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城門是曹化淳打開的嗎？

近日，有讀者在后臺留言，論及“曹化淳開北城門，迎接闖王”一事，認為北京城門并非曹化淳所開。

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來說明一下。

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李自成率大軍入城，崇禎帝自殺，明朝滅亡。

關于北京城破，有史書記載是宦官曹化淳所為。比如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就記載說：

是夕，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入，守城勳衛盡遁；御史光時亨迎降。外城巳陷，而內城尚未知也。 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大街，猶謂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聞城中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

而談遷《國榷》卷一百，崇禎十七年三月丙午與錢士馨《甲申傳信錄》卷一《睿謨留憾》中皆如此記載。

在孟森《明史講義》、傅樂城的《中國通史》、魏雯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樊樹志《晚明史》中均采信是曹化淳開城門一說。

湯綱、南炳文所著的《明史》則回避了這個問題，沒有記述開門者是誰。

但曹化淳本人有意見了，上疏給清朝統治者，說北京城門并不是自己開的。曹化淳之所以要辯解，是因為宛平縣的一個普通百姓楊時茂，對于那些前朝投降的官員們極度不滿，所以向清廷上疏，要求懲處曹化淳、田貴、洪承疇這些投降的人。

曹化淳的上疏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根據《五鄉縣志》記載。

曹化淳，字皞如，趙甫莊里人，工儒業，善草隸，由司禮監任大司禮，廷鞫多所平反，矜疑開釋者至二千余案。周旋掖庭，每于將順成其匡維，懷宗嘉為“公清直亮”。建武清會館于京師，以待賓興，士繼餼授餐皆如禮，助建尊經閣，翼振文風。迨懷宗不諱，義不辭難，親為含殮，上疏乞封陵安厝，情詞誠懇，悉瀝肝膈。世祖章皇帝鑒其悃忱，召侍講帷準，不受職。時有流言誣以廣寧東直門事者，上疏奏辨。奉旨：“曹化淳無端抱屈，心跡已明，不必剖陳，該部知道，欽此。” ——《乾隆武清縣志·卷八·人物·鄉賢附內臣·曹化淳傳》

同樣是根據《武清縣志》記載，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兩次下達諭旨對曹化淳進行祭奠。

而在曹化淳族譜網站上記載：

“崇禎十二年二月，曹化淳蒙允告假還鄉。”

然后：

（順治）元年十月，順治帝移駕北京，曹化淳赴都上疏，請妥懷宗（建州贈崇禎皇帝之廟號）帝后陵寢。經恩準，委內官監冉肇總理其事。

也就是說，在1639年二月到1644年十月之間，曹化淳是不在北京的，所以他當然不可能去開北京城門。

但爭議也在于此。順治、康熙兩任皇帝為何要親自下場為曹化淳辯解？若不是曹化淳有價值，他們值得去為一個前朝太監那么去做？

而康熙、順治以及他們身邊的親信在甲申之變時都不在北京城內，根本不是見證者。

證據一：

陳濟生《再生紀略》中，記載說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因為陳濟生本人就在北京城內，這樣的記載是有可信度的。

而這樣文獻的記載并不只有這一處：

（周）奎自具疏，勉捐一萬。內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萬三萬者。內監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 ——東邨八十一老人《明季甲乙匯編》卷一，崇禎十七年三月戊戌。

崇禎逼捐是在1644年，如果曹化淳已經在多年前就已經離開了北京城，那么他又如何出現在北京進行捐款呢？

證據二：

馮夢龍在《燕都日記》中還說了一件事：曹化淳建議崇禎安葬魏忠賢的遺骸，并說如果魏忠賢還在，事情必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糟糕。

起復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嗚呼！此真謬舉矣。

既然曹化淳1644年都還在北京給崇禎建議，如何又說他已經告老還鄉呢？

證據三：

而在北京城破在即之時，城中的官員和宦官早就開始在為自己謀劃后路，杭州人魏提塘在兵部任職，就看到了那份準備投降的名單，宦官之首是曹化淳，文官之首是張縉彥。萬斯同在著史之時，收集資料，就見到了魏提塘，魏提塘親口給他講述了此事。

這無疑是一份有力的證據，因為這是當事人親眼所見。

京官凡有公事，必長班傳單，以一紙列銜姓，單到寫“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識長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傳單。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約開門迎賊，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彥。此事萬斯同面問魏提塘所說。” ——戴笠、吳喬《流寇長編》卷十七，崇禎十七年三月甲辰。

如果北京城門不是曹化淳打開的，那么打開城門的人只可能是兵部尚書張縉彥，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兵部尚書這一個官職是否有能力開城門。眾所周知，明朝以文制武，以內制外。

證據四：

而谷應泰的《明史記事本末》也是記載曹化淳就在城內：

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閾，欲覘城上守御，輒為監視抑沮。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勛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九《甲申之變》。

加上前面《明季北略》、《國榷》、《甲申傳信錄》等等文獻的記載，足以說明問題。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在北京城內城設立了九座城門，俗稱的“內九門”，由此誕生了“九門提督”這個官職。明代，九門提督的全稱是“提督九門內官”。看名字就知道，這個官是由太監擔任的，屬于內監衙門。城門的掌控權是在宦官手里的，張縉彥想要單獨打開城門是不可能的。而崇禎帝任命的城防負責人是襄城伯李國楨，但是因為欠餉，士卒皆不應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崇禎帝在三月十六日將皇宮內的宦官大部分派上了城墻，這些司禮監的大太監們才是真正的決策者。《甲申傳信錄》記載說：

三月十六日，李國楨上言：守城軍羸弱，不用命。即日令內侍皆上城。

而崇禎向來多疑，在生死存亡的時刻更是如此，比如唐通勤王，崇禎派監軍太監杜之秩與其一起守居庸關。唐通領軍出關戰李軍，但杜之秩卻開居庸關向李投降，導致唐通腹背受敵不得不降。宣府同樣如此，巡撫朱之馮原本要堅守，但監視中官杜勛卻早早跑去城外迎接李自成，宣府不戰而降。

所以在這個時候，城防負責人實際上就是司禮監的大太監，所以曹化淳也有打開城門的權力。

曹化淳是否開門降李自成，史料記載矛盾重重。清廷為其開脫，但當時筆記、當事人證言均指向其參與。

但個人傾向于是其所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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