比較分析了冰點周刊、經濟觀察報、三聯生活周刊等媒體在相關報道中的優點和不足，并進一步思考氣候變化下的農村和農民為何被忽視的問題。

事實上，許多與食農有關的話語聲量都是非常微弱的。在油罐車和預制菜這些已經進入公眾視野的事件外，還有更多食農議題值得我們關注。從土地到餐桌，每一個環節都存在著“誰決定我們吃什么”的迷霧，我們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內容創作將這些迷霧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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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期拖了略久的推送。

最近幾年，氣候變化越來越多地改變著地球和我們的生活，比如北京越來越潮濕的夏天，冰島首次發現了蚊子，因中國北方氣溫驟降來不及飛回南方而凍死的鳥類……但這些往往只能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熱搜、微信群里大家閑聊的話題，很難成為一個深度報道選題，或者說，即使是寫成稿子，可預見的傳播效果也很一般。

這不是氣候報道所獨有的尷尬處境。

在這個流量就是指揮棒的時代，對于那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事情的深度報道都在日益萎縮，遑論農村與農民題材。猶記得，2021年鄭州“720”暴雨，有關鄭州市區里的受災情況，尤其是地鐵乘客遇難事件，吸引了最多的關注與報道，與此同時，鄭州周邊的農村地區受災情況更為嚴重，死亡人數也更多，卻報道寥寥，僅有的幾篇稿子，閱讀量也遠遠比不上前者。

而我們這一期關注的報道，恰好是前述兩個話題的交集：氣候變化下的農村與農民。

稿鑒編輯部一致認為，流量非常、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衡量稿件的唯一指標。對于這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報道，應當予以關注。而如何提升那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 報道的含金量并使之具有吸引力，是更加值得討論、且應當成為我們所追求的目標。

漬澇災害報道的媒體表現

特約作者：小A（自由撰稿人）

各家媒體在報道此次災情時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對氣象災害本身的理解和闡釋上顯得不足。以10月10日為例，當天氣象部門已發布了“連陰雨”和“漬澇災害”的預警。然而，這樣的預警究竟意味著什么？“連陰雨”和“漬澇災害”分別指向怎樣的災情？此前是否有類似情況發生？這些問題，在媒體報道中幾乎沒有得到充分解釋。

盡管財新等少數媒體提及了土壤墑情的狀況——這實際上與“漬澇災害”密切相關。但總體而言，媒體并未進一步對這種災害進行系統性的解讀與科普。如，針對“漬澇災害”的應急處置機制是怎樣的？從條塊之間的分工是怎樣的？預警后，哪些部門和人員要第一時間應對？

此外，就報道的深度而言，多數媒體雖然深入到縣鎮一級進行采訪，但對當地的雨量差異、地勢特征等關鍵要素缺乏詳細呈現（盡管個別媒體有做過類似嘗試）。可以說，幾乎沒有媒體提供降雨分布圖等更為科學、直觀的數據支持。與此同時，公開可查的降雨數據往往也難以精確到市以下行政區劃，這使得報道在呈現災情的空間分布上顯得模糊而片面。或許有條件的機構媒體可以在氣候變化報道的可視化上做更多的探索。

10月15日，冰點周刊發表《 》，這或許是國內媒體關于本輪澇災最早的報道。

潮濕的天氣不僅影響農作物，也滲入了農戶的日常生活——臥室墻壁成為霉菌的培養皿，三代人一同下地收割；收割機在泥濘中更耗油，夜色里機器燈光閃爍，宛如田間螢火。那些在澆地環節最用心、作物長得最扎實的農戶，如今卻因濕度過大，反而遭遇最嚴重的霉變。霉菌蔓延到老婦的手上，皮膚被染成黑色……這些細節，直觀地呈現出澇災對日常的影響。

農戶們還面臨著經濟與時間的雙重壓力：澆地水管和水費的開銷、稻谷無法及時晾曬的焦慮。糧食越拖著不賣，霉變就越重。而烘干機設備主要集中在種植規模較大的大戶手中，還有“最低起烘量”的門檻。

這些細節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持續陰雨與基層設備匱乏的條件下，農民無法依靠個體去應對災情。

但遺憾的是，作為返鄉人士的記者離開當地前（從其拍攝照片推測，應在10月13日前后），河南省氣象臺已預測：20日前省內雨日仍將偏多，直到20日夜間連陰雨才可能結束。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在這整整一周的間隙里，各級政府部門采取了哪些措施？

記者也提到，村里公開可用的烘干機只有兩臺。除此之外，當地村鎮農業部門是否還有其他應對行動？是否能更充分地調動本地資源，幫助農戶減損？這些都值得進一步追問與核實。

10月18日，經濟觀察報發表《》。找到一個巧妙的角度來切入選題有多重要？這篇稿件就是一個絕佳的范例。

澇災發生后，對農業的影響究竟有多嚴重，僅通過個案式的采訪其實很難真正展現出來，而官方數據也因種種原因難以收集到。那么，如何描述這場澇災的嚴重程度呢？圍繞烘干機的供不應求這一點展開，整個事情就變得鮮明起來、生動起來。

圍繞烘干機，記者采了四個相關采訪對象，有烘干機銷售者、烘干中心運營者，及中聯重科農業機械公司全球研發中心烘干工程研究所所長方增強。通過展現烘干機作為增量市場（尤其在北方），年銷量已從2023年的1650臺增長至2025年的近3000臺等，從產業角度體現了氣候變化，和今年、甚至去年秋收里陰雨天氣帶來的影響。

稿件最后還延展到了在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下，種植制度該如何調整這一點上。通過權威專家的分析，給稿子有了一個建設性的收梢。個人覺得，這篇稿子是此次同題報道中比較出彩的一篇。

10月18日，中國新聞周刊發布《 “看著滿院發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黃淮秋收調查》，10月20日，三聯生活周刊發布《河南“60年一遇”爛場雨》，兩篇稿件都以電話采訪為主，采訪量大、覆蓋面廣，具有一定代表性。

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了一位擁有90畝耕地的農戶張先生，并對其損失情況進行了測算，還核實了因霉菌中毒需要緊急就醫的情況。同時兼顧了安徽、山東等地的受災狀況，呈現了更大范圍內的秋收困難。

文章還關注到救災資金的使用情況。通過多方采訪，記者核實了糧食烘干服務點是否存在“只低價收糧、不提供烘干服務”的現象，并據此提出追問：救災資金究竟能否真直接降低農戶的烘干成本？在這一點上，機構媒體的優勢得到了充分體現——受訪農戶、烘干站經營者、農業局負責人三方的聲音均被納入，使得問題呈現更加全面而可驗證。

最終，報道通過專家觀點指出了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財政補貼主要流向設備端與企業端，擁有烘干設備的種糧大戶、合作社往往優先得到保障；二是相關部門的救災應急聯動機制缺乏前瞻性和可信度。

整體來看，這篇報道時效性強，選題角度準確，信息篩選到位，也完成了機構媒體應有的調查與追問功能。略顯不足的是，篇幅較長、面面俱到的寫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章的重心，導致文本略顯沉悶。但考慮到發布時間較早，為爭取報道時效而快速成稿，這一點可以理解。

相對而言，三聯的稿件延續了其一貫的風格。例如，細致描寫了手掰玉米、旱季澆地等勞作工作，這些細節的鋪陳使人物的處境更具觸感，有助于讀者理解農民的真實狀態。

在結構性問題上，稿件也提及當前烘干站供不應求，并指出對小農戶存在現實限制。同時，記者還在農民家庭生活的敘述中，將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務工形態、農村兒童教育困境乃至孩子對鄉土的情感淡漠等問題一并呈現出來，城市與鄉村、老中青三代人的關系嵌在同一敘事中，具有明顯的文化語境感。

還采訪玉米耕作與栽培專家喬江方，補充了技術層面的視角。他指出連陰雨導致光照不足，會對籽粒灌漿期產生影響，繼而降低產量；霉菌也會帶來品質上的損失。這些信息有價值，但整體上仍顯不足。例如，在玉米生育期已進入后程、卻無法及時收割時到底會帶來哪些具體后果，文章并未展開；喬江方提到自己從9月中旬便開始指導搶收，但具體如何指導、指導范圍和可執行性，也沒有進一步說明。

此外，省氣象部門“預判有雨，但不知道雨勢這么大”這一說法，在報道中未得到追問：為何無法做出更精確的降雨時長和雨量預估？現有氣象能力的科學限制在哪里？在技術條件已知無法做到精確預報的情況下，相關部門的預案是怎么準備的？這些問題，似乎都有再向前追問的空間。

10月22日，食通社發表《搶收難、烘干難，秋收遇到連陰雨，誰給農民“撐傘”？》，這是一篇少見的現場報道，記錄河北河南六縣的受災情況與農民的應對，優點是內容全面，比較細致地記述了各個環節農戶應對災害天氣的措施，對比不同資本條件下農戶抗災能力的差異，體現農村環境里不同人受災情況的差異等，希望努力體現農戶的能動性，絕非一桿子打死的農民都是又賠又慘的那種底層敘事。但文章篇幅較長，沒有重點，尤其后兩個小標題有資料堆砌之感。

【稿鑒編輯部思考】

盡管上述稿件存在不同層面的不足或遺憾，但應當感謝這些媒體與記者的付出，讓農民在極端氣候中的處境能夠進入公眾視野。只是，現實是殘酷的：氣候災害相關報道的傳播度普遍不高，其核心問題在于：讀者是否愿意看。

讀者不愛看的外部原因有二：第一，文字報道的受眾與受災主體并不重合。農民是此次災害的直接承受者，卻不是深度文字報道的主要讀者群體；而真正會閱讀長文報道的城市受眾，又往往與農業、糧食、農村生活相距甚遠。這種天然的錯位，使得農業生產生活故事在傳播路徑上呈現出先天弱勢。

第二，近幾年，中國社會整體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度都在降溫。十幾年前，全球變暖與碳排放等話題還是時髦的熱詞，也是媒體競相關注的話題，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氣候變化這一議題在國內逐漸遇冷，媒體報道的規模與深度也大不如從前。

事實上，中國是最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國家之一。

2019年，中外對話氣候傳播項目負責人曾撰文寫道：“2018年夏天，中國大面積經歷高溫，多地的洪澇與干旱災情嚴重。然而同期，相應的媒體報道并沒有出現大范圍的增多。 至于探討災害天氣與氣候變化的關系的內容，更是幾乎沒有。一方面，中國的災害報道更習慣以救災行動為切入點，對災情的分析報道不夠充分；另一方面，中國的新聞從業者也較少主動地將氣候科學、氣候影響與公眾關切的各領域話題結合起來。個人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體驗，是公眾了解氣候變化的重要途徑，而相關討論的缺失，使公眾難以認識氣候變化的緊迫性。”

即便到了現在，氣候災害報道多集中在個案，報道邏輯從下往上延展，容易忽視對預警、預防體系的討論。媒體通常從一個農民、一塊地、一個家庭切入，再向上追問有關職責部門如何搶災救災，便到此為止了。當然，更多的追問，可能也因采訪上的困難而無法進行。

當建筑坍塌、火災、礦難發生時，可找到明確的責任主體問責；但面對洪澇、干旱、連陰雨這樣的天災，常常出現結構性的“無人負責”局面。即便試圖追溯到氣象預測能力、農業種植結構、地方應急機制等上游層面，最后也往往歸結于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氣象事件頻發。責任被分攤和稀釋后，身處其中的個體只覺得自己無辜。

這種情況下，視頻可能是更適合傳播氣候故事的方式——例如“遇真紀事”就走訪了成千上百個村鎮，記錄農民們受極端氣候影響的日常生活。

相比很多文字報道，視頻的傳播效果似乎要更好，更重要的，“遇真紀事”的兩位創作者來自村鎮，他們的鏡頭對準了他們曾經歷和最關注的生活，能更完整、更有針對性地展現出農村生活生產圖景。 而如今，恐怕鮮有媒體記者來自農村，即便有，但長期生活在城市，也如冰點周刊記者在手記中所寫——離農村越來越遠。

所以，除了呈現形式上要有所選擇，媒體報道如何提升建設性和前瞻性，角度如何提煉，都是應該注意的。希望在未來，我們能看到更多既有故事、又有力度的探索，讓氣候變化下的農村與農民走出被忽視的命運。

稿鑒EdiTable 責編：嘉恕 趙晨晨

稿鑒EdiTable 排版：趙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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